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览史籍，大凡受人景仰的为官者，莫不与“廉”字相联系。而那些饱受骂名的官吏，莫不与“贪”难逃干系。何谓“廉”？即清明、清正，坚持操守，拒绝贿赂。能做到这些的清官、好官，为历代人民所敬仰、称颂。
清官的“俭、勤、忍”
有的学者归纳清官的特点是：“自奉廉洁”、“振贫扶弱”、“爱民如子”、“压抑豪强”、“执法公平”、“断狱如神”等等。古语有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像高洁的莲花那样出污泥而不染，是一种崇高的境界，也是对为官者的基本要求。
然而，物以稀为贵，能够做到上述要求的，毕竟是少数，明末清初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在所著《夜航船》卷七“清廉类”中，扳着指头数了很久，也不过找出40位清官。如果说，能力过人，造福一方是对为官者的最高要求，那么秉持清廉，其实是道德角度的最低要求。
徐九经的戏曲形象
上世纪80年代，有一出京剧《徐九经升官记》，轰动一时。徐九经是确有其人的，明嘉靖年间，他在江南句容当县令，任满后调走，百姓恋恋不舍，说：“公幸训我!”徐九经答道：
“唯俭与勤及忍这三个大字。”他曾经在大堂上画了一棵菜，上题“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无此味。”徐九经走后，百姓将他画的菜刻在石上，并写下“俭、勤、忍”三字，称为“徐公三字经”。
这三个字，在中国政治史上实在是可圈可点的。如果不能甘于清贫淡泊，做不到“俭、勤、忍”，就当不了清官。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做到时时清白、事事清白，生前清白、身后清白，才能赢得百姓夸奖，获得青史留名。
简朴度日，勤于政务，守住清贫。说也简单，做到实难。而历史上仍有许多勤俭节约、爱民如子的好官、清官，值得今人学习。
诸葛亮自报财产
三国时期的传奇人物诸葛亮，一生跟随刘备征战南北，“抚百姓，示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
刘备死后，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蜀国国事，事无巨细，每必亲躬。尽管大权在握，他对子侄辈的要求却极其严格，不以自己位高权重而特殊对待。他的亲侄儿诸葛乔与诸将子弟一起，率兵转运军粮于深山险谷之中。马谡失街亭后，他引咎自责，上疏后主刘禅，“请自贬三等”。长期的废寝忘食使他心力交瘁，积劳成疾，年仅54岁便英年早逝。
诸葛亮生前给后主刘禅的一份奏章中，对自己的财产、收入进行了申报：“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去世后，其家中情形确如奏章所言，可谓内无余帛，外无赢财。
诸葛亮病危时，留下遗嘱，要求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汉中定军山，丧葬力求节俭简朴，依山造坟，墓穴切不可求大，只要能容纳下一口棺木即可。入殓时，只着平时便服，不放任何陪葬品。
这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死后的最高要求，三国时期，蜀国境内“刑法虽峻而无怨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蜀国名相诸葛亮严于律己，一身清廉使然。
白居易与民同乐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心系民众疾苦，他在皇帝面前做谏官时，就屡次上书，请求革除弊政，写了大量讽谕诗揭露官僚势力残害人民的罪行。
白居易
他在地方做官时，每到一处，都要力争多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在杭州做刺史时，他修筑湖堤（现在的西湖白堤），利用湖水灌溉土地。在做忠州刺史时，他搞了许多利民的改革，号召开荒生产；改进税收办法，增加豪富的税款，减轻贫苦农民负担；尽量节省开支，减轻老百姓的支出。
他还亲自带头种树，绿化荒山。他常主持群众聚会，席地而坐与民同乐。有些官员说他：“贵贱杂处，不成体统。”白居易对这种议论毫不理睬。后来忠州人为了纪念这位爱民的好官，为他建了“白公祠”。
范仲淹爱民如子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从小出身贫苦，入仕从政后，十分关心民生疾苦。有一年，蝗灾、旱灾蔓延全国，淮南、京东等地灾情严重。当时，范仲淹就请求朝廷巡察处理，朝廷却置之不理。他十分气愤，冒着杀身之祸质问仁宗：“宫中的人如果半天不吃饭，会怎样呢?江淮等地饥民遍野，怎能熟视无睹，不予救济?”皇上无言以对，便派他去安抚灾民。
范仲淹
范仲淹每到一地，就开官仓赈济灾民，发官钱救济百姓，并带领群众生产自救。他看到饥饿的人们常常挖一种叫“乌味草”的野草充饥，粗糙苦涩，难以下咽。回京时，特意带回“乌味草”，呈献给宋仁宗，请他传示朝廷上下，以劝戒他们勿忘百姓之疾苦，杜绝奢侈之恶习。
范仲淹在邓州做官时，有一天与官员们登楼宴饮，刚想举杯，突然看见楼下有几个身穿孝服的人，正沮丧地整理殡葬用具。他叫人去问，原来是一位穷书生病故，朋友们想把他葬在近郊，但一件陪葬物品也没有，故而沮丧。范仲淹听罢潸然不语，当即下令撤掉酒席，拿出钱来，叫人好好安葬书生。
范仲淹晚年在杭州做官时，还用一生积蓄，在近郊购置一千亩良田作为“义田”，供贫困百姓耕作，可他直到晚年，连一座像样的宅第也没有，病逝后，家无余财，连像样的丧葬都没有。但他却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清正廉洁的道德品质、爱民如子的优良作风，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财富。
