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瓦多·達利
| 薩爾瓦多·達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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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於1939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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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Salvador Dali 1904年5月11日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菲格雷斯 |
| 逝世 | 1989年1月23日（84歲）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菲格雷斯 |
| 運動 | 立體主義、 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 |
| 國籍 | 西班牙 |
| 教育程度 | 西班牙馬德里聖費爾南多皇家美術學院 |
| 知名於 | 油畫、素描、攝影、雕塑、寫作、電影 |
薩爾瓦多·多明哥·菲利普·哈辛托·達利-多梅內克，普波爾侯爵（西班牙語：Salvador Domingo Felipe Jacinto Dali i Domenech, Marqués de Púbol，1904年5月11日－1989年1月23日），一般簡稱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是著名的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畫家，因為其超現實主義作品而聞名，他與畢卡索和馬蒂斯一同被認為是20世紀最有代表性的3個畫家[1]。
達利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和想像力的藝術家，達利因為人們觸目驚心、與夢相關的超現實主義畫面所熟知。他的作品將怪異夢境般的形象與卓越的繪圖技術和受文藝復興大師影響的繪畫技巧令人驚奇地混合在一起。此外達利的繪畫藝術同時與電影、雕塑和攝影藝術接軌，促成了與影像藝術家的豐富合作。達利有著塑造極具個性又能得到認可的作品風格的獨特繪畫才能。這種風格振奮人心並讓其他創新都相形見絀。他最知名的作品之一是1931年創作完成的《記憶的永恆》，也被叫做《軟表》。他有一種對做出出格的事物而引起他人注意的狂熱愛好，並影響至他的公眾藝術形象，使他的藝術愛好者與評論家異常苦惱。
1982年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封他為普波爾侯爵。
生平[編輯]
早年[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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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瓦多·達利出生在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菲格雷斯。達利的哥哥也叫薩爾瓦多（生於1901年10月12日，洗禮名為薩爾瓦多·伽羅·安塞爾莫），在達利出生9個月前死於感染疾病。這件事在後來對達利造成很大影響，包括人格危機，導致他一度認為自己是死去的哥哥的複製品。他的父親薩爾瓦多·達利·古西是一名中產階級律師和公證員[2]。妻子費麗帕·多梅內克·菲蕾絲緩和了他的嚴厲的教條，並鼓勵達利的藝術熱情。[3]達利五歲的時候，父母將達利帶到哥哥墳墓前，告訴他，他是哥哥的轉世[4]。達利相信了這個說法[5]。
