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貴君輕

民貴君輕

民貴君輕之思想，為中國正統之政治思想，遠自堯、舜時代已見其義，如尚書臯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歷夏、商、周三代，治天下國家的人，均以此為則。至孟子，見當時國君諸侯多驕狂侮慢於上，而賤視一般人民，乃大力宣揚此民貴君輕之論，正告天下，冀使為國君者知所戒懼，不敢殘民以逞。孟子之言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又言：「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離婁上)孟子所言，正是今日的民主思想，一切行事以順從民意為依歸，國君不可肆意妄為於上。後來呂坤對孟子的話，作更深入的說明，他說：「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奈何以我百姓：夫為君之道無他，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為民開導樽節之，因人生固有之性而為民倡率裁制之，足其同欲，去其同惡，凡以安定之使無失所，而後天立君之意終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而剝天下以自奉哉！」(呻吟語治道篇)張其均在中華五千年史第七冊「民主宗師的孟子」一章中，特明民貴君輕之義曰：「孟子貴民，故極重視民意，而認民心之向背為政權轉移及政策取捨之最後標準。得乎丘民為天子，失民心者失天下。堯、舜、禹、湯之得天下，或傳賢，或傳子，或禪讓，或征誅，雖由『天與』，實賴『人歸』。若以今語釋之，則孟子確認人民為最後主權之所寄。故不獨於君主廢立之際，民心可以示從違去取，即在平時，國之要政亦應取鑒於輿論。如孟子告齊宣王於破格進賢之時，必『國人皆曰賢』，然後察而用之。然決獄用刑之時，必『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而殺之。此種『詢及？蕘』之政治，雖或為上古遺制，非出孟子臆造，然發揮宣揚之，則由於孟子」

國 孟子“民貴君輕”是“民主思想”嗎? 多維新聞 >> 历史 >> 孟子“民貴君輕”是“民主思想”嗎? 【多維历史】孟子关于“民貴君輕”的言說，常被有些學者引證為先秦儒家“民主思想”的范例。此言說見于《孟子・尽心下》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干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此所謂“民為貴”，是指民眾之寶貴（就作用而言），而非指其尊貴（就地位而言）；按儒家“貴賤有序”的禮制，当然是君貴民賤。孟子還有一段話―― 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這段話說的“寶”，当與“民為貴”的“貴”同義。而前面那段話里有個关鍵語：“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所謂“民為貴”，正是立論于此，它明顯是對于“天子”而言。朱熹注曰：“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是民為重也。”古代欲成大氣候、欲謀大位者，大凡懂得“民心可用”，而得到民心的歸順，成為“天下歸之”的天子，就是民心的大用了。――当然，這個“用”并不是要讓民眾有參與權。按孟子的理念，天子须以“仁政”來“得乎丘民”，贏得民眾的歸順擁戴。應該說，這种以民為“貴”、“寶”的理念，比諸單說“君權天（或神）授”，無疑有進步的意義。不過，孟子和儒家所謂的“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并未取代、否定“君權天（或神）授”――看“天子”這個稱謂，那就是意指“上天之子”或“天帝之子”，具有“受命于天”的神聖性。“受命于天”與“得乎丘民”，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孟子那段話里，說到“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國君危害國家（社稷指代國家），就廢之改立。誰可以“變置”危社稷的國君呢？孟子認為，貴戚之卿有資格“變置”國君。有一次他說過讓齊宣王勃然變色的話：“君有大過則諫，反复之而不聽，則易位。”（國君有重大過錯就勸諫，反复勸諫而不聽從，那就要讓他走人，改立國君。）貴戚之卿與國君同姓，有血緣之親，他們可以更換有大過、危社稷的“当家人”（國君），那是他們自家宗親的事。孟子還說，異姓之卿就不可以這樣，他們反复勸諫而國君不聽，走人的就該是他們。至于民眾，是勸諫的資格也沒有的，若斗膽想要“變置”國君，那豈不是犯上作亂！在“變置”諸侯國君的問題上，孟子顯然比先師孔子激進，孔子對貴卿“變置”國君是不贊成的，魯昭公被“三桓”貴卿驅逐出國門，《春秋》為昭公諱，記曰“公孫于齊”――魯昭公是自己遜讓到齊國的。……或有人以為，孟子說諸侯可“變置”，沒有說要“變置”丘民，更見出以民為貴。但我們要知道，丘民庶眾，身在等級社會的最底層，無權無勢無位，實在沒什么可以“變置”的了。況且，把丘民庶眾“變置”掉，從天子、諸侯、貴卿、大夫到士君子，豈不是都要去喝西北風！孟子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不言“變置”丘民。 孟子有一句斥罵“異端”學派的名言：“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這話不講道理和邏輯，惡語傷人，實在有欠君子之風。后來朱熹為之詮釋：“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复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這番勉強的說詞，還是很難以讓人信服。在孟子這句話里，分明可見“君”（指諸侯國君）之不“輕”――尤其對于士人來說，絕對不可以對“君”輕視乃至無視，否則就有淪為“禽獸”之虞。先師孔子曾借子路之口申言：“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按此，“無君”則等于是不要“君臣之義”。孔子当時指責耕稼的隱者“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這雖然有點上綱上线，但畢竟還沒把人家罵作“禽獸”。 孟子還有名言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這里的“君子”和“勞心者”，包括出仕為官的士君子、卿大夫，当然也包括國君；“野人”即“丘民”，是“勞力者”。孟子在此將“治”和“養”的关系說得很清楚，君子有“治”野人（勞力者）的權力，以及受后者所“養”的權利；而野人（勞力者）則只有“養”君子的義務，只有被君子“治”的資格。朱熹對此注解，一言以蔽之：“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小人（勞力的野人）“養”而使君子免于饑，是為其“貴”和“重”，君子“治”小人而使他們免于“亂”（犯上作亂），小人由此成為“易使”的順民、良民。 不過，孟子和先師孔子一樣，對“民生”也表示出了相当的关切。在《孟子》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少关乎“民生”的言說―― “……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樂民之同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獸相食，人且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這些言說體現出孟子的風格――激情、強烈以至犀利，使我們至今猶能感受到一顆关念“民生”的心的熱烈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