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又名百日維新、戊戌維新、維新變法，是清朝光緒二十四年間（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短暫政治改革運動，變法由光緒皇帝領導，深入經濟、教育、軍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個層面，希祈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然而期後遭到慈禧太后與守舊派的反撲，發動了戊戌政變，戊戌變法僅經歷了103日就告終。維新派首領康有為和梁啟超逃入日本駐北京大使館，譚嗣同等維新人士陸續被捕殺害，光緒帝則被軟禁於中南海瀛臺，太后重新當政。變法失敗亦引發了民間輿論支持孫文、黃興等更為激烈的改革主張，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中國因此割讓了臺灣及澎湖列島，賠款二萬萬三仟萬兩銀即二億三仟萬兩白銀。証明了洋務運動未能根本地改變清朝落後的境況。於是湧現出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面，包括政治體制上，進行變法維新的聲音。
維新運動開始於1895年於北京發生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各省舉人收到《馬關條約》中，中國割去臺灣及遼東，並且向日本賠款白銀兩萬萬兩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動。4月，康有為和梁啟超作出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得到一千多人連署。5月2日，二人、十八省舉人及數千北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門前要求代奏光緒帝。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是由各省派送，依照漢代舉孝廉乘公家馬車赴京接受考核之慣例，對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又俗稱為公車，故此稱為公車上書。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的效果，但是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有為和梁啟超二人發起的強學會最為聲勢浩大，一度得到帝師翁同龢和湖廣總督張之洞等清朝高級官員的支持。
1898年（戊戌年），康有為多番上書要求推行新政，但是康有為非四品官，無權力上書皇上。1月29日，康有為的奏摺首次轉呈光緒，光緒命令允許康有為隨時上書。於同日，康有為第6次上書。2月，康第7次上書，再次建議皇帝效仿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並且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大彼得變政記》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籍。皇帝之後每日閱讀，加強了改革的決心。[1]
5月29日，恭親王奕訢去世，死前對光緒說：「聞廣東舉人康有為等主張變法，請皇上慎思，不可輕信小人。」他逝世兩日後，康有為以御史楊深秀名義呈上奏摺，請求明定國是。6月6日，徐致靖上書《請明定國是疏》（康有為代擬）請求光緒帝正式改變舊法，實施新政。
1898年6月10日，光緒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國是詔》，送呈慈禧審查，得到批准，於6月11日（農曆四月二十三日）頒布《明定國是詔》[2]，表明變革決心，百日維新由此開始。
然而，變法後第6日，亦即6月16日，光緒才首次召見康有為。據傳康有為入殿前，碰到剛剛接到直隸總督任命的榮祿，榮祿問：「以子之大才，亦將有補救時局之術否？」康有為答：「非變法不能救中國也。」榮祿問：「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康有為答：「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3][4]康有為覲見光緒帝時，開宗明義說：「大清快要滅亡了。」光緒答這是保守官員所累，康有為指靠那些官員推動改革，等如緣木求魚，康有為用了大量的時間，力陳變革之必要。這是光緒與康有為首次會面、亦是唯一一次，數日後，光緒調任他為總理事務衙門章京行走，但是官位僅至六品，而康有為早於3年前已經是六品官。
隨後，光緒又召見梁啟超，並且僅委派其出任六品的辦理譯書局事務。梁啟超獲得任命後，離開北京，沒有再次參與新政。在整場百日維新中，作為骨幹成員的康有為與梁啟超，各自僅見過光緒一次。
康有為強調中國必須以工商立國，才能富國養民；另外因為官辦企業多有弊病，故此也著重鼓勵民辦企業。
從戊戌年農曆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日內，光緒皇帝與太后同住69天、請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及侍看戲15次。百日維新 期間，光緒12次前往頤和園請安。其時光緒下詔書時，亦多寫有「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6月11日至9月20日，軍機處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 片、呈及書等共計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6]
當時幾位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剛毅、錢應溥、廖壽恆和王文韶，除了廖壽恆暗中支持改革外，或者頑固抵制或者明哲保身。剛毅甚至到頤和園向慈禧太后哭訴，請求太后重新訓政。
6月16日，慈禧太后命咸豐帝老臣刑部尚書崇禮代理步軍統領。6月25日，慈禧太后再命懷塔布管理圓明園官兵，剛毅管理健銳營。
9月1日，禮部主事王照疏請光緒帝遊歷日本等國，以考察各國情況。懷塔布、許應騤不肯代送。王照彈劾他並到堂親遞，懷塔布不得已允許其代奏。許應騤則上奏彈劾王照「咆哮署堂，藉端挾制。」
9月4日，光緒下令將懷塔布、許應騤、堃岫、徐會灃、溥頲、曾廣漢等阻礙變法的禮部六堂官革職。王照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用昭激勵。懷塔布的妻子與慈禧太后有親戚關係，遂向太后哭訴。
