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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23日 星期五

維新運動是清朝光緒二十四年間(公元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一項政治改革運動。這次變法主張由光緒皇帝親自領導,進行政治體制的變革,希望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現代化道路

維新運動
拼音:WéiXīn YùnDòng (WeiXin YunDong)
英文:Reform Movement
戊戌維新運動
  維新運動是清朝光緒二十四年間(公元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一項政治改革運動。這次變法主張由光緒皇帝親自領導,進行政治體制的變革,希望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現代化道路。無奈支持新政的光緒推行速度過快,因此變法被相對保守勢力反對,最後演變成爲政變,維新派人物被殺,慈禧太後因此穫得實權。維新運動失敗,使中國損失一批熱心於國家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將中國推上革命的道路。
 
 
 

維新派的思想淵源與嬗變  

早期的維新思潮

  中日甲午戰爭後,以康有爲爲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登上政治舞台,發起了旨在救亡圖存的維新運動,要求變法改革,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一運動的發生,有着當時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和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的背景。而就其思想淵源來說,則遠在運動興起之前,是鴉片戰爭以來進步的思想家們對中外情勢的認識不斷深化的結果。
《海國圖志》
《海國圖志》
  龔自珍魏源林則徐等地主階級改革家,堪稱維新思想的先驅者。鴉片戰爭時期,有鑒於外國入侵和國家的積貧積弱,他們積極了解西方,尋求強國禦侮的途徑。其中,林則徐開倡導學習西方的風氣之先,主持編譯了《四洲志》。魏源則在此基礎上,撰成《海國圖志》一書,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張,建議設廠制造輪船、鎗炮,並以此爲起點,進而發展民用工業。而龔自珍以其思想的敏銳和大膽,揭露封建社會的現實矛盾,抨擊清朝政府的腐朽統治,發出了調整君臣關係、變革用人制度等改良政治的“更法”要求。他們的這些思想,涉及到維新派關於改變封建專制、發展資本主義這兩大課題,因而對後世影響很大,特别是龔、魏二人,大受後來維新派的推崇。不過,從實際情況看,他們提倡的向西方學習,重點是在工藝技術,而非自然科學理論,更非社會政治制度;他們籲求改革,主要還是出於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這同維新派的思想又有本質的區别。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的馮桂芬,是個承上啟下的人物。戰後不久,他著成《校邠廬抗議》一書,將中國與西方作了系統的比較,認爲中國不僅在軍事上落後於人,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也有不如西方之處。由此提出學習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廣泛采用資本主義生產技術、自辦新式工業等一系列主張。並要求許士民自由上書皇帝,府縣以下官員由鄉民公擧和監督,表現出一定的民主傾向。馮桂芬在政治上仍屬地主階級改革派,但他的思想比龔、魏等人顯然前進了一大步,而成爲維新派全面學習西方文明的前奏。他的《校邠廬抗議》深受維新派重視,戊戌變法前刊布流傳甚廣。
 
  同治末年以後,隨着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出現了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家。其代表人物,有王韜、容閎、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陳虯、陳熾湯震何啟胡禮垣等。這些人,多數是從洋務派及地主知識分子分化而來,因而開始階段的思想還有較多的舊痕蹟。自中法戰爭失敗起,他們的認識水平顯著變化,所提出的維新主張有了明顯的資產階級特征。這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具有了比較明確的國家主權觀念。反對外國侵略和維護民族獨立,這是鴉片戰爭以來所有中國進步思想家的共同主張,但識見深淺大不相同。地主階級改革家們所注意的,主要是外國進行軍事及經濟侵略的現實。而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家,則開始從政治上考慮問題。他們認識到,外國強加的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税等規定,以及中國海關由外國人管理的制度,是對中國主權的嚴重剝奪,後患無窮。因此堅決反對不平等條約,要求談判修改,取消外國在華的這些特權。
 
