嚴嵩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旋病休歸里，讀書8載，詩文峻潔，聲名始著。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還朝复官。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奉命祭告顯陵，歸而極言祥瑞，明世宗喜。幾年內先後遷其為吏部右侍郎，進南京禮部尚書，兩年後改任吏部尚書。嘉靖十五年(1536)，以賀萬壽節至京師。時值廷議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銜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詞，取得寵信，加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1542)，拜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後解部事，專直西苑；累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嚴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專擅國政近20年。士大夫側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門，行賄者絡繹不絕。戕害他人以成已私，並大力排除異已。他還吞沒軍餉，廢弛邊防，招權納賄，肆行貪污；激化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晚年，以事激怒世宗，為世宗所疏遠，抄家去職，兩年而歿。[1]
嚴嵩，字惟中，號介溪，明朝江西分宜人。他粗眉毛，大聲音，腳長體高，又削瘦，像只兩腳規。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出生在分宜介溪一個寒士之家，他父親嚴準是個窮秀才，在鄉里課蒙童。嚴嵩幼時聰慧，加上他父親對他的學業格外關心，八歲時就書史成誦，能為文，屬對有奇語．據《嚴氏族譜》，嵩讀私塾時，曾與其老師及叔父對聯語有曰：“手抱屋柱團團轉，腳踏雲梯步步高”；“一灣秀水足陶情，流珠濺玉四顧好山皆入望，削碧攢青；”“七歲兒童未老先稱閣老，三旬叔父無才卻作秀才”。因出語非凡，被人 稱為神童。[2]
嚴嵩如當時不少同年兒童一般，都有一些小智慧，其父是位久考未成，而又醉心於權力的人，自然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兒子身上，於是便悉心的栽培、教導。後來，嚴嵩完成父親的心願，在他25歲之年中了進士，先後被選為庶吉士以及被授為編修官職，直在他雄心壯志的時候，嚴嵩得了一場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嚴嵩的退官的10年，正是宦官劉瑾權傾天 下之時。及後劉瑾與其黨羽被滅後，嚴嵩北上順天，正式複官。在復官的十多年之中，嚴嵩先後工作於北京與南京的翰林院，深深明白到權力的重要。在同時之間，他學會了口蜜腹劍、欺上媚下的“功夫”，又了解若要得到大權，必定要找個靠山。明武宗駕崩後，明世宗繼位。世宗沉迷於道教，整天都與道士們祈求長生不老，對政事莫不關心，朝中的大小事務都交給寵宦處理。當時的禮部尚書夏言極為得到世宗的寵信，又是嚴嵩的同鄉，於是嚴嵩就抓緊這個機會，拚命巴結、討好夏言，成為朝野上下的大紅人。