9月5日，光緒召見譚嗣同，並命譚與劉光第、楊銳、林旭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9月11日，光緒帝召直隸按察使袁世凱來京陛見。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有為。
9月13日，光緒帝擬開懋勤殿，設顧問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緒帝手諭楊銳以變法之難，命康有為等詳細籌議。
9月14日，直隸按察使袁世凱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經天津抵京。
9月16日（八月初一），光緒在頤和園召見統率新建陸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面談後昇任他為侍郎候補。另一方面，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催袁急回天津。畢永年與譚嗣同議軟禁太后事。
9月17日（八月初二），光緒帝再召見袁世凱，命與直隸總督榮祿各辦各事。光緒命康有為即離京赴上海督辦官報局，傳通過楊銳帶給康有為密詔。
9月18日（八月初三），御史楊崇伊上書慈禧，稱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政，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籲懇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亂萌。據袁世凱的日記，之後譚嗣同於9月18日去法華寺夜訪袁世凱，透露慈禧聯同榮祿，要廢除光緒；並說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住的頤和園。兩日後（9月20日），袁世凱回到天津，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也有一種說法是，袁世凱離京前密告給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7]。
9月20日（八月初五），凌晨康有為攜僕人李唐離京。光緒皇帝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之後袁回天津。光緒皇帝接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親密交談。太后垂簾旁聽，極為不滿，當天深夜又接到榮祿密報，說光緒帝欲軟禁太后[8]。康有為離開北京。
9月21日（八月初六），凌晨慈禧太后率衛隊軟禁光緒帝於中南海涵元殿，然後下詔太后訓政。當天步軍統領率兵圍南海會館宅，搜捕康有為未獲，但在此拿獲康廣仁和康的弟子程大璋、錢維驥。之後又查抄了粵籍官僚張蔭桓寓所，沒有發現康有為，將張逮捕。
9月24日（八月初九），剛毅奉太后諭令開始搜捕四軍機章京等變法份子。楊銳、林旭當日被捕。劉光第投案自首。楊深秀因詰問慈禧太后為何罷黜光緒帝，在聞喜會館住處被捕。
9月25日（八月初十），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
9月19日，慈禧回宮，9月21日即臨朝，宣佈戒嚴，火車停駛；並即幽禁光緒，廢除新政，搜捕維新黨人。是為戊戌政變，結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維新。維新黨人中，康有為早離開北京，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其他數十人被捕，包括稱為「戊戌六君子」的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有溥，六人於9月28日被斬首於菜市口。剛毅親自監斬。徐致靖處以終身監禁（庚子之亂後得赦免）；張蔭桓則流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外，一律都被廢止。
此外，戊戌政變的深層原因是滿漢之爭，慈禧並不一定反對維新，但變法與「滿洲統治」這一根基相抵觸，隨著變法運動的激進化，康有為上奏在華東建設新都，剪掉辮子，改穿西式服裝，改元維新（參《請斷髮易服改元折》），意味著脫離清兵入關後在北京周邊設定的旗地、八旗等滿人勢力，轉向對外開放之地上海，斷髮、易服、改元意味著對祖法即二百五十年來的清朝統治的全盤否定，因此喚起了滿洲人的抗拒。當時一封致英國代理上海總領事白利南的信中稱：「到光緒意欲改變中國辮子風俗的詔令一傳出（據康說這是真的），旗人的不滿達到頂點。對滿人來說，割掉象徵旗人征服漢人的辮子，等於否認旗人在中國的統治[9]。英國公使竇納樂說道：「最近的一些事件確切表現出太后和旗人派對他們自身安全感到嚴重的驚恐，且視維新運動有害於旗人統治。維新新黨的領袖都是漢人，在斥責康有為所組織的『保國會』的上諭中，很有意義地指出，保國會志在保中國而不保大清。旗人在摧毀維新派時，能夠博得多數漢族官員的贊同，或至少漠不關心，乃因為光緒採納熱心變法的青年一派的建議從事改革，不但危及他們的權力，甚至危及他們的地位[10]。
袁世凱在1896年4月受到監察御史胡景桂的彈劾，指他在小站練兵時犯下「嗜殺擅權」、「剋扣軍餉」，「誅戮無辜」等多條罪狀，榮祿當時視察新軍，為新軍軍容所動，力保袁世凱，袁世凱才得以留任[11]，榮祿有恩於袁世凱，所以有觀點認為袁世凱把譚嗣同的想法告訴給榮祿，結果戊戌變法失敗，光緒帝失去朝廷政權並遭軟禁。
但據近年根據歷史資料考證，慈禧及榮祿等早有廢除新政的計劃，已經有所部署和防備。袁世凱告密一事的真實情況亦有諸多疑點，戊戌變法時袁世凱傾向「維新」 並未主動告密。[12]9月21日（八月初六）清廷頒布訓政詔書，慈禧太后全面掌握政權。如果袁世凱告密，譚嗣同作為勸言袁世凱劫持或殺掉慈禧的人，罪不可赦，但上諭中只是要求捉拿康有為和康廣仁，並未下令逮捕譚嗣同。[12] 同時，時間和技術也是問題，袁世凱9月20日（八月初五）抵達天津已是日落，趕到榮祿處已是夜間，即便當時告密，以當時的技術條件，榮祿根本無法及時趕回北京。可見慈禧太后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所引起。[12]根據袁世凱親信張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榮祿親信陳夔龍所記《夢蕉亭雜記》，真實情況應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凱聽到楊崇伊從北京帶來的政變消息，袁世凱以為密謀已經泄露，為避免自己被牽扯上叛逆罪，於是將情況告知榮祿，而非主動告密。[12]即便按照維新派原計劃進行，袁世凱對於戊戌維新的成敗是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仍有爭議，因為以袁世凱當時掌握的新軍戰力，亦不足以對抗聽命於榮祿駐紮於北京附近的眾多部隊。
