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倉庫保衛戰[編輯]
| 四行倉庫保衛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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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淞滬會戰的一部分 | |||||||
 藍色為四行倉庫位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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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中華民國 國民革命軍第88師，第524團 |  大日本帝國 日本陸軍第三師團 | ||||||
| 指揮官和領導者 | |||||||
| 謝晉元 |  松井石根 | ||||||
| 兵力 | |||||||
| 414人 | 不詳 | ||||||
| 傷亡與損失 | |||||||
| 37人受傷, 10人陣亡 | 超過200人陣亡 | ||||||
參加這場保衛戰的國民革命軍被稱為「八百壯士」，他們抵住日本軍多番進攻，掩護國民革命軍第八十八師及其他國民革命軍向西撤退[1]。保衛戰成功振奮因淞滬會戰受挫而下降的中國軍民士氣。四行倉庫與上海公共租界只相隔一條蘇州河，因此整個戰鬥展現在西方世界面前，進一步吸引國際社會注意，但並沒有如蔣中正所希望給中國抗日戰爭帶來實質國際支援。
背景[編輯]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七七事變，全面侵華。日本帝國主義為擴大第二次中日戰爭，在中國上海製造八一三事變。儘管後勤保障不利、士兵訓練不足及缺乏空中、重炮支援等困難，國民革命軍仍固守幾近成廢墟的上海。日軍沒有攻擊上海外國租借地，表面上仍與其他國家保持友好，儘管事實上與其關係十分緊張。直到四年後，日本決定向同盟國宣戰，日軍才佔領上海外國租借區。
到1937年10月26日，國民革命軍在上海閘北區抵抗日漸艱難。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命令該區所有軍隊撤出，以防衛上海西部郊區，同時命令第三戰區代理司令長官顧祝同讓精銳的第八十八師單獨留守。此舉一是為了拖延日軍進攻速度，二是為了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在抵抗日本侵略戰爭上的堅決態度，因九國公約簽字國正好將於當年11月6日召開會議,希望以此贏得國際社會的支持。[2] 顧祝同出於個人感情，並不願意第八十八師留守，因為他曾是第二師（第八十八師整編前的番號）指揮官。顧打電話向第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傳達命令，而孫強烈反對這一計劃。之後孫又將自己的參謀長張柏亭派到離前線20公里的顧祝同司令部反覆協商。
顧祝同、孫元良和張柏亭都不會違抗蔣中正命令，但孫經張向顧建議，既然是出於政治目的，那麼留守閘北部隊，兵力多是犧牲，兵力少也是犧牲。同時，守多數據點是守，守一二個據點也是守。顧祝同最後同意第七十二軍第八十八師留出一團兵力，留守地點則自行處置。[3]張柏亭回到第八十八師師部四行倉庫後，孫元良決定，就以四行倉庫作為固守據點，但覺得一團兵力仍然過多，在最後撤離之前，又決定只留一個加強營就夠了。
於是以第七十二軍第八十八師第五二四團第一營為基幹，配屬必要特種部隊，組成一個加強營，共414人。由中校副團長謝晉元、少校團附上官志標，和少校營長楊瑞符率領。10月26日晚10點，駐紮與上海北站的第五二四團接到命令要求撤回位於四行倉庫的師部。第一營營長楊瑞符面對這條要求其撤出已堅守兩個多月的陣地的命令一開始難以接受，[4]但在得知孫元良是讓第一營防守四行倉庫後便同意撤退。
四行倉庫是位於上海閘北區蘇州河西岸一座混凝土建築，位於新垃圾橋（今西藏北路橋）西北沿。該倉庫建於1931年，佔地0.3公頃，建築面積2萬平方米，屋寬64米，深54米，高25米，是該地區最高建築。因為是四間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鹽業銀行）共同出資建設之倉庫，所以稱為「四行」，由於先前是第八十八師師部，因此倉庫中貯存大量食物、救護用品及彈藥。