  其次,要求變法,全面學習西方。這方面比較突出的内容有二。一是提出“商戰”的口號,主張實行“重商”的經濟制度,也就是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早期維新思想家認爲,外國的經濟掠奪是中國貧弱的主要原因,要立國自強以抵制外國侵略,最重要的莫過於振興商務。因此,他們反對清政府限制民營企業的政策,要求如同西方那樣提高工商地位,對民族工商業力加扶持。二是突破封建專制的傳統觀念,主張實行“君民共主”的議會政治。他們通過中外對比,初步認識到君主專制阻礙着國家的富強,認爲昏君失政、佞臣弄權、草民積怨和民氣不振,皆由此出,而西方國家的議會制度則可避免這種種弊端。但他們又不贊成取消君權,認爲西方式的民主權力偏下,也有結黨營私及遇事推托不決等諸多流弊。因而,他們主張在保留君權的前提下設立議院,使“君民共主”,以避兩極之偏。顯而易見,他們所要的“議院”不過是歸屬於君權之下的議政機構,而非體現民權的立法機關,這同西方國家的君主立憲制度還有重大差距。
 
  早期維新思想家剛從舊營壘脱胎,受封建傳統思想的束縛還重,因而思想主張多有局限,也缺乏完整的理論體系。盡管如此,經過他們的努力而形成的一股維新思潮,爲稍後而起的戊戌維新運動作了重要准備。  

康有爲的變法理論

  康有爲(1858-1927年),字廣廈,號長素,廣東 南海縣人。他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早年飽受傳統儒學教育,年過二十以後始從《海國圖志》入手,涉獵西學書籍,由此穫得西方社會政治與自然科學的啟蒙知識。就對資本主義的實際了解而言,康有爲本不如王韜、鄭觀應等早期維新思想家。但由於他立志改革,一經接觸西學,即致力於變法理論的研究,建立起完整的思想體系,又使自己的活動一開始就具有實踐性,因此能夠超越前人和同輩,成爲維新領袖。
 
  中法戰爭後,康有爲着手撰寫《人類公理》,即《大同書》的初稿,其内容雖主要是對未來社會的構想,不代表康有爲對現實的主張,但反映出他已動念於國家的改造。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爲赴京應會試,第一次上書光緒皇帝,陳述“強鄰四逼”的形勢,請求“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國家危亡。這是康有爲鼓吹變法維新的開端。光緒十七年(1891年)起,康有爲創辦“萬木草堂”學館,聚徒講學,培養出梁啟超、徐勤、麥孟華等一批維新運動的骨幹。其間先後完成《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這兩部著作,由此奠定了維新運動的理論基礎。
  《新學偽經考》刊行於光緒十七年。在這本書中,康有爲把東漢以來曆代封建統治者奉爲經典的古文經學概予否定,說成是西漢劉歆爲幫新朝王莽篡漢而編造的“偽經”,與孔子無關,應稱“新學”。這樣,就從根本上動搖了封建頑固派“恪守祖訓”的立腳點,促使人們對維護封建統治的理論依據產生懷疑,轉而去接受一種新理論。
 
  《孔子改制考》於光緒十八年(1892年)寫成,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刊布。在這部著作中,康有爲刻意制造歷史根據,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古代改革家,以證明變法維新“合乎古訓”、不違聖人之教。進而借今文經學的“三統”、“三世”說,提出和論證歷史進化的理論,認爲夏、商、周三代不同,故都因時變革;而人類社會必然要沿“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個階段,依次演變遞進,愈變愈好。他還牽強附會,把據亂、升平、太平三世,分别指爲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民主共和三個時代,並強調當時中國須經維新由君主專制而進入君主立憲的必要。康有爲對歷史演進的劃分和解釋並不科學,但他確認歷史是不斷發展的,主張用君主立憲取代君主專制,這就直接沖擊了封建頑固派“敬天法祖”的思想。
  康有爲抬出孔子作變法的護身符,並從儒家經典中尋找變法的理論和根據,這反映了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軟弱和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深厚。然而,他依變法的需要而對儒家經典任意取舍和發揮,在當時又是不可多見的大膽之擧。因此,《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一經發表,立即在思想界引起極大震動,並以此而招致封建守舊勢力的激烈攻擊,被強令毁版。  