達利還有一個小他四歲的妹妹，安娜·瑪利亞。 1949年她出版了一本關於她哥哥的書，書名叫做妹妹眼中的達利。 童年時，達利與很多後來成為巴薩賽羅那足球俱樂部球員的人結交，比如艾米利奧·薩吉·里尼安， 和約瑟夫·薩米迪爾。 假期的日子裡，在逐漸興起的卡達克斯市， 三個小夥伴常日一起踢球玩耍。
1916年達利在一次與家人在卡達克斯的旅行中第一次了解到當代藝術。在那裡他認識了雷蒙·皮喬特一家。[2]拉蒙是一名當地藝術家，常常到訪當時的藝術之都巴黎。在雷蒙的建議之下，達利的父親將他送到胡安·努涅茲的繪畫課上學習。第二年，他父親就在家中的一棟房子裡用達利的炭筆畫作品舉辦了一次畫展。1919年，年僅十四歲的達利分別在菲蓋拉斯市政歌劇院和巴塞隆納參加了當地藝術家集體畫展，後者由巴塞隆納大學贊助，並由校長親自為他頒獎。
1921年2月，達利的母親死於乳腺癌。當時達利年僅16歲。後來達利表示，母親的去世「是我這輩子受到的最大的打擊。我愛戴她。我沒法接受失去她的事實。她是我的依靠，是凈化我靈魂，使我靈魂的污點消失不見的人……」[6] 母親死後，達利的父親續弦娶了亡妻的妹妹。 這場婚姻從未得到達利的認可。[2]
在馬德里和巴黎[編輯]
1922年，達利離開了著名的馬德里學生公寓[2]，開始了在聖費爾南多皇家美術學院的學習。身高1米72[7]的達利憑藉他的怪誕的風格和花花公子的行徑很快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他當時留著長髮和連鬢鬍子，一副19世紀晚期英國社交界的打扮。
然而，真正讓達利名聲鵲起的是他的畫作。他在畫作中探索立體主義，並吸引了後來成為西班牙藝術界傑出人物的注意，比如費德里戈·加西亞·洛爾卡，和裴賓·貝約·卜牛爾。然而在那個時期，達利很有可能並不完全理解立體主義的原則，他的理論源泉是僅限於出版物刊登的文章和畢肖特給他的一本目錄，因為當時在馬德里並沒有立體主義畫家。
1924年，還沒有出名的薩爾瓦多·達利首次為一本書做了插畫。那是一本加泰羅尼亞語詩集《里爾的巫婆》。作者是達利在公寓里的一個朋友，詩人卡洛斯·發傑斯·德·克里蒙特。達利很快熟悉了達達主義，並在後來的藝術生涯中影響巨大。在公寓的日子裡，達利還與年輕的洛爾卡交往深厚，但這段交情最後以達利拒絕了這位詩人的示愛而告終。
1926年，在期末考試不久前，達利因煽動學生鬧事而被暫令停學而被學院開除。[8][9]他繪畫的純熟技巧通過1926年完成的《麵包籃》可見一斑。[10]同年，達利第一次去了巴黎，在那裡結識了令他深深敬佩的畢卡索。當時畢卡索已經從胡安·米羅那裡聽得很多關於達利的讚譽。在隨後幾年達利發展個人風格時，他的作品深受畢卡索和米羅的影響。
早在1920年代，一些貫穿達利一生作品的風格就已經初現端倪。他從各種畫風中汲取營養，從古典學院派到最具開創性的先鋒派。[11]古典派的影響主要來自於拉斐爾，布龍齊諾，蘇巴朗，弗美爾，當然還有委拉斯開茲。[12]他有時在不同作品中分別使用傳統和當代繪畫技法，有時又在一幅作品中將二者融為一體。1927年，達利參加了"伊比利亞藝術家協會"，始在馬德里，達爾瑪等地的畫廊舉辦畫展，那時他在巴塞隆納舉辦的畫展吸引了社會上極大的注意力，被當時人們認作新一代畫家中最有前途的天才之一，人們對他的關注不僅有讚美還有爭議和批評。[9]
在這一時期，達利模仿大師委拉斯開茲蓄了顯眼的翹鬍子，這成為了日後他個人特徵中的一部分。
1929年至二戰[編輯]