有一次，嚴嵩在家中設宴，令下人請來夏言，可是夏言謝絕了嚴嵩的好意，於是嚴嵩跑到夏言家門前，撩起衣袍，跪在夏府前。夏言見他如此恭敬也不好意思再三謝絕，便到嚴嵩家中赴宴。得到如此的機會，嚴嵩立刻討好夏言，在宴會上一邊勸酒布菜，一邊甜言蜜語，令夏言十分高興。自此以後，嚴嵩成為了夏言的知己，並向多方推薦嚴嵩。有了夏言的引薦，嚴嵩自此步步高升，更得到在皇帝身邊工作的官職。後來，嚴嵩了解到世宗喜歡被人奉承的心理，於是大展他驚人的逢迎功夫，深得世宗喜愛，更被提拔為禮部尚書，進入了內閣。
嚴嵩羽翼 已豐，於是開始攻擊夏言的陰謀活動，嚴嵩後來以手段教唆世宗離遠夏言，又慫恿世宗罷黜夏言。夏言被罷後，嚴嵩為所欲為，加插自己的親友與羽翼在左右，以鞏固自己在朝野中的實力。可惜，短短兩年內，世宗突然想起夏言，於是再次起用，夏言明白到嚴嵩的為人，於是都把他處處克制，眼見自己受到處處克制，毫無實權，於是懷恨在心中，定要令夏言再無還手的機會。後來，他握著韃靼入侵中原的機會，迫害夏言。在韃靼入侵時，陝西總督曾銑得到情報後，動員手下奪回河套一帶，於是上呈奏疏，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並得到了夏言的鼎力支持。夏言一面在世宗面前舉薦曾銑，一面與曾銑商討計劃。
在計劃開始之時，世宗決心奪回河套，並褒揚曾銑。可是，就在此時，嚴嵩買通了世宗左右近待，使他們於世宗面前說什麼收回河套的建設只是夏言與曾銑信口開河，最終只會惹來無窮的後遺症。同時，嚴嵩又賄賂邊將，讓他上書誣告夏言受曾銑的勾結，在皇帝面前舉薦曾銑，嚴嵩更在世宗面前說兩人奪回河套別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之後，世宗下旨把夏言罷回鄉，後來嚴嵩利用傳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毀謗自己，於是下旨將夏言斬首，夏言的親信也或貶或罰。政敵夏言死後，嚴嵩當上內閣首輔，獨攬大權，在同時，世宗已把所有朝政事務都由嚴嵩所管理，此時除了嚴嵩、道士和左右近待外，基本上沒人見過世宗的一面。
成為內閣首輔後，嚴嵩繼續討好世宗，竟得到了世宗賜得的“忠勤敏達”的銀質印章。後來，嚴嵩年老，於是把自己的兒子嚴世藩協助掌權，嚴世藩本人無能，但有父親的保護，當上了工部侍郎。“有其父必有其子”，嚴世藩比父親的奉承訣竅更高，他收買世宗左右近待，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飲食、一舉一動都匯報嚴世藩，再在世宗面前好好的討好。大臣更乾脆叫他們為“大丞相”與“小丞相”。兩父子權傾天 下長達二十年中，壞事做盡，弄得天下大亂。眾多大臣加以彈劾，皆賴世宗包庇。最終，嚴氏父子的權勢被一位道士的幾句說話推倒，嚴世藩被判斬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而其父嚴嵩被沒收家產，削官還鄉，無家可歸。兩年後就病死。
嚴嵩的仕途生涯與世宗緊緊相連，他的榮辱興衰都決定在皇帝一個人的手裡。嚴嵩入閣二十一年，任首輔十五年，除了楊士奇，有明一代，無人能及。嚴氏父子奸險誤國，早就成為眾矢之的，但是世宗卻無動於衷。那麼，嚴嵩究竟是怎麼垮台的呢？原來，世宗下決心除去嚴氏父子，還是陰謀和權術共同作用所產生的結果。