“公車上書”與維新派群體的結成

 
公車上書
公車上書
  以著名的“公車上書”爲標志,變法維新由一種思潮發展爲政治運動。維新派則自此結社“合群”,逐步形成爲有組織的政治力量,並以積極的活動實踐,不斷擴大自身的社會影響。
 
  “公車上書”發生在光緒二十年三月末(1895年5月初),起因於甲午戰敗後《馬關條約》的訂立。當時,擧國沸騰,群情激憤。康有爲正在北京參加會試,於是發動各省應試擧人1300多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康有爲親自起草萬言書稿,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局勢,指出對日割地賠款將會喪失人心,導致列強滅亡中國的惡果。就此,他提出了“拒和、遷都、變法”的主張。並特别強調:“改變祖宗成法”是立國自強的根本,要求光緒皇帝采取措施,行富國、養民、教民之法,發展工商業;同時改革政治制度,由各省士民公擧“議郎”,供皇帝咨詢和討論國家大政。這些建議,使本來屬於封建士大夫的“公車上書”,帶上了明顯的資本主義色彩。雖然這次上書因頑固派官僚的阻抑未能遞達皇帝手中,但被傳抄印刷,流布全國,摧動起勢不可擋的變法潮流。康有爲也因此而聲名大振,取得了維新運動的領袖地位。
 
  “公車上書”後,康有爲得中進士,授工部主事。但他未去就職,而是致力於變法的組織和宣傳活動。就在這年六月(1895年7月),康有爲在北京刊印《中外紀聞》(初名《萬國公報》),譯介西學,鼓吹變法,意在開通風氣,爲建立團體預作准備。次月,由康有爲發起、帝黨官員文廷式出面,正式成立了北京強學會,推時任戶部主事的陳熾爲會長。會員數十人,定期集會演講。這是第一個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團體,但成員不盡是維新派,一些政府官員,如洋務派的張之洞劉坤一及道員袁世凱等,都捐資列名。李鴻章本想助款參加,因名聲不好而未被接納。英、法、美傳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林樂知等人也具名加入,且爲會中活躍分子。強學會的組成,同康有爲的變法理論一樣,體現着維新派政治上的軟弱。此後不久康有爲去上海辦強學分會和《強學報》,依舊是借重於張之洞。當然,權勢者的支持便於維新勢力的壯大,所以兩地的強學會一時頗有聲勢。守舊勢力對此大爲忌恨,時間不長,清政府即以“植黨營私”的罪名將強學會查封。
 
  清政府解散了強學會,並沒有遏制住維新力量的聚集和維新活動的開展。相反,維新派以更加高漲的熱情鼓盪變法,在全國各地大辦學會和報刊、學堂,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總數已達300餘所。其中,這年春天由康有爲創立的保國會不但定有詳細章程,並明確規定了總會和分會的組織、權限、領導關係及會員權利,成爲一個具有近代資產階級政黨雛形的全國性愛國團體,表明維新派作爲一種政治派别,開始走向成熟。  

維新運動的代表

 
維新運動代表
   維新運動代表
  在維新派中,梁啟超嚴複譚嗣同是影響突出的佼佼者,對維新運動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梁啟超(1873-1929年),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17歲中擧,後入“萬木草堂”就學,是康有爲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光緒二十二年七月(1896年8月),維新派黄遵憲、汪康年等以上海強學會餘款創辦《時務報》,邀梁啟超任主筆。他在報上連續發表 《變法通議》、《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一系列文章,一方面發揮師說,用進化論觀點闡述改革的必要,一方面批判封建君主專制、倡導“興民權”。他認爲,君主專制是中國致弱的根源,要興邦圖治,必須改行君主立憲制度。梁啟超系統闡發了變法維新的理論和思想,其論著不但内容新穎,而且論調激昂,“筆端常帶感情”,文字也流暢通俗,因而具有極大的感染力,深受愛國知識分子的歡迎。《時務報》風靡各地,梁啟超也成爲名聞天下的政論家和宣傳家。
 