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於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於9月20日（八月初五）上書光緒皇帝：「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16]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於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17] 雷家聖認為，這是欲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等國家大權，交於外人之手，所以慈禧太后驚覺事態嚴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13]。
雷家聖認為「合邦」為外國的陰謀，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即曾與日本人聯繫，要與日本人聯合召開「兩國合邦大會議」。[18]戊 戌變法開始後，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建議中、美、英、日四國「合邦」，藉以對抗俄國，這在當時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但身為高級知識分子的李提摩太卻向康有為提 出這種建議，動機令人懷疑。康有為更向光緒建議要向李提摩太與伊藤博文「商酌辦法」，則控制權將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計劃，可以說 是一個外交的騙局，利用康有為等人對國際常識不足的弱點，誘騙康有為等人與光緒將交出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給外國人，任由外國操控宰割。[19]中國學者孔祥吉也認為：「拆穿了李提摩太的西洋鏡，原來是一個赤裸裸的并吞中國的陰謀，…這一合邦計劃幸好沒有實行，倘若付諸實施，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無疑會成為對英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屬國和殖民地。」[20]戊戌政變之後，慈禧下令逮捕康有為，將宋伯魯革職拿問，後又處死楊深秀等戊戌六君子，均沒有提到他們有賣國通敵之罪。雷家聖認為當時英、日正在中國東北與渤海進行軍事活動，一旦公布英、日涉及合邦計劃，無異與英、日反目成仇，因此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帶過。[21]
戊戌政變後，光緒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環水的南海瀛台。康有為逃至香港，後轉至加拿大，在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組織保皇會，又名中國維新會，頌揚光緒皇帝，鼓吹君主立憲，而梁啟超則逃至日本，創刊《清議報》，醜詆慈禧太后。
在康梁兩人出逃的時候，宮內傳來康有為毒殺光緒皇帝的消息，後來又傳光緒久病，由太后訓政。民間議論紛紛，中外盛傳光緒皇帝已不在人世。兩江總督劉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時任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亦稱假若光緒皇帝去世，將為各國所不諒。結果大內允許法國使館醫生入宮中診治光緒，云無大礙。
守舊派大臣恐光緒怨於將來，紛紛慫恿慈禧太后廢掉光緒，但議論未決。各國公使聽聞消息後，於元旦入覲詰問理由。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強干涉，為測試列強態度，遂依榮祿建議，於1900年1月24日，以光緒帝名義頒詔，稱其不能誕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載漪之子，15歲的溥儁為大阿哥，史稱己亥建儲。
不過該詔書一出，隨即令天下嘩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領銜通電要求光緒皇帝「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簽名者有葉瀚、馬裕藻、章炳麟、汪貽年、丁惠康、沈藎，唐才常、經亨頤、蔡元培、黃炎培等1231人。同時發表《布告各省公啟》，要求各省共同力爭，「如朝廷不理，則請我諸工商通行罷市集議」。各國公使認為立儲事件影響中國形勢穩定，隨之提出警告，拒絕入賀。慈禧太后對列強怨恨甚深，在守舊派大臣慫恿下，對義和團採放任態度，終釀成八國聯軍入侵的大禍。[來源請求]
一開始維新黨人在清朝體制內尋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變後他們卻成了被官府緝捕的罪犯。戊戌政變使得這批人與革命黨人在日本相會，當時宮崎滔天、 犬養毅、以及其他熱心支那問題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興中會」（孫文）與「維新派」（康有為），希望兩黨能攜手一同造反。[22] [23] 戊戌政變直接導致1900年夏維新派與革命黨嘗試合作，趁義和團事件及八國聯軍時發動自立軍起義。此維新起義失敗後，代之而起的是主張推翻滿清，激烈變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後清朝亦畫上句號。
清末維新運動
戊戌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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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維新運動戊戌變法是發生在1898年（農曆戊戌年）中日甲午戰爭後，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為首的維新派，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制，發展資本主義，以挽救民族危機，使國家臻於富強。
1895年4月，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被迫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到北京，群情激奮，正在參加會試的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啟超聯合全