1929年，達利與公寓好友導演路易斯·布努埃爾合作編導了充滿爭議的短片《一條安達魯狗》。[13]這部作品表現了超現實主義想像的獨特場景。達利承認在短片拍攝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但這並未被當代報導證實。[14]同年8月，25歲的達利從巴黎來到家鄉西班牙度假，結識了比他大10歲的卡拉·達利——他未來的妻子，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繆斯」。[15]度假結束後，卡拉沒有回到巴黎，從此在達利的身邊陪伴了一生一世。達利崇拜卡拉，視她為聖母化身。在他的畫里，激情的描繪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在達利晚年所畫的宗教主題畫中，他毫不掩飾地把卡拉畫成聖母，也畫出了卡拉在他心目中的「超現實」形象。在現實生活中，卡拉是達利精明幹練的專業總管，獨自扛下了所有的家庭雜務，讓達利專心創作；她更是行銷高手，達利噱頭十足，她則能言善道，兩人聯手打入美國市場，如魚得水，名利雙收。[16]
在家庭方面，達利與其父親的關係幾近破裂。父親反對他與加拉的浪漫關係，而且和當時的大眾觀點一樣，認為超現實主義畫家是道德淪喪的原因，因而譴責達利與他們的來往。緊張的關係在一次性格衝突中達到峰值。當時達利在巴黎舉辦畫展，展出了一幅名為《耶穌基督的神聖之心》的畫作。在媒體對它所做出的報導中，援引了達利的一句話，「有時候，我對著我父親的畫像吐痰來娛樂自己。」[17]
憤怒的達利父親要求他作出公開道歉，然而達利拒絕了，也許是出於懼怕被踢出超現實主義的圈子。1929年12月28日，達利被粗暴地趕出他父親的家門。他的父親告訴他，將會剝奪他的繼承權，並終生禁止他返回加達格斯。後來，曾描述過在這場鬧劇中他是如何將一個用過的盛著他自己精液的安全套拿給他父親，並說: 「拿好！現在我什麼都不欠你了！」。之後的夏天，達利與加拉在伯特利加特附近的一個海灣從一個漁夫手裡租下了一隻小船。他買下附近的土地，並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不斷擴張直到把它變成自己的沿海山莊，即現在的家庭博物館。加拉和達利於1934年舉辦民事婚禮，1958年又舉辦了天主教婚禮。[18]
達利為何如此迷戀卡拉·達利？答案只有達利自己知道--25歲遇到卡拉那年，他曾對別人說：「她能治療我的神經質、焦慮和暴力衝動。」也許，正是因為擁有這種善於安撫的能力，卡拉才能馴服狂野的達利，是達利終身的靈感泉源。在藝術界，這是極為罕見的。她陪伴達利50餘年，在達利的畫作中持續出現。她去世後，達利失去了靈感的繆斯，從此停止創作。沒有卡拉·達利就沒有偉大的畫家達利，這是畫壇公認的事實。
1931年，達利完成了他最知名的作品之一，《記憶的永恆》。[19]根據一些理論，這幅作品表現了他對時間的抗拒。這個理念在畫作的其他局部形象中也有所體現，比如密集的風景，和用昆蟲裝飾的懷表。[20]昆蟲作為自然解構構成了達利想像的一部分，正如他的回憶錄里所說，這種解構來自童年的記憶。
通過藝術商朱利安·萊維，達利於1934年抵達美國。達利的部分作品展（含《永恆的記憶》）在紐約掀起了巨浪。甚至以達利之名舉辦了一場舞會，達利舞會。達利當日以獨特的形象出現在會上，胸前帶著一個裝滿水晶的盒子。[21]同年，達利和加拉在紐約舉辦了一場假面舞會。他們化裝成林德貝格寶寶和他的綁架者。這場鬧劇在媒體上太過顯眼以至於達利不得不公開致歉。回到巴黎後，他又不得不向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們解釋他為什麼要對一個合理的超現實主義行為致歉。[22]
雖然雖然超現實主義的絕大部分都歸因於左派政治思想，達利在藝術與政治活躍的關係上持模稜兩可的立場。運動的領導人，主要是安德烈布雷登，譴責他維護希特勒現象中所謂新的和不合理的部分。達利反駁這種譴責並指出「我不是希特勒主義者也沒有成為他的這種意向」。[23]大力堅持認為超現實主義可以存活於非政治環境下，並反對公開聲討德國法西斯主義。這一點連同其他因素是他在藝術同盟面前失去了威信，到了1934年末，達利屈從於一場超現實主義審判，並被從運動中除名。[15]對於這件事，達利以他著名的聲辯回復,「我即超現實主義。」 [8]