  嚴複(1854-1921年),字又陵,號幾道,福建侯官人。少年入福州船政學堂,光緒三年(1877年)被派赴英國學習海軍,在那里接觸和研究了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兩年後回國,初在福州船政學堂任教,後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他在天津創辦《國聞報》,與上海《時務報》相呼應,成爲維新派的南北兩大喉舌。這之前,他已在天津《直報》先後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文章,批判封建專制制度和封建主義舊文化,宣颺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思想。隨後翻譯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論》(原名《進化論與倫理學》),用加按語的辦法,引伸生物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規律,指出中國處於當今“弱肉強食”的世界,如不變法圖強,將被優勝劣敗這一“天演公例”所淘汰,亡國滅種。此譯著陸續刊載於《國聞報》上,以西方資產階級的進化論替代中國傳統的變易觀,震聾發聵,爲變法維新提供了新的理論根據,對康有爲、梁啟超等維新派乃至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產生了深刻影響。
 
  譚嗣同(1865-1898年),字複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出身官僚家庭。青少年時倜儻不羈,鄙視科擧,熱心西學。中日甲午戰敗,譚嗣同深受刺激,主張變法,並在家鄉倡辦算學館,開湖南新學之先。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結識梁啟超,推服康有爲,自稱私淑弟子。同年開始撰著《仁學》一書,書中盛讚資產階級的民權、平等,痛揭封建君主專制和綱常名教的罪惡,並提出了“沖決網羅”的大膽口號。次年到長沙,協助支持變法的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黄遵憲、學政江標設立時務學堂,聘梁啟超等一批康門弟子主持和任教。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春,又與湖南維新志士唐才常倡設全省規模的南學會,每周集會探討變法途徑;並創辦《湘報》,大造變法輿論。譚嗣同等維新派的努力,加上當地官員的傾向進步,使湖南的維新運動蓬勃發展,成爲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戊戌變法的發生

 
百日維新始末
百日維新始末
  百日維新的出台與戊戌政變的發動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冬,德國強占膠州灣,瓜分狂潮陡然加劇。嚴重的民族危機促使維新運動空前高漲。此前繼“公車上書”後,康有爲曾於當年連上兩書,因無結果,對上書本已冷淡。這時以局勢緊迫,又趕到北京,第五次上書光緒皇帝,勸其仿效日本,速行變法,並出言尖刻,指出若不及時求變,皇上及諸臣非但再想歌舞湖山而不可得,就連求爲長安布衣也無可能。與此同時,康有爲還廣泛聯絡各省在京官員和士大夫,分别建立粵學會、閩學會等以保本省爲名目的地方團體。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康有爲用“保國、保種、保教“作號召,組成了前已述及的保國會。不久,又借德國士兵侵侮山東即墨孔廟事件,發動了有 2000多在京應試擧人參加的第二次“公車上書”。受這些活動的激勵,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春天,京城及外地一時呈現“人思自奮,家議維新”的局面。
 
  維新運動的迅速發展,使有着愛國思想的光緒皇帝受到鼓舞,決心擺脱慈禧太後的控制,依靠維新派變法革新,實現國家富強的抱負。光緒二十四年初,光緒皇帝派翁同龢、李鴻章、榮祿等總理衙門大臣會見康有爲,征詢變法意見。之後令康有爲具摺詳奏,並將所著《日本變政考》和《俄大彼得變政記》進呈。
 
  康有爲應詔,隨即呈遞了名爲《請大誓臣工開制度新局摺》的上清帝第六書。書中從“全變則強,小變仍亡”的思想出發,建議取法日本、全面改革,並提出三條綱領性變法措施,即:大誓群臣以革舊維新,而采天下輿論,取萬國之良法;開制度局於宮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爲參與,將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設待詔所,許天下人上書。開制度局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依康有爲的構想,制度局有更張政策、“重立法典”之權,類同立法機關的議院。制度局之下,中央設法律、税計、工務、農商等十二局,地方則按道、縣分設新政局和民政局,作爲新政執行機構。康有爲這時不再提向所堅持的設議院、立憲法等主張,主要是鑒於守舊勢力太大,不得不有所改變。  