苏轼精打细算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1037－1101），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他21岁就中了进士，前后共做了40年的官。做官期间，他总是非常节俭，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
苏轼
公元1080年，苏轼被降职贬官来到黄州，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弄到一块地自己耕种。为了不乱花一文钱，他实行计划开支：先把一年所有的薪俸收入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
尽管如此，拿到一小份钱后，苏轼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苏轼的勤俭节约在历代官员中实为楷模。
于谦两袖清风
于谦是我国明代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出生于浙江杭州，从小爱读书，知道很多历史故事，尤其敬仰南宋文天祥，把文天祥的画像挂在自己的书桌前面，好让它每时每刻提醒自己向文天祥学习，做像文天祥那样的人。
于谦
于谦曾经在河南、山西当过巡抚。当时，朝中大权都被太监王振掌握。地方官进京办事，都必须给他送礼。可于谦不屑于这么做。他的手下人劝道：“你还是给王振送点礼吧。如果没有金银珠宝，带点土特产也行呀。”于谦听了，甩甩自己的衣袖，笑着说：“我只有两袖清风，没什么好送的。”人们后来常说的成语“两袖清风”，就是由此得来的。
于成龙自甘淡泊
清代名臣于成龙（1616-1684）被康熙称为“天下第一廉吏”。1661年，他出任广西罗城县令，当时局势甫定，百废待兴，于成龙 “治乱世，用重典”，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出境讨伐邻县盗贼，终使“邻盗”再不敢犯境。三年之间，就使罗城百姓安居乐业。1667年升任四川合州知州，罗城人民哭送几十里，有一个单眼瞎要求送他到合州，怕他路费不够，希望用自己相命看风水的钱资助他。
于成龙
四川合州任上，其长子廷冀二次来看望他，都跟仆人吃同样的粗茶淡饭。儿子临走时，他只割了半只熟鸭和红薯供儿子路上充饥。于成龙从此多一外号“于半鸭”。１６６９年于成龙担任湖广黄州府同知，由于他为官清廉，天天以糠粥为食，又得一外号“于糠粥”。
直到十几年后升任两江总督，总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住在南京这座繁华的都市里，于成龙依然不改淡泊本色，生活仍极为艰苦。平时他招待客人都以青菜为主，所以大家送他外号“于青菜”。
后来，他死于任上，遗产仅盐米数升，布被一床，袍服一件，靴带两条。江宁百姓罢市而哭，有些百姓甚至给于成龙烧纸钱，被其子廷冀阻挡。廷冀说：老父阳世不贪一文，阴世也一样!
林则徐禁摆酒席
林则徐画像
林则徐（1785-1850）是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一生历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国人的敬仰。
1838年，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时，特发一道《传牌》，对沿途接待事宜，作了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可以说是他的“廉政公示”：一不准下属远迎；二不准摆酒席；三不准索贿受贿。他强调“言出法随”，要求“沿途各州公站史准此”奉行。就是说，以上规定带有法律的强制性，要动真格，绝不是掩人耳目的官样文章。
结语
古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几千年的民族历史中名留青史的清官好官,会一直为人民所传诵,对今天仍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时代变迁，古代官民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已经同封建社会一样不复存在。人大于法的人治社会里产生的“清官”概念，在当前的法治社会里，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但是，这些先贤身上体现的精神却能跨越时代，他们朴素高洁的奢俭观、高风亮节的义利观、出仕为民的民本观、理智清醒的财富观，都对我们今天做人做事起着借鉴作用。
“源澄而流清，源浑而流浊。”所有的清，最根本的在于人的清，而不能归咎于外因。晋代名臣吴隐之任广州太守，当地有一泉水名为“贪泉”，传说饮了此水，便会贪婪成性。吴隐之照饮不误，饮后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他在任期间，果然廉洁自律，坚持了自己的操守。
尽管今天的公务员，已不可与历史上的“官”“吏”划等号，但无论什么时代，有民必然有“官”，社会的秩序需要有维持者；有“官”必然有“权”，维持秩序需要一定的人掌握超出常人的权力。而那些“为官者”、“握权者”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力，则是说不尽的故事。时代永远需要正直、廉洁、善良并能给国家与百姓的生活真正带来福祉的官员。“公生明，廉生威”，今天的“官”，要依法行政，任事有为，仍要以清廉之德，公正之心为根基。
金代元好问诗中曾说：“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正因为难，才显得珍贵。“清正廉明”，我们始终呼唤“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三清”之风，期待更多的人继承先贤的优秀品质，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塑造“风清气正”的和谐社会。
【责任编辑：李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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