國18省在京舉人，討論上書請願。會後由康有為起草萬言書，提出拒絕《馬關條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三項建議，聯絡1300多舉人簽名。這就是著名的
「公車上書」，它是維新變法運動的起點。此後，康有為接連向光緒帝上書。
從1895年夏到1898年春，維新派積極組織學會、創辦報紙、開辦學堂，為維新運動製造輿論、培養人才。1897年冬，德國強佔膠州灣，民族危機空前嚴 重，變法聲浪日高。康有為趕到北京上書，提出速行變法的具體建議。次年6月11日，光緒帝接受變法建議。在此後到慈禧太后於9月21日發動政變的103天 中，光緒帝發佈了一系列除舊布新變法詔令，史稱「百日維新」主要四項改革 - 即教育、政治、軍事、經濟。
變法運動一開始就遭到封建頑固派的抵制和反對，隨著運動的開展，維新派與頑固派的矛盾和鬥爭迅速加劇。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封建派發動 政變，慈禧重新「訓政」，光緒帝被幽禁，譚嗣同等6位維新志士慘遭殺害（這6位志士為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史稱「戊戌六君 子」）。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新政全部被推翻，變法運動徹底失敗。
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
1．缺乏實權：維新變法，以光緒為權力中心，但光緒只星一個傀儡皇帝，慈禧控制了實權；而 且康有為等人官小權輕，故新黨勢力薄弱，未能有力推行變法。
2．舊派反對：當時政治上舊派勢力強大，朝中保守頑固者甚多，加上慈禧性格守舊，滿洲親貴如榮祿等又以為新政「以夷變夏」，大加反對，使新政推行大受阻撓。
3．滿漢衝突：支持維新者多為漢人，而新政又取消一直以來對滿人的優待，滿洲貴族不能無所疑懼，恐怕政權轉歸漢人之手，故多方阻撓。
4．朝臣利益：新政重視政治改革，裁冗員、廢八股文等等，直接影響到朝中官員及當時士人的利益，自然不受廣泛支持。
5．毫無計劃：光緒帝沒有深謀遠慮，維新分子又主張速變全變，使新政推行太急，缺乏推行方略，致使新政陷於混亂，未能得廣泛支持。
6．袁世凱變節：光緒滿以為可以利用袁世凱奪榮祿兵權，威脅慈禧支持新政，可惜袁世凱出賣光緒，向榮祿告密，導致「戊戌政變」，新政遂因慈禧廢止及捕殺維新分子而全面失敗。
「百日維新」的影響
1．促成革命：戊戌維新失敗後，國人深知清廷腐敗不堪，多不再寄望變法，轉而趨向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終引發「辛亥革命」。
2．八國聯軍：戊戌政變後，康有為、梁啟超逃往海外，慈禧太后欲廢點光緒，又為外國公使所阻，更加深其對外人的仇恨，因而利用義和團向外人報復，招致八國聯軍入侵。
3．革新文化：戊戌政變後，康有為、梁啟超雖身處外國，仍致力提倡西方的民主自由，標榜立憲。對中國思想及文化的改革，有重大影響，導致「新文化運動」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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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洋務運動
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後，清朝與世界的關係日益緊密。接踵而至的內憂外患，迫使清政府及一眾知識分子醒覺到必須要改變以自強。同治年間（1861年）開始，清政府進行洋務運動，希望能夠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式，改良生產技術。全國各地先後引入了外國新科技，開設礦業、工廠，建設鐵路及架設電報網，培訓技術人材；在軍事上亦建立了遠東最具規模的海軍──北洋水師。1895年，清朝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中國因此割讓了臺灣及澎湖列島，賠款二萬萬三仟萬兩銀即二億三仟萬兩白銀。証明了洋務運動未能根本地改變清朝落後的境況。於是湧現出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面，包括政治體制上，進行變法維新的聲音。
公車上書
變法醞釀
1897年底，發生山東曹州教案，兩名德國傳教士被殺。德國乘機侵佔膠州灣（今青島），俄國同時進佔旅順大連，法國進佔廣州灣（今廣東湛江），英國進佔山東威海，並且要求拓展九龍及新界。1898年（戊戌年），康有為多番上書要求推行新政，但是康有為非四品官，無權力上書皇上。1月29日，康有為的奏摺首次轉呈光緒，光緒命令允許康有為隨時上書。於同日，康有為第6次上書。2月，康第7次上書，再次建議皇帝效仿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並且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大彼得變政記》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籍。皇帝之後每日閱讀，加強了改革的決心。[1]
5月29日，恭親王奕訢去世，死前對光緒說：「聞廣東舉人康有為等主張變法，請皇上慎思，不可輕信小人。」他逝世兩日後，康有為以御史楊深秀名義呈上奏摺，請求明定國是。6月6日，徐致靖上書《請明定國是疏》（康有為代擬）請求光緒帝正式改變舊法，實施新政。
明定國是
：
然而，變法後第6日，亦即6月16日，光緒才首次召見康有為。據傳康有為入殿前，碰到剛剛接到直隸總督任命的榮祿，榮祿問：「以子之大才，亦將有補救時局之術否？」康有為答：「非變法不能救中國也。」榮祿問：「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康有為答：「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3][4]康有為覲見光緒帝時，開宗明義說：「大清快要滅亡了。」光緒答這是保守官員所累，康有為指靠那些官員推動改革，等如緣木求魚，康有為用了大量的時間，力陳變革之必要。這是光緒與康有為首次會面、亦是唯一一次，數日後，光緒調任他為總理事務衙門章京行走，但是官位僅至六品，而康有為早於3年前已經是六品官。
隨後，光緒又召見梁啟超，並且僅委派其出任六品的辦理譯書局事務。梁啟超獲得任命後，離開北京，沒有再次參與新政。在整場百日維新中，作為骨幹成員的康有為與梁啟超，各自僅見過光緒一次。
變法內容
新政內容主要涵蓋教育及軍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體制。其最終目標，是推行君主立憲制。康有為向光緒皇帝贈送康有為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還有李提摩太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這令光緒傾向以明治維新為改革的藍本。教育改革