維新運動的失敗

 
  在康有爲上第六書前後,以慈禧太後爲後台的頑固派表現得十分張狂。他們大罵維新派是“亂成法”的叛逆,要求處死康有爲,甚至發出“寧可亡國,不可變法”的反動叫囂。保國會剛剛集會三次,就因榮祿等人以殺頭究辦會員相威脅而無形消散。光緒皇帝要軍機大臣就開制度局拿出實施辦法,守舊官僚們向慈禧太後請旨,公然抗命不遵。後黨頑固派的態度指示了風向,地方上的封建勢力從而有恃無恐。湖南的王先謙、葉德輝等舊派人物就煽動鬧事,沖擊南學會,搗毁《湘報》館,將維新分子逐出省境,致使湖南維新運動在變法前夕陷於沉寂。洋務派官僚也隨風轉舵,張之洞發表《勸學篇》,激烈攻擊維新派“開議院,興民權”的政治主張。
 
  面對頑固派的壓力,光緒皇帝依然決定變法,於農曆戊戌年,即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頒布了“明定國是”的詔書。從這天起始,變法進行了103天,故史稱“百日維新”。其間光緒皇帝根據維新派的提議,並權衡利害,頒布了一大批除舊布新的政令,主要内容有:政治上廣開言路,允許大小臣民上書言事,並准各地自由開設學會、報館;裁汰冗員,精減行政機構;准旗民自謀生計。經濟上提倡商辦實業,獎勵發明創造,設立國家路礦總局、農工商總局和各省商務局、商會;改革財政,編制國家預算。軍事上裁減綠營,精練新軍,准備采行征兵制。文教上廢除八股取士,改試策論;改各地書院爲學校;創辦京師大學堂;向國外派遣留學生。
 
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
  上述詔令並沒有反映出維新派的全部要求,特别是維新派關於開制度局及停廢釐金制度等建議,都未涉及。即使這樣,頑固派也不能容。他們對新政命令或公開抵制,或消極對抗,使變法上諭大都成爲一紙空文。而代表頑固派的後黨集團,更是自變法伊始就籌謀扼殺變法的政變。四月二十七日,即變法詔令頒布後的第四天,慈禧太後就逼迫光緒皇帝連發三道諭旨,一是將支持變法的帝黨中堅翁同龢開缺回籍,意在割斷帝黨與維新派的聯繫,使光緒皇帝無所依靠;二是規定二品以上大員受新職須到太後面前謝恩,借此使用人大權重歸慈禧掌握;三是任命慈禧的親信榮祿署直隸總督,統率董福祥、聶士成、袁世凱分掌的北洋三軍,使後黨控制了京津的兵權。
 
  對於頑固派的阻抗新政,光緒皇帝進行了反擊。七月中旬,他將壓制下屬上書的禮部六名尚書、侍郎一並革職,提拔譚嗣同、劉光弟、楊銳、林旭四人爲四品銜軍機章京,參與變法機密。這樣一來,變法進入高潮,而新舊兩派的鬥爭也就更加激烈。京、津之間,慈禧和榮祿不斷派人往來密謀,廢黜光緒的傳言隨之而起。政變風聲日緊,光緒皇帝密詔維新派籌商對策。康有爲等人無計可想,密奏光緒,請重用在天津小站統帶新建陸軍的袁世凱。光緒皇帝依議召袁世凱進見,破格授以侍郎。譚嗣同隨後往勸袁世凱擧兵救駕,誅殺榮祿,包圍頤和園,結果被袁世凱告密出賣。其實,維新派拉攏袁世凱的擧動早已引起頑固派的警惕,加以這時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來華,維新派露有借重其人之意,後黨集團更感到政變再不能拖延。因此,在袁世凱叛賣維新派之前,後黨集團已議定政變的最後步驟。八月四日,慈禧自頤和園趕回皇宮,預爲布置。八月六日(9月21日),正式宣布重新臨朝“訓政”,將光緒軟禁,並下令捕殺維新派。康有爲、梁啟超逃往外國,譚嗣同、楊銳劉光弟林旭楊深秀康廣仁等“戊戌六君子”於八月十三日被殺。百日維新淹沒在血腥恐怖中,新政成果僅存京師大學堂。  