嘉靖四十年(1561)，嚴嵩的妻子歐陽氏去世，嚴世蕃按舊時禮制應回鄉守制三年，雖然皇帝應嚴嵩的奏請，准許嚴世蕃留京，但他在居喪期間已不能代父入值票擬。嚴嵩此時已有八十餘歲，老朽昏聵，他所作的票擬往往言語不清，前後矛盾，他所進獻的青詞也都是別人代寫，這些多不稱世宗的心意，遂對嚴嵩漸漸心生不滿，後來又聽說嚴世蕃貪虐淫縱，對其父子更感厭惡。
這時，嚴嵩可謂是禍不單行，自己不得皇帝的歡心不說，還與時任次輔的徐階發生了漸趨白熱化的鬥爭。徐階是一個聰明而又有權略的人，他 感覺到世宗對嚴嵩態度的微妙轉變，就買通了世宗很信任的一個名叫藍道行的道士。藍道行在扶乩的時候，顯現出“分宜父子，奸險弄權”的字樣，世宗問：“上天為何不誅殺他呢?”藍道行詭稱：“留待皇帝正法。”世宗心有所動。就在這一年，皇帝居住的萬壽宮發生一場大火，皇帝不知以後怎麼辦，向大臣詢問，嚴嵩竟建議皇帝搬到南宮去住。南宮是舊時英宗被幽錮之所，這對喜歡祥瑞的世宗來講，真是犯了大忌諱。徐階迎合皇帝心意，主張重建萬壽宮，新宮建成後比先前更巍峨漂亮。這樣，徐階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漸有取代嚴嵩之勢。
嚴嵩失寵後，御史鄒應龍聞風而動，上疏彈劾嚴嵩。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徐階的慫恿下，皇帝奪去嚴嵩一切官職，勒令回鄉，嚴世蕃謫戍雷州衛。嚴世蕃在謫戍雷州中途跑回江西老家，嘉靖四十三年(1564)，嚴世蕃又被御史彈劾。世宗大怒，將嚴世蕃逮捕下獄。第二年案結，世蕃被斬，嚴嵩被削籍為民，家產盡抄，世宗令將籍沒的財產一半充邊餉，一半入內庫，僅10萬兩入庫。
後來嚴嵩只得在祖墳旁搭一茅屋，寄食其中，晚景非常淒涼。嘉靖四十五年(1566)四月，嚴嵩在孤獨和貧病交加中去世。他死時窮得買不起棺木，也沒有弔唁者。臨死前，嚴嵩艱難地寫下“平生報國惟忠赤，身死從人說是非”，擲筆而死。當年的十二月，明世宗也龍馭賓天了。[3]
著有《鈐山堂集》 35卷。
嚴嵩是明代嘉靖間的一位大學士，直內閣近二十年。關於他的名號，世人多不陌生。在過去，“奸臣”二字為其考語，典籍裡、舞台上、屏幕中，他是凶狠貪婪、無惡不作的化身，令千夫所指，萬人唾罵。
撥開“奸臣史學”所播下的迷霧，人們不難發現，嚴嵩不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學問大家和書法大家。嚴嵩一生不僅精熟經史典章，諳習音律詩文，對永字八法也毫不含糊。然而，受“奸臣”聲名的株連，他的書法佳制非但未獲得應有的肯定，甚至連他的作者權都被剝奪。
嚴嵩在書壇成名，是在他初入翰林院的時候。弘治十八年（1505）三月，嚴嵩以二甲第二名的成績被賜予進士出身。不久又以一首《雨後觀芍藥詩》入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明代的翰林院實際上就是內閣的署衙，內中網羅了天下的許多科舉人才，是 朝廷的智囊團和書記處。在館閣的日子裡，嚴嵩的經義文章每每在館試中列為首選，他的詩詞唱酬之作每每在宴集中力拔頭籌，於是，人們在欣賞他的文章的同時，又領略了他的書法技藝，觀其文便可獲雙重享受。此後，由翰林院而及他曹，由京師而及地方，士林中便多有以得其墨寶為榮者。鈐山歸隱的八年間，嚴嵩又精研了許多書法字貼，書法造詣更有精進，當世的一些知名畫家每邀他連袂創作，或得一佳作即邀其題署，以為畫面增色。