這是維新派最重視的地方，細節包括：- 舉辦京師大學堂
- 所有書院、祠廟、義學及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
- 各省設高等學堂，府城設中學，州縣設小學
- 鼓勵私人開辦學堂
- 設立翻譯、醫學、農、商、鐵路、礦、茶務及蠶桑速成學堂
- 派遣皇族宗室出國遊歷，挑選學生到日本遊學
- 廢八股文、鄉試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考歷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以及定期舉行經濟特科
- 設譯書局
- 頒發著書及發明給獎章程，保薦格致人才
經濟建設
- 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並且在各省設分局
- 廣泛開設農會，刊印農報，購買農具，訂立獎勵學藝、農業程序，編譯外國農學書籍，採用清西各法切實開墾
- 頒發製器及振興工藝給獎章程
- 在各地設立工廠
- 在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
- 開放八旗經商的禁令，命其學習士農工商自謀生計
- 倡辦實業，促進生產。
軍事
政治
康有為還有好些未發表的新政，如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及教會、以孔子紀年、制訂憲法、開國會、君民合治、滿漢平等、皇帝親自統帥陸海軍、改年號為維新、斷髮易服及遷都上海等。根據康有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緒的同意。慈禧干政
後世史家評價戊戌變法時，常形容光緒正式掌權親政，但是此種說法歷來受到爭議。6月15日，也就是戊戌變法進入到第5日，慈禧要求光緒連下三道上諭：一、下令免去帝師翁同龢的協辦大學士及軍機大臣等職務，逐回原籍；二，凡授任新職的二品以上大臣，須到皇太后面前謝恩；三，任命慈禧親信榮祿出任直隸總督，掌握大權[5]。從6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要求光緒任命崇禮為步軍統領，懷塔布掌管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及鳥槍營，剛毅掌管健銳營，光緒並無軍事大權。[6]從戊戌年農曆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日內，光緒皇帝與太后同住69天、請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及侍看戲15次。百日維新 期間，光緒12次前往頤和園請安。其時光緒下詔書時，亦多寫有「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6月11日至9月20日，軍機處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 片、呈及書等共計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6]
當時幾位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剛毅、錢應溥、廖壽恆和王文韶，除了廖壽恆暗中支持改革外，或者頑固抵制或者明哲保身。剛毅甚至到頤和園向慈禧太后哭訴，請求太后重新訓政。
6月16日，慈禧太后命咸豐帝老臣刑部尚書崇禮代理步軍統領。6月25日，慈禧太后再命懷塔布管理圓明園官兵，剛毅管理健銳營。
帝后兩黨爭權經過
有評論指慈禧太后並非反對變法，但變法目的應以利於清室統治，延長清朝國祚為大前提，但康梁兩人「改元易服，南巡遷都」的主張，被慈禧認定是「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舉措，故而斷然發動政變，扼殺維新。
9月4日，光緒下令將懷塔布、許應騤、堃岫、徐會灃、溥頲、曾廣漢等阻礙變法的禮部六堂官革職。王照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用昭激勵。懷塔布的妻子與慈禧太后有親戚關係，遂向太后哭訴。
9月5日，光緒召見譚嗣同，並命譚與劉光第、楊銳、林旭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9月11日，光緒帝召直隸按察使袁世凱來京陛見。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有為。
9月13日，光緒帝擬開懋勤殿，設顧問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緒帝手諭楊銳以變法之難，命康有為等詳細籌議。
9月14日，直隸按察使袁世凱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經天津抵京。
9月16日（八月初一），光緒在頤和園召見統率新建陸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面談後昇任他為侍郎候補。另一方面，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催袁急回天津。畢永年與譚嗣同議軟禁太后事。
9月17日（八月初二），光緒帝再召見袁世凱，命與直隸總督榮祿各辦各事。光緒命康有為即離京赴上海督辦官報局，傳通過楊銳帶給康有為密詔。
9月18日（八月初三），御史楊崇伊上書慈禧，稱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政，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籲懇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亂萌。據袁世凱的日記，之後譚嗣同於9月18日去法華寺夜訪袁世凱，透露慈禧聯同榮祿，要廢除光緒；並說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住的頤和園。兩日後（9月20日），袁世凱回到天津，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也有一種說法是，袁世凱離京前密告給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7]。
榮祿曾表示反對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他在公元1896年9月20日回京，參與扼殺戊戌變法，為慈禧太后提供武力支持。
變法失敗