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

 
  戊戌變法的失敗,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爲當時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基礎薄弱,封建傳統又根深蒂固,從而革新與守舊之間階級力量的對比相差懸殊,變法缺乏必要的社會條件。但作爲一次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維新派和光緒皇帝政治、思想的不成熟,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戊戌變法在民族危亡關頭匆忙出台,准備不足在所難免。但作爲變法的領導者和指導者,還是應該盡量做到整體規劃、統籌安排。而變法期間,短短百日之内,光緒皇帝頒布的變法上諭幾近200道,既未慮及社會的承受能力,對改革後出現的問題也無補救措施,而且步驟零亂,沒有主次先後和輕重緩急之分。結果,一開始就造成整個社會的震盪不安,招致各階層守舊勢力的同時反抗。即以裁汰冗員和政府機構而論,這涉及政治體制和舊有官員的出路,阻力本來就大,光緒皇帝和維新派對被裁人員如何措置又無下文,致使這批人無論守舊程度深淺,都痛詆變法,站到了後黨一邊。所以當時人認爲,政變的發生,首先就在於裁官。再比如,數百萬旗人久慣寄生生活,而變法中一紙准旗人自謀生計的規定,驟然取消了他們作爲統治民族的這種特權,不能不引發矛盾,加之康有爲提出改國號、易正朔、斷發易服、滿漢不分等要求,使這些人大受刺激,因而反應強烈,直至牽動滿族統治集團。僅此一項,就決定了變法必敗無疑。康、梁總結變法夭摺的原因,都提到“滿漢之爭”,殊不知這一情況的引起,同他們自己的思慮不周大有幹系。所有這些,說明長於書齋的維新黨人缺少政治經驗,即使人數再多,也未必就能成就變法事業。  

維新運動的最後結局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爲以保皇會爲組織形式,在“勤王”的名義下,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策劃發動了一次武裝起義。這是維新派政治活動的頂點,也是維新運動的最後一幕。
 
  戊戌政變後不久,逃到日本的康有爲、梁啟超與專程趕來的唐才常共同擬定計劃,准備在兩廣地區和長江流域起兵。爲此,康有爲決定以華僑爲對象,廣籌經費。光緒二十五年六月(1899年7月),康有爲到加拿大,聯絡當地僑領,成立起保皇會。保皇會以“忠君愛國”爲宗旨,把救光緒同“變法救中國”緊相聯繫,符合當時大多數海外僑胞渴求中國進步的要求,因而發展很快,時日不多即星羅棋布於日本、南洋、美洲、夏威夷、澳洲及香港澳門等地,會眾多達數十萬。康有爲等人借此團體大力開展宣傳,向華僑勸捐助餉,到起義失敗時,募集資金約30萬左右。
 
  義和團運動爆發之際,康門骨幹奉命加緊組織國内力量。唐才常負責長江流域。他聯絡維新志士,交結會黨領袖,於上海成立“正氣會”,後改稱“自立會”,並以會黨群眾爲基礎,組成“自立軍”,又稱“勤王軍”。與此同時,負責兩廣的徐勤等人也以各種途徑,網羅了這一地區大部分會黨首領及綠林豪客。光緒二十六年春夏,義和團運動高漲,八國聯軍侵華,康有爲指示借機發難。七月初,唐才常邀集在上海的維新派和社會名流,倡設“國會”,稱“中國議會”,揭出不承認滿清政府統治、擁護光緒複辟、實行君主立憲的綱領。七月中,自立軍一支在安徽大通豎旗擧事,鏇被撲滅。這前後,唐才常等幾次運動張之洞,欲擁其據兩湖“獨立”。張之洞未置可否,但到七月底,突然采取行動,派兵包圍設在漢口的自立軍總機關,捕殺唐才常等起義領導人。自立軍未及全面發動即告失敗,兩廣勤王隊伍也悄然瓦解。
 
  這次“勤王”活動的失敗,標志了中國資產階級運動史上的一大轉摺。自此,革命開始取代維新,逐步成爲資產階級運動的主流。維新派也從此分化,一些人日益轉向革命的立場。  

戊戌變法的影響

 
  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了,但這場運動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卻是深遠而又重大,意義不可低估。
 