翻開《鈐山堂集》，便可知嚴嵩的許多詩文，便是因此而作，如卷3《吳偉畫》、〈山水畫《題李學士畫》、《題楊時明瀛州別業》、 《李學士薇園秋霽雨圖題贈》，卷5《題呂梁陳之部觀物序》、《奉題閣老費公至樂樓》、《題瀟湘樓》、《題雙松卷，卷6《題風洞》、《題虞山洞》、《題黃氏池亭》、《題龍封君頤貞卷》，卷7《題羅太守畫》、《君持梅卷請題筆贈之》、《題胡使君可泉》，卷8《鳳圖為宗伯序公題》、《夢竹卷題贈胡也貞光祿》、《題宮保孫公宜晚序》，卷10《題顧中丞居》，卷11《題顧中丞載酒亭圖》、《寫真自題》，卷17《子昂馬圖贈大樑李中丞》。通過《直廬稿》，我們還可了解到，嚴嵩自己比較滿意的書法作品，尚有《題先高祖闈中試小錄後》、《題畫冊》、《題田氏所藏予手書》、 《題千字文》等等。令人遺憾的是，上述書法原件多已不存，許多作品我們無從領略其藝術的神韻。
在留傳至今不多的嚴嵩書法作品中，大體上可分為四類，一是榜書，即“署書”、“擘窠書”，這類作品主要標題宮闕門額上，過去在北京較多，如原在西城區東大高殿外牌坊上的榜書“孔綏皇祚”、“太極先林”、“弘佑天民”、“先天民境”，西城區原景山大門上的“北上門”榜書，原在司法部地方法院樓上的“萬邦總憲”榜書，宣武門菜市口的“西鶴年堂”榜書和門聯“用收赤箭青芝品，制式靈樞玉版篇”，前門外鐵柱宮許真人廟裡的“忠孝”、“淨明”榜書，以及前門外糧食店的“六必居”、崇文門的“至公堂”，原翰林院署大堂上的“翰林院署”等榜書，此外，天津薊縣的“獨樂寺”，山海關的“天下第一關”，山東曲阜的“聖府”等也俱出自嚴嵩之手。二是碑文，如現存於湖南永州柳宗元紀念館的“尋愚溪謁柳子廟”一文，杭州西子湖畔岳飛墓旁的“滿江紅”詞一首，便分別是嚴嵩在任國史編修和禮部左侍郎時的作品。三是印文，目前筆者經眼的有兩方，一為木印正書“嚴嵩”，一為篆文陰刻漢白玉“嚴嵩私印”。四是捲軸，嚴嵩生前此類作品最多，然而能保存下來的也最少，現今保存下來的“千字文”，尤屬珍品，嚴嵩自己對此作也頗為滿意，曾於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七十七上“題手書千文後”，敘述自己的書法創作經歷，略曰：“予昔養疴鈐山，得古法書，山林日永，飽時無事，時有臨池之興，雖風雨寒暑不輟，歐陽公謂學書為靜中至樂，信然。既入政途，故步都忘，偶於笥底得舊所臨千文帖，率皆斷簡殘楮無足觀者，兒輩稍聯屬以成斯卷，因識而存之，嘉靖丙辰七月望日題。”
嚴嵩的手書，在嘉靖年間便已是不可多得的珍品，當世的一些著名的書法家如楊慎、田汝籽、湛若水等對其作品都推崇備至。正德年間，田汝籽提學江西，嚴嵩尚是一位七品編修，正困臥鈐山，田汝籽不以其位卑困頓，親自造訪敝廬，相與評騭風雅。嚴嵩將鈐山所作詩稿精心抄錄相贈，田汝籽視為傳家寶，在珍藏了四十年後，臨終之前轉交給其弟田汝米束收藏，田汝米束後來將這些手稿攜至京師送嚴嵩一閱，嚴嵩复睹舊跡，恍若隔世，再“題田深甫所藏鈐山手稿”文並舊稿歸之，一時成為書壇佳話。然而，由於政敵書史，修怨橫議，嚴嵩姦名身隨，他的書法作品也因之噩運降臨。
在嚴嵩的“榜書”作品中，“六必居”最具代表性，這塊匾的書體，方嚴渾闊，筆力雄奇博大；字體豐偉而不板滯，筆勢強健而不笨拙，其歷史和書法藝術價值極高，是榜書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六必居”是嘉靖年間開設的一家著名醬園的店名，位於北京前門外糧食店，是嚴嵩因店主之請而題署。嘉靖間，商品經濟已有相當發展，作為京師的北京城，商業活動尤為興盛，“六必居”僅有六人開設之意。