9月19日（八月初四），傍晚慈禧突然離開頤和園，返回大內。光緒帝自是日起遷居瀛台。 康有為訪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請英國公使相助，不成；又訪伊藤博文，請遊說慈禧太后。當晚黃紹箕勸康有為迅速離京。深夜，梁啟超、康廣仁等懇求康盡快出走。9月20日（八月初五），凌晨康有為攜僕人李唐離京。光緒皇帝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之後袁回天津。光緒皇帝接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親密交談。太后垂簾旁聽，極為不滿，當天深夜又接到榮祿密報，說光緒帝欲軟禁太后[8]。康有為離開北京。
9月21日（八月初六），凌晨慈禧太后率衛隊軟禁光緒帝於中南海涵元殿，然後下詔太后訓政。當天步軍統領率兵圍南海會館宅，搜捕康有為未獲，但在此拿獲康廣仁和康的弟子程大璋、錢維驥。之後又查抄了粵籍官僚張蔭桓寓所，沒有發現康有為，將張逮捕。
9月24日（八月初九），剛毅奉太后諭令開始搜捕四軍機章京等變法份子。楊銳、林旭當日被捕。劉光第投案自首。楊深秀因詰問慈禧太后為何罷黜光緒帝，在聞喜會館住處被捕。
9月25日（八月初十），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
9月19日，慈禧回宮，9月21日即臨朝，宣佈戒嚴，火車停駛；並即幽禁光緒，廢除新政，搜捕維新黨人。是為戊戌政變，結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維新。維新黨人中，康有為早離開北京，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其他數十人被捕，包括稱為「戊戌六君子」的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有溥，六人於9月28日被斬首於菜市口。剛毅親自監斬。徐致靖處以終身監禁（庚子之亂後得赦免）；張蔭桓則流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外，一律都被廢止。
失敗原因
戊戌政變之所以爆發，在於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做法和態度太過激進，在明知光緒權力有限的情況下，急急忙忙地在權力中心安插自己人、排擠異 己，完全無視慈禧的存在。他們過分高調的舉動一來激起舊有保守派的反抗，二來將原本處於中間搖擺狀態的人也推向了自己的反面，還未等變法好好展開，就把大 多數人得罪了，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說道:「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地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 能有成？」此外，戊戌政變的深層原因是滿漢之爭，慈禧並不一定反對維新，但變法與「滿洲統治」這一根基相抵觸，隨著變法運動的激進化，康有為上奏在華東建設新都，剪掉辮子，改穿西式服裝，改元維新（參《請斷髮易服改元折》），意味著脫離清兵入關後在北京周邊設定的旗地、八旗等滿人勢力，轉向對外開放之地上海，斷髮、易服、改元意味著對祖法即二百五十年來的清朝統治的全盤否定，因此喚起了滿洲人的抗拒。當時一封致英國代理上海總領事白利南的信中稱：「到光緒意欲改變中國辮子風俗的詔令一傳出（據康說這是真的），旗人的不滿達到頂點。對滿人來說，割掉象徵旗人征服漢人的辮子，等於否認旗人在中國的統治[9]。英國公使竇納樂說道：「最近的一些事件確切表現出太后和旗人派對他們自身安全感到嚴重的驚恐，且視維新運動有害於旗人統治。維新新黨的領袖都是漢人，在斥責康有為所組織的『保國會』的上諭中，很有意義地指出，保國會志在保中國而不保大清。旗人在摧毀維新派時，能夠博得多數漢族官員的贊同，或至少漠不關心，乃因為光緒採納熱心變法的青年一派的建議從事改革，不但危及他們的權力，甚至危及他們的地位[10]。
袁世凱與戊戌變法的成敗
北洋首領袁世凱
但據近年根據歷史資料考證，慈禧及榮祿等早有廢除新政的計劃，已經有所部署和防備。袁世凱告密一事的真實情況亦有諸多疑點，戊戌變法時袁世凱傾向「維新」 並未主動告密。[12]9月21日（八月初六）清廷頒布訓政詔書，慈禧太后全面掌握政權。如果袁世凱告密，譚嗣同作為勸言袁世凱劫持或殺掉慈禧的人，罪不可赦，但上諭中只是要求捉拿康有為和康廣仁，並未下令逮捕譚嗣同。[12] 同時，時間和技術也是問題，袁世凱9月20日（八月初五）抵達天津已是日落，趕到榮祿處已是夜間，即便當時告密，以當時的技術條件，榮祿根本無法及時趕回北京。可見慈禧太后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所引起。[12]根據袁世凱親信張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榮祿親信陳夔龍所記《夢蕉亭雜記》，真實情況應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凱聽到楊崇伊從北京帶來的政變消息，袁世凱以為密謀已經泄露，為避免自己被牽扯上叛逆罪，於是將情況告知榮祿，而非主動告密。[12]即便按照維新派原計劃進行，袁世凱對於戊戌維新的成敗是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仍有爭議，因為以袁世凱當時掌握的新軍戰力，亦不足以對抗聽命於榮祿駐紮於北京附近的眾多部隊。
當代新探
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13]一書指出：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14]。於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後，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15]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瞭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於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於9月20日（八月初五）上書光緒皇帝：「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16]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於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17] 雷家聖認為，這是欲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等國家大權，交於外人之手，所以慈禧太后驚覺事態嚴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13]。