  首先,它顺應時代的要求,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不但以維新派的奔走呼號和流血犧牲精神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而且把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尋求國家出路的鬥爭提高到一個新水平。變法運動中,康有爲所代表的維新派將救亡圖存同獨立地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改革社會制度聯繫起來,使傳統的愛國主義在内容上得到深化;他們所提出的大興工商實業、保護民族經濟,特别是制定憲法、張大民權、實行君主立憲等政治主張,超過了此前所有改革思想家,從而在更爲深刻的程度上促進了民族的覺醒。
 
  其次,它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起到了重要的民主主義啟蒙作用。變法運動期間,維新派廣泛傳播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和社會政治學說,並以此爲武器,對封建專制統治和封建思想文化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從而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興起作了思想理論上的准備。稍後的事實表明,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和革命知識分子,大都受到過維新思想的啟迪。由戊戌維新開啟的思想解放,可以說是這場運動的最大貢獻。  

關於戊戌維新運動的性質

 
  長期以來,戊戌維新,在大中小學的教材中皆被稱爲改良主義運動;近年在一些論著中,提法雖稍有改變,但究竟屬於什麼性質,尚未論定。以筆者所見,它在中國歷史上是一次劃時代的變革社會制度的運動,是一場革命。
 
  一
 
  關於革命的含義,人們的理解多有分歧。就新中國成立後理論界所稱的“革命”而論,主要有以下三種:(一)以推翻和改造封建王朝爲主旨的農民運動,稱爲“農民革命”。(二)對於通過和平方法實行社會變革的運動,亦可稱做“革命”,如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等等。(三)以暴力爲手段進行社會制度變革的運動稱爲革命。在一些同志心目中,所謂革命,必須同時具備暴力與變革制度兩個内容,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他們認爲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偉大的革命,言外之意,在此之前中國歷史上無革命可言。三種說法,均有經典根據,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般地說,人們常常把改造社會的重大變革稱做革命。生產力同生產關係的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現存的生產關係成爲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就要求通過社會革命改變舊的生產關係及維護這種生產關係的上層建築,代之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新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衡量社會變革是不是革命,主要看它是否有利於解放生產力,以新的社會制度代替舊的制度。這種社會革命可以是暴力鬥爭,也可以是和平手段。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用的方法就是和平的方法。事實上,社會革命可以采用和平手段,不能把暴力鬥爭視作唯一手段。當然,我國用和平手段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是有一定條件的,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結果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樣子。但不論是采用暴力鬥爭,或是和平的方法,都隻是方法問題,並不決定其是否爲社會革命問題。眾所周知,我國現在進行的改革,乃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範圍内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因此,人們常說,改革是一場革命。甚至對改造自然的重大變革,人們亦稱之爲革命,如產業革命、技術革命,等等。可見,革命一詞的含義有狹義與廣義之分,本人主張將變革社會制度的運動稱之爲革命,是從實質而言,傾向於就廣義而言的。
 
  二
 
  戊戌維新不僅是中國近代史上變革社會制度的運動,而且是近百年來一系列改造和變革社會的偉大開端。戊戌維新同以往自發的農民運動不同,它是奠基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之上,適應民族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需要,代表中國民族資本家的政治、經濟要求的改革運動。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由於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救亡圖存的緊迫感、責任感,催促着一切愛國的中國人、社會集團、社會階級和階層,在千鈞一髮的時刻做出自己的抉擇,投入改造中國的運動。盡管在19世紀末中國民族新工業尚很薄弱,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尚處於形成的過程中,刻不容緩的時代緊迫感卻敦促着這個階級的代表人物盡早地袍笏登場,演出維新、變革、圖存的壯烈場面。戊戌維新運動雖帶有早熟、不夠完滿等等特點,它作爲要求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以資本主義代替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來說,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的確是破天荒的事,是中國歷史發展階段上的重要里程碑。應當指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歷史已面臨着大的社會變革,從戊戌維新到辛亥革命,都是要以資產階級民主制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君主專制制度,確立資產階級在中國的統治。在這一過程中,資產階級各派人士,主張雖有出入,方法亦不相同,而他們的大目標,即以資本主義制度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卻是一致的。就其變革中國的社會制度而論,隻有奴隸制代替原始公社制的鬥爭、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鬥爭,才能與之相提並論;其他一切自發鬥爭都是難以倫比的。雖然辛亥革命不論從規模、深刻的程度、成就,抑或是歷史意義上看,都遠遠超過它,但無論如何,就變革社會制度這個意義上說,隻是戊戌維新的繼續和發展。尊重歷史,在於尊重歷史的辯證法,實事求是,決不能肯定辛亥革命的暴力手段,就否定戊戌維新的和平方法;反之,更不能給戊戌維新應有的肯定,而又去貶低辛亥革命。
 