然而在1936年，達利重新參與了倫敦的一場國際化的超現實主義畫展。他的演說，名為《正宗的悖論鬼魂》。在演說中使用了潛水服和潛水頭盔[24]。他手持球桿到場，身旁有一對俄羅斯獵犬，演說期間他不得不摘下頭盔換換空氣。他表示，「我只是想展示人類思想正在慢慢將我湮沒。」[25]
二次世界大戰[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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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加布里爾·瑪利亞·博拉爾迪的義大利修士聲明，在1947年達利到訪法國時，他曾為達利做了一次驅魔法事。[27]2005年，在修士所在的城市揭幕了一座十字架上的基督雕塑。據稱，達利將這座雕塑交給修士作為答謝。此外，根據兩名西班牙籍的達利研究學者表示，有足夠理由相信雕塑確為達利所做。[27]
達利曾接下紐約第五大道邦威特耶勒倉庫櫥窗的裝飾工作。他創作了一個極具爭議的白天與黑夜的組合: 一邊是一個戴紅色假髮的假人坐在一個阿斯特拉坎浴缸里，另一邊是一個假人讓在一張鋪有黑色華蓋、枕頭上燃著炙碳的床上。然而客戶未經達利允許就做了改動，而達利則把浴缸砸向櫥窗玻璃作為抗議。他因此被捕並被責令賠償損失。法官卻免除了他的罪名，認定這是保護自己作品的行為。後來，這次抗議被認為是對藝術家權利的護衛。
在這些年裡，達利為英文版典籍設計插畫，比如《堂吉訶德》，貝溫努多·賽里尼自傳，以及米歇·德·蒙泰恩文集。此外，他還負責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的電影《敗興而歸》（在西班牙語中被譯作《西班牙的回憶》或《給我講講你在阿根廷的日子》）中的場景美工，並與華特·迪士尼聯手創造了動畫電影《目的地》，當時懸而未決直到2003年才最終開機拍攝，此時兩位創立者都過世多年了。
這是他生命中最多產的年代，也是備受爭議的時候。這段時期達利將繪畫邊緣化以便顛覆設計和商品的同時在藝術和消費品之間徘徊不定。
在西班牙的晚年[編輯]
1949年達利返回加泰羅尼亞居住。他選擇獨裁下的西班牙作為居住地使得很多他舊日的同事，比如進步派人士，為他洗清了過去的批評。這表示達利所背負的界於超現實主義和與藝術評價之間的懷疑至少部分歸因於政治動因，而不是其固有的藝術價值。1959年布雷頓組織了一次人類學展覽名為「向超現實主義致敬」。展覽匯集了四十年間超現實主義運動中湧現的作品。展覽為達利的作品恢復了一席之地，以及喬安·米羅、恩里克·達瓦拉和歐亨尼·格拉內爾的作品。然而在次年，布雷頓慷慨激昂地反對在紐約國際超現實主義展中加入達利的作品《斯克斯蒂娜夫人》。[28]
在藝術生涯的後期，達利沒有局限於繪畫，而是發展了新的藝術體驗[29]: 他創辦了一份報刊，並把它變成了藝術全息攝影方面的先鋒報刊。考慮到達利長期在視覺遊戲中的探索，這個成果是意料之中的。在最後的幾年中，諸如安迪·沃霍爾等藝術家聲明達利是波普藝術最重要的影響源泉之一。[30]
同時儘管一直遭受批評，達利從來都展現出對自然科學和數學的濃厚興趣。這一點從他的很多作品中可見一斑，尤其是他50年代的作品中。在這些作品中他將個人頭像和犀牛角組合起來。他認為，犀牛角象徵了神聖的幾何學，因為它以對數螺線速率生長。此外，他還經常將自然科學與聖母瑪利亞的貞潔和神聖聯繫起來。[31]他還將這個概念與高氧化劑二硝醯胺銨鹽聯繫起來，以及超立方體。
在他的藝術成熟期里，達利還完成了一些超藝術活動使他成為更加知名的公眾人物。1968年，達利為拉芬巧克力錄製了一部電視廣告。[32]次年，他為珍寶珠設計了商標。同年， 他成為了歐視廣告策劃的創意負責人，並創作了一個巨大的金屬雕塑，豎立在馬德里皇家歌劇院的舞台上。