雷家聖認為「合邦」為外國的陰謀，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即曾與日本人聯繫，要與日本人聯合召開「兩國合邦大會議」。[18]戊 戌變法開始後，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建議中、美、英、日四國「合邦」，藉以對抗俄國，這在當時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但身為高級知識分子的李提摩太卻向康有為提 出這種建議，動機令人懷疑。康有為更向光緒建議要向李提摩太與伊藤博文「商酌辦法」，則控制權將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計劃，可以說 是一個外交的騙局，利用康有為等人對國際常識不足的弱點，誘騙康有為等人與光緒將交出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給外國人，任由外國操控宰割。[19]中國學者孔祥吉也認為：「拆穿了李提摩太的西洋鏡，原來是一個赤裸裸的并吞中國的陰謀，…這一合邦計劃幸好沒有實行，倘若付諸實施，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無疑會成為對英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屬國和殖民地。」[20]戊戌政變之後，慈禧下令逮捕康有為，將宋伯魯革職拿問，後又處死楊深秀等戊戌六君子，均沒有提到他們有賣國通敵之罪。雷家聖認為當時英、日正在中國東北與渤海進行軍事活動，一旦公布英、日涉及合邦計劃，無異與英、日反目成仇，因此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帶過。[21]
對日後政局的影響
戊戌變法雖告失敗，但卻深刻影響了後來的中國歷史。戊戌政變後，光緒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環水的南海瀛台。康有為逃至香港，後轉至加拿大，在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組織保皇會，又名中國維新會，頌揚光緒皇帝，鼓吹君主立憲，而梁啟超則逃至日本，創刊《清議報》，醜詆慈禧太后。
在康梁兩人出逃的時候，宮內傳來康有為毒殺光緒皇帝的消息，後來又傳光緒久病，由太后訓政。民間議論紛紛，中外盛傳光緒皇帝已不在人世。兩江總督劉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時任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亦稱假若光緒皇帝去世，將為各國所不諒。結果大內允許法國使館醫生入宮中診治光緒，云無大礙。
守舊派大臣恐光緒怨於將來，紛紛慫恿慈禧太后廢掉光緒，但議論未決。各國公使聽聞消息後，於元旦入覲詰問理由。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強干涉，為測試列強態度，遂依榮祿建議，於1900年1月24日，以光緒帝名義頒詔，稱其不能誕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載漪之子，15歲的溥儁為大阿哥，史稱己亥建儲。
不過該詔書一出，隨即令天下嘩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領銜通電要求光緒皇帝「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簽名者有葉瀚、馬裕藻、章炳麟、汪貽年、丁惠康、沈藎，唐才常、經亨頤、蔡元培、黃炎培等1231人。同時發表《布告各省公啟》，要求各省共同力爭，「如朝廷不理，則請我諸工商通行罷市集議」。各國公使認為立儲事件影響中國形勢穩定，隨之提出警告，拒絕入賀。慈禧太后對列強怨恨甚深，在守舊派大臣慫恿下，對義和團採放任態度，終釀成八國聯軍入侵的大禍。[來源請求]
一開始維新黨人在清朝體制內尋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變後他們卻成了被官府緝捕的罪犯。戊戌政變使得這批人與革命黨人在日本相會，當時宮崎滔天、 犬養毅、以及其他熱心支那問題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興中會」（孫文）與「維新派」（康有為），希望兩黨能攜手一同造反。[22] [23] 戊戌政變直接導致1900年夏維新派與革命黨嘗試合作，趁義和團事件及八國聯軍時發動自立軍起義。此維新起義失敗後，代之而起的是主張推翻滿清，激烈變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後清朝亦畫上句號。
參考文獻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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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清有個李鴻章》，趙焰著，2009年7月20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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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姜鳴：關於袁世凱告密的新史料
- ^ 張一麐在《心太平室集》卷八記袁世凱初五日返天津，隔一天後，御史楊崇伊來到天津，向榮祿報告消息，袁告密時，楊崇伊已在榮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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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夔龍·《夢蕉亭雜記》
- ^ 12.0 12.1 12.2 12.3 戊戌變法時袁世凱傾向「維新」 並未主動告密. 鳳凰網. 2009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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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Chapter 12.
