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楚教亂

(來自 川楚教亂 的重新導向)

川楚教亂（1796年－1804年），現在稱之為川楚白蓮教起義或川楚白蓮教起事，指中國清朝嘉慶年間爆發於四川、陝西、河南和湖北邊境地區的白蓮教徒武裝反抗政府的事件。

起源

清高宗乾隆末期，由於人口增長迅速，土地兼并嚴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現飢民，其中大約有一百萬人前來有著大量荒地、原始森林的川楚邊境就食，受僱於木廂廠、鐵廠、紙廠，受盡各種不平等的剝削，生活極為艱難。
而民間秘密宗教白蓮教，宣揚彌勒佛未來會「改造世界」的傳說，並以「教中所獲資財，悉以均分」，「有患相救，有難相死，不持一錢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從者日眾。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各地白蓮教首領約定在次年起事，此事為清政府偵知，便以邪教為名大量抓捕教民，一時各地地方官以查拿邪教為名，行敲詐勒索之實。「不論習教不習教，但論給錢不給錢」，「不遂所欲，即誣以邪教治罪」。這進一步激起了教眾的反抗。^[1]

經過

清仁宗嘉慶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宜都、枝江一帶的教眾首先起事。三月初十，襄陽女子王聰兒、姚之富等人起事，成為各支白蓮教軍隊的主力，在湖北、四川、河南、陝西各省遊動作戰。
嘉慶二年（1797年），總兵德楞泰以為白蓮教「行不必裹糧，住不藉棚帳，黨羽不待徵調，蹂躪於數千里」的流動作戰方式，提出實行「令民築堡御賊」之法^[2]，「紳士梁友谷等築堡團練，賊不能犯，保護鄉里十餘萬人」。由於各支義軍互不統屬，無法相互呼應，遂被清朝陝甘總督楊遇春、總兵德楞泰、額勒登保領軍隊各個擊破。
嘉慶三年（1798年），襄陽白蓮教軍在湖北鄖西被包圍，王聰兒、姚之富皆跳崖自殺。
此後，清朝推行團練和堅壁清野戰術，築起大量寨堡，將村落百姓強行移居其中，又訓練團練進行防守，從而切斷白蓮教軍隊的糧草與兵源。至嘉慶九年（1804年），白蓮教軍隊被全部鎮壓。

影響

這次大規模戰亂耗費了清朝政府十六省的數十萬軍隊，並導致十餘名提督、總兵等高級武官及副將以下400餘名中級武官陣亡。據統計，清朝前後投入超過兩億兩白銀，相當國庫五年財政收入，使國庫為之一空^[3]，「川楚之役，則諸將會飲，雖深箐荒麓間，蟹魚珍錯輒三四十品，而賞伶犒仆之費不與焉。凡糧台地，玉器裘錦成市，饋獻、賂遺、賭博，揮霍如泥沙」^[4]。八旗、綠營等清朝正規軍之腐朽在起義中暴露無遺，清政府被迫依靠地方團練鎮壓起義。
乾隆後期，由和珅帶頭貪瀆，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官僚大肆兼併土地，貪官污吏橫行。川楚教亂標誌著清朝走向衰落的開始。川楚教亂平亂不久，直隸、河南、山東諸省又發生天理教領導的癸酉之變。

嘉慶元年至嘉慶九年（西元一七九六年至一八○四年），爆發的川楚白蓮教亂是清朝統治時期一次大規模的民變。當時白蓮教在河南、湖北、陝西、四川各省，擁有很大的勢力，教徒們互相援助，「穿衣吃飯，不分你我」，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 　 　乾隆五十九年（西元一七九四年），川楚一帶的白蓮教領袖宋之清與齊林被清廷逮捕後，清廷才發現白蓮教擁有足以威脅政權的強大力量，於是下令嚴拿白蓮教 徒，地方官吏趁這個機會勒索敲農民，使得更多的農民憤而暗中加入白蓮教。西元一七九五年冬天，白蓮教的主要領導人在湖北襄陽開會，提出「官逼民反」的口 號，決定分東、中、西三路，於第二年年初同時起兵。 　　清廷派了好幾個省的總督率領大軍分別鎮壓，並陸續調遣八旗兵參戰，想藉兵力的優勢，一舉撲滅這場叛亂。但是打了將近三年，才稍稍減弱叛軍的勢力。 　　到了西元一七九九年，嘉慶皇帝處治了貪財嗜欲的大學士和坤，以及一些貪官污吏，將「官逼民反」的罪責歸到這一些貪官污吏的身上，以平息老百姓的憤恨。 另外採取了招撫流民，安置難民的措施，並且改變作戰方式，撤換作戰不力的官兵。終於在嘉慶九年（西元一八○四年），剿平了白蓮教亂。 　　這場戰爭長達九年之久，波及中國中部五省，動員了很多軍隊，花費了龐大的經費，是鴉片戰爭前清朝最大的一次叛亂。清王朝因此元氣大傷，國勢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