在2007年4號電視台的節目《骯髒的達利: 私人視角》中，評論家布里安瑟韋爾描述了在60年代末，達利是如何要求他不穿褲子在一個基督耶穌雕像的腋窩下擺出胎兒的造型，與此同時達利為他攝像並假裝在褲子下找他。[33][34]
晚年[編輯]
1980年，達利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加拉已經出現了衰老的症狀。據說他們夫妻二人使用了一系列嚴重損壞神經系統的藥物，從而導致達利不能完成藝術創作。76歲時，達利的狀態已經令人扼腕。他的手經常性的抖動，這正是帕金森綜合症的前兆。[35]
加拉於1982年6月10日去世。她死後，達利失去了生活的熱情。他故意讓自己嚴重脫水，據稱是企圖自殺，但他自己辯護說是為了達到一種停滯的精神狀態，就像一些細菌作用下的結果一樣。他離開菲蓋拉斯，搬去了布波爾堡。布波爾堡是為加拉購置的，後者在那裡離世。1984年達利的臥室莫名起火。他再次被懷疑蓄意自殺，雖然這很可能是家政人員疏忽所致。總之，達利獲救，並回到了菲蓋拉斯的家中。在那裡，他的一群藝術同好們負責照顧他起居，直到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年。
輿論廣泛斥責達利曾被他的一些護理人員強迫在一些帆布上簽名，以便在他死後當做真跡出售。[38]這些流言使得藝術品市場對於達利晚年作品頗持懷疑態度。
1989年1月23日，聽著他最喜歡的碟片，理察·華格納的歌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達利因窒息性心臟病死於菲格雷斯的家中，享年84歲，埋葬在菲格雷斯故居博物館的地下室。他的地下室在聖皮爾教堂的另一端，離他出生的房子三棟樓遠的地方，就是他受洗和初次領聖餐以及長眠的地方。[40]為避免來自中央政府和自治大區政府的兩面壓力，1982年達利表明將畫作遺贈給西班牙王國。
加拉薩爾瓦多達利基金會目前負責其遺產操作。[41]其在美國的法律代表是藝術家權利協會。[42]2002年，這個協會出現在媒體消息中，聲明要求谷歌撤下一個類似達利設計的標識。谷歌按要求撤下了這個實際上只用了一天的標識，但否認自己的行為侵害了藝術家權利。
藝術[編輯]
薩爾瓦多·達利承認自己表現了一種"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個人夢境與幻覺"。為了尋找這種超現實幻覺，他們像弗洛伊德醫生一樣，去探索精神病患者的意識，認為他們的言論與行動往往是一種潛意識世界的真誠反映，這在日常生活中是見不到的。對於超現實主義畫家來說，這是些至為珍貴的素材。因此，達利的許多作品，總是把具體的細節描寫和任意地誇張、變形、省略與象徵等手段結合地使用，創造一種介於現實與臆想、具體與抽象之間的"超現實境界"。讀他的畫，人們既看懂所有細節，從整體上，又感到荒謬可怖，違反邏輯，怪誕而神秘。這種"潛意識"的景物，其實都是畫家主觀地"構思"出來的，根本不是什麼潛意識或下意識的感情表達。[43]
達利在超現實主義繪畫中的影響最大，持續的時間也最長。不僅他的畫，還有他的文章、口才、行動以及他的打扮，都無不在宣傳他的"超現實主義"。他在發揮和運用自己的想像力上，可以說超越了他們的超現實主義繪畫群體。他的有些作品除了傳達無理性、瘋狂和一定程度的社會哲學觀外，有時還反映著人們的時髦心態。達利贊成人應該培養真正的幻想，像臨床的妄想狂一樣,而受理性控制的人的精神背後，仍保留有一些剩餘意識。這些剩餘意識使人處在靜態之中。他還宣傳，妄想方式不僅要運用在日常工作中。在他的日常生活里，他就常常故意放任自己的怪僻行為。如他穿一身潛水服出現在1936年倫敦超現實主義畫展的開幕式上。
他偏愛的幻覺形象常常被不斷重複，如帶有許多半開的抽屜的人形，蠟樣軟化的硬體物體，抽絲樣細長的獸腿以及物體向四周無重心地飛開的景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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