- ^ 楊崇伊〈掌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摺〉，《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p.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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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pp.125～127.
- ^ 有 關日本人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可參閱：John King Fairbank（費正清），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下冊，第六章〈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 ^ 有關日本人實際接觸中國維新黨人與革命黨人可參考：《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冊與下兩。還可參考：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一九二八，世界書局重印，上下兩冊，二○一一），冊一，〈革命黨與日本志士之關係〉
書籍
- 梁啟超 著. 《飲冰室合集》飲冰室專集之一：《戊戌政變記》. 中華書局 第6冊. 清光緒二十四年. ISBN 7-101-00475-X/K 請檢查
|isbn=值 (幫助). - 郭廷以 著. 《近代中國史綱》上冊. 中文大學出版社. ISBN 962-201-351-1.
- 雷家聖 著. 《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 台北: 萬卷樓. 2004年12月. ISBN 957-739-507-4.
- 馬駿. 《晚清軍事揭秘》. 北京: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 2008年11月. ISBN 9787304041427.
清末維新運動戊戌變法
從1895年夏到1898年春，維新派積極組織學會、創辦報紙、開辦學堂，為維新運動製造輿論、培養人才。1897年冬，德國強佔膠州灣，民族危機空前嚴 重，變法聲浪日高。康有為趕到北京上書，提出速行變法的具體建議。次年6月11日，光緒帝接受變法建議。在此後到慈禧太后於9月21日發動政變的103天 中，光緒帝發佈了一系列除舊布新變法詔令，史稱「百日維新」主要四項改革 - 即教育、政治、軍事、經濟。
變法運動一開始就遭到封建頑固派的抵制和反對，隨著運動的開展，維新派與頑固派的矛盾和鬥爭迅速加劇。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封建派發動 政變，慈禧重新「訓政」，光緒帝被幽禁，譚嗣同等6位維新志士慘遭殺害（這6位志士為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史稱「戊戌六君 子」）。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新政全部被推翻，變法運動徹底失敗。
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
1．缺乏實權：維新變法，以光緒為權力中心，但光緒只星一個傀儡皇帝，慈禧控制了實權；而 且康有為等人官小權輕，故新黨勢力薄弱，未能有力推行變法。
2．舊派反對：當時政治上舊派勢力強大，朝中保守頑固者甚多，加上慈禧性格守舊，滿洲親貴如榮祿等又以為新政「以夷變夏」，大加反對，使新政推行大受阻撓。
3．滿漢衝突：支持維新者多為漢人，而新政又取消一直以來對滿人的優待，滿洲貴族不能無所疑懼，恐怕政權轉歸漢人之手，故多方阻撓。
4．朝臣利益：新政重視政治改革，裁冗員、廢八股文等等，直接影響到朝中官員及當時士人的利益，自然不受廣泛支持。
5．毫無計劃：光緒帝沒有深謀遠慮，維新分子又主張速變全變，使新政推行太急，缺乏推行方略，致使新政陷於混亂，未能得廣泛支持。
6．袁世凱變節：光緒滿以為可以利用袁世凱奪榮祿兵權，威脅慈禧支持新政，可惜袁世凱出賣光緒，向榮祿告密，導致「戊戌政變」，新政遂因慈禧廢止及捕殺維新分子而全面失敗。
「百日維新」的影響
1．促成革命：戊戌維新失敗後，國人深知清廷腐敗不堪，多不再寄望變法，轉而趨向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終引發「辛亥革命」。
2．八國聯軍：戊戌政變後，康有為、梁啟超逃往海外，慈禧太后欲廢點光緒，又為外國公使所阻，更加深其對外人的仇恨，因而利用義和團向外人報復，招致八國聯軍入侵。
3．革新文化：戊戌政變後，康有為、梁啟超雖身處外國，仍致力提倡西方的民主自由，標榜立憲。對中國思想及文化的改革，有重大影響，導致「新文化運動」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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