  近百年來,風雲劇變,改造中國的運動一個接着一個。歷史雄辯地證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華大地,不僅像戊戌維新那樣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失敗,甚至連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也行不通。隻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才能取得勝利。1949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隨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極其偉大的成就。盡管其中有挫摺和失誤,從總體看,其成就在歷史上是無與倫比的。這一切,無論是戊戌維新,還是辛亥革命,都是難以同它相提並論的。然而,戊戌維新畢竟是近百年來中國變革社會制度的一系列偉大運動的開端,大輅椎輪,前驅之功是埋沒不了的。
 
  三
 
  戊戌維新運動,雖是一次用和平方法進行的社會改革運動,卻不是如某些論者所想象那樣平靜。實際上,用和平的方法亦非純粹和平與平靜,而是充滿矛盾、鬥爭的。
 
  在維新運動中,康有爲、梁啟超、譚嗣同、嚴複等比較系統地宣傳變法維新理論。維新思潮是當時中國社會最先進的思潮,但它主要是在資產階級化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中引起激動。以改革舊的社會制度爲主要内容的維新運動,必然遭到封建買辦勢力的激烈反對。隨着運動的深入發展,徐桐、剛毅、李鴻章、張之洞等逐漸結合起來,激烈反對維新派。“互相水火,有如仇讎”(《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1頁)。在“百日維新”中,維新派通過光緒帝發布的新政詔書、諭令共200多道,變法維新達到頂峰。盡管改革的實效甚微,其氣勢卻很迅猛,在短短的3個多月中,除舊布新的詔令對封建買辦等社會腐惡勢力進行了猛烈沖擊。廢八股、取消各地書院、淫祠,使八股士人、和尚、道士以及把持書院、寺觀的土豪劣紳感到岌岌可危;旗人自謀生計的諭令,使過慣寄生生活的旗人失去依靠;一些衙門被裁撤和六部堂官革職後,丟掉烏紗帽的官員有如喪家之犬。今天看來,上述措施並無激烈可言,就當時歷史條件看,改革對封建勢力的打擊卻是一個接着一個,可謂風雲突變。如上述諭令得以實行,一大群既得利益者的權與利轉瞬間即將化爲烏有,這可以說是很激進的、雷厲風行的、勇敢的行動,決無平穩可言。維新志士視變法爲中國唯一的出路,封建腐朽勢力則視作“罪惡貫盈”(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戊戌變法》(一)第26頁)。鬥爭愈演愈烈,慈禧太後爲首的封建頑固勢力發動政變,亟欲將維新志士置諸死地而後快;維新志士譚嗣同在政變前夕則決心一死“以酬聖主”,呼喚“變法而流血”(梁啟超:《譚嗣同傳》、《戊戌變法》(四)第53頁),刑前還悲憤地說:“有心殺贼,無力回天”(《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戊戌變法》(四)第349頁),表達出一代維新志士同封建腐惡勢力誓不兩立的心聲。那種認爲變法維新乃是平穩的改良,不盡合乎事實。
 
  既然戊戌維新的中心問題是讓資產階級參加政權,實行君主立憲,以代替地主階級的君主專制制度;並圍繞着社會制度的改革,充滿着激烈鬥爭,這在實質上就不能不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對於它的歷史地位,應給予重新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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