不過，由於嚴嵩題額時並未署上自己的大名（當時題匾，多不署自己的名字），這便為否定其字的人提供了方便，在他們看來，萬惡至極的“奸臣”嚴嵩又豈能寫出這等好字，五十年代，有人在“六必居”的一位伙計家中，找到了幾張舊房契，最早的一張是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於是，否定“六必居”為嚴嵩所作便有了“可靠的”依據。有人認定“六必居”是康熙以後才開設的，還有的說是清乾隆間“陳昇號”演變而來，因而這“六必居”三字，自然與嚴嵩無關。其實，自嘉靖至康熙已有百餘年，房產易主是很正常的事情，一張房契並不能說明問題。由於六必居是個老字號，匾額又是書法珍品，因而歷代業主都視之為瑰寶。遠的不說，就在清雍正六年（1728年）至道光六年（1826年）這一百年間，“六必居”的主人就先後經歷了楊、張、郭、韓、趙、厚幾姓。何況，嘉靖間的房契沒有找到，並不能斷定房屋最初不是建於嘉靖間，更何況人們把“六必居”三字與其他嚴嵩已署名的作品想比較，也就不難得出是出自同一作者的結論。值得一題的是，否定嚴嵩“六必居”作者權的倒不是書法界，而是非從事書法研究的人居多。
嚴嵩一生寫了很多詩，但寫的詞卻寥寥可數，杭州西子湖畔的岳飛廟旁，有一篇嚴嵩於嘉靖九年（1530年）十月二日所作的“滿江紅”，右題“宋思陵與岳武穆手敕墨本”，詞曰：“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官，後來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立言難贖。最無辜堪恨更堪憐，風波獄。豈不念，中原蹙，豈不惜，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古休南渡錯，當時身怕中原沒。關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這是碑文作品中的一個佳制，不僅詞意慷慨，書法亦瘦勁可觀。然而，以人廢字者實在不願承認這樣一篇斥奸臣秦檜泣忠良岳飛的感人之作，竟是出於大“奸臣”嚴嵩之手，於是便有了偷梁換柱的做法，有好事者將碑文上“嚴嵩”的大名刮去，代之以明代的另一個學問大家“（文）徵明”。在他們看來，正邪若同冰炭，忠奸不能並行，嚴嵩作慷慨語不過是矯揉造作，不配成為此首詞的作者，而文徵明詩詞、書法俱佳，冀假其名而亂真。
山東曲阜是聖人闕里，歷代衍聖公府就建在這裡，在孔府高大莊嚴的門額上，鐫刻著兩個流金溢彩的正書大字“聖府”，其筆力剛勁、凝重，威嚴中透露出儒雅，得到歷代書家的讚頌，這也是嚴嵩的傑作。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代衍聖公都與嚴嵩有著深厚的交誼：六十二代衍聖公孔聞韶與嚴嵩年齡相若，平時曾有文字交，他嗣後的“墓誌銘”也是嚴嵩所作；六十三代衍聖公孔貞幹的襲爵手續是嚴嵩主持辦理的；六十四代衍聖公孔尚賢還是嚴嵩的孫女婿，孔嚴兩家世代交好。因此，在嘉靖間衍聖公重修門樓時，他們還延請嚴嵩題額，於是便有了迄今尚懸於孔府門額上的“聖府”二字。然而，嚴嵩嗣後由其政敵冠其身的“奸臣”之名，竟成為他的蓋棺定論，正史野史、官書私書多口誅筆伐。圍繞著這塊匾額便又生髮出一些故事來。孔聖人的後裔倒是明白事理，他們尊重事實，既沒有否定嚴嵩對“聖府”的作者權，也沒有將此匾撤下，另請他人重書換上。但一些自視懂得忠奸如同冰炭的好事者不甘於寂寞，於是一個精心編制的故事出籠了：奸臣嚴嵩在朝作惡多端，為鞏固自己地位，竭力與衍聖公府攀結，而衍聖公深明大義不予接納，一次嚴嵩專程前來造訪，衍聖公閉門不見，讓他在門外的一條板凳上冷坐了兩天兩夜，吃了一頓飽飽的閉門羹，嚴嵩臨走時寫下了這塊匾額，衍聖公見嚴嵩人品雖糟，書品倒還不錯，也是其對聖府的一番敬意，便將匾額留下。迄今孔府外還放有一條板凳，據說那就是嚴嵩坐過的，奸臣賊子是不能進入孔府之內的。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人類文明的先進代表之一，並且上自天文星宿，下至地理人文，堪稱無所不包、無奇不有。不過，在它那千種風情，萬般形態中，的確也有不少在今天看來並不值得效法的東西，我們常說吸取精華，去其糟粕，然而有些東西，尤其是觀念方面的東西，似乎難以分優劣，而人們又自覺地為其左右。明人何良俊在談及嚴嵩的才學和嚴嵩在文學史上所受不公正對待時，曾經發出過這樣一段感慨：“嚴介老之詩，秀麗清警。近代名家，鮮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雅莊重，烏可以人而廢之？” 何良俊是一個封建時代的文人，他 說這番話時，正值朝中倒嚴勢力佔據上風，繼任首輔徐階等人對嚴嵩進行全面否定和清算，話能說到這個份上，委實難能可貴。
嚴嵩懂得“關係學”，籠絡世宗親信。兩面三刀，委罪於人。能伸能屈，使用苦肉計。從嘉靖二十三年到三十五
年的十多年時間內，嚴嵩先後在宜春、分宜兩縣捐金修建了四座石拱橋：宜春秀江上的廣澤橋，下浦的廣潤橋（上浦、下浦各一座的總稱），分宜清源河上的萬年橋，共花三四萬兩銀子。同時還出資修茸了分宜縣學等等。這些錢，雖刮自人民的血汗，建橋又有狹隘的鄉土觀念和光宗耀祖的思想，橋成又儘管有媚上之嫌，但也是為人民做了點好事。
《明史》裡，嚴嵩是列在奸臣傳裡的。但從嚴嵩下台後，就有人認為他是奸臣很冤枉。即便是在修明史時，寫作班子對於嚴嵩是不是奸臣就有很大爭論。查抄嚴嵩家時，一共查出來3萬多兩黃金，200多萬兩白銀。但僅僅說他姦或貪肯定不夠，嚴嵩是一個極複雜的人。他的書法成就很令人敬佩，“六必居”三個字是他寫的。什剎海、景山公園、北海、故宮等地都有他的書法作品，山海關的“天下第一關”也是他的手筆。嚴嵩的文學成就很高，詩詞“清麗婉約”。史書記載，嚴嵩至少有幾次試圖糾正嘉靖皇帝的一些做法。
世宗之初，對百年積弊和朝政是頗多革新的。談遷在《國榷》（卷64）中予以很高評價：“世廟起正德之衰”，“厘正諸儒，嚴迪德之選；革藩鎮之諸閹，廢畿甸之皇莊，奪外戚之世封，抑司禮之柄用，┅┅”朝政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過於果斷革除鎮守中官，正如《明史·張忠傳》所言：“（世宗）盡撤鎮守內臣及典京堂倉場者，終四十年不復設，故內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雲。”嘉靖十年行“一條鞭”法，變革賦稅，社會經濟大有發展。如果說嘉靖初年君相有鼎革之力，那麼，與世宗廝守了十五乃至二十餘年的嚴嵩，豈能無守成之功？
惟靈璧之丕嘆兮，憾神坤以通乾罡。歷萬古之鎚煉兮，含自然以極造化。奇五嶽之神韻兮，混千面集於奇峰。比穹蒼而襲雲兮，拈顓頊以搖營室。體嵯峨之玲瓏兮，待諧宙而繞香霧。觀慶雲之毓魂兮，升碧石以接北辰。擊磬鼓以鎮誥兮，聽秋水之謂晨風。隨即信步輕易，浮念慶雲；神之所遺，緣出泗水；開山啟道，始鎮吳江；石間橋洞，百千之數；待遇九河，千泉洩玉；峰底舉燧，孔洞生煙；禮樂錚錚，和與清陽；慶為天同，比及流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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