戰鬥序列及裝備[編輯]
國民革命軍[編輯]
- 一營，第五二四團 - 營長，陸軍少校 楊瑞符
第一營作為一支加強營最初有接近800人，但經整個淞滬會戰的消耗到該次戰鬥前包括軍官只有423人（一說453人）。而在部隊從北站轉移到四行倉庫的過程中人數又降為414人。經過兩個月的艱苦戰鬥，國軍損失了大量原經過德式訓練的士兵，在通過五次兵員補充後，此時的士兵大多為原周圍省份的駐軍。[5] 他們大多來自湖北駐軍第五團第一營。湖北方面不願意將他們訓練最好、原與共產黨作戰的軍隊送到上海，因此被送到上海的都是些在7月7日戰爭爆發後招募的尚未完成訓練的新兵。[3] 為迷惑日軍，中國軍隊在其正式通訊中用「五二四團」代替「第一營」，讓日軍以為有一個團防守四行倉庫。
該團每人裝備一支中國仿造Gewehr 88或Gewehr 98式步槍300發8毫米毛瑟子彈，兩箱手榴彈，一頂德制M1935式頭盔，一副防毒面具及食物袋。[4] 守軍共裝備有27挺輕機槍，大部分為ZB26式輕機槍（捷克式輕機槍），接近每班一挺。4挺24式水冷馬克沁機槍以及一個迫擊炮排。
日本陸軍[編輯]
日軍第三師團是當時日本帝國陸軍中最精銳部隊，在淞滬會戰中受到國民革命軍第八十八師重創。他們稱第八十八師為「閘北可恨之敵」。儘管如此，其指揮系統尚屬完整，同時擁有空軍及海軍炮火支援。該師團裝備有九四式輕裝坦克及八九式迫擊炮，步兵使用俗稱三八大蓋兒的三八式步槍。
戰鬥經過[編輯]
10月27日[編輯]
當晚各連分批穿過前線，楊瑞符命令一連去四行倉庫，自己帶領二連前進。而三連、機槍連和一連第三排士兵無法聯絡。直到第二日上午9時，他們才到達四行倉庫。他們是在隨大部隊撤退途中，得到有關一營留守四行倉庫的消息。[4] 之後他們這種志願參加「自殺行動」的精神，被蔣中正稱為英勇行為的典範。[2]
早上時分，有關中國軍隊仍在四行倉庫保衛閘北的消息在上海傳開。這引起中國童子軍楊惠敏關注，而她將在整個保衛戰中扮演一個非常重要角色。凌晨4點左右她聽到槍聲便沿蘇州河行走，她發現英國士兵向倉庫丟了一袋香菸，她問新垃圾橋頭的英國士兵對岸發生了什麼，英軍回答四行倉庫中有中國守軍。於是她要求附上她自己的紙條，不久後倉庫傳回紙條，說明他們需要彈藥與食物。楊惠敏向上海商會求助，不過對方並不相信。[6]
謝晉元將一連沿西藏路部署在四行倉庫右翼，三連在左翼交通銀行倉庫大樓對面，二連在中央擔任四行倉庫外圍之守備。機槍連除以兩挺布置在樓頂擔任防空其餘分配一、三兩連完成全營火力網的編成。[4] 蘇州河北路有原為防禦租界內歐美軍隊的防禦工事，但工事的槍眼是向現在中國守軍方向開的。為了防止日軍利用，中國守軍便在其中埋下炸藥，後日軍進入其中，中國守軍引爆炸藥而對日軍造成傷亡。[4]
上午7時，日軍第三師團開至上海北站，到午後1時開至四行倉庫附近。約十名日軍接近防禦工事進行偵查，很快被擊斃。午後2點由第三連排長尹求成帶領的一隊中國偵察兵與約50名日軍交火。之後不久一個連的日軍從西側發動進攻，三連連長石美豪面部中彈但繼續指揮戰鬥直到腿部再次中彈。大約七十名日軍進入倉庫西南牆根中國軍隊火力死角，中國守軍便爬上樓頂向其投擲迫擊炮彈及手榴彈，炸死日軍七名傷二三十名。[4][7] 在第一波攻擊失敗後日軍向儲有燃料及木材的倉庫西區放火。下午5時大火被撲滅。同時日軍在閘北進行搶掠縱火。
晚上9時，營長楊瑞符判斷當日日軍不會再發動進攻，便下令做飯並加固防禦工事。當天有兩名守軍陣亡，四人受傷。
10月28日[編輯]
中國守軍連夜搶築工事，沒有人睡覺。早上謝晉元用從楊惠敏處得到的上海商會的電話號碼與上海商會聯繫。[6]
四行倉庫的位置及建築結構對守軍相當有利。四行倉庫臨近上海公共租界，日軍不敢用海軍炮火攻擊。他們怕炮彈落入公共租界內，因為日本此時尚不願意同歐美開戰。日軍也不敢像在上海其他地方那樣使用芥子毒氣，因為這將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早上7時，一架日軍轟炸機在倉庫上方盤旋，但因為害怕誤中公共租界並未投彈。在遭到守軍防空火力攻擊後日軍轟炸機離去。
上午8時，營長楊瑞符召集全營官長及班長講話鼓舞士氣。10時謝晉元與楊瑞符共同視察工事並觀察日軍動向。當他們在樓頂上時謝晉元發現一隊日軍沿蘇州河北路移動，據楊瑞符回憶大約在一千米外。謝晉元拿起一支槍向其射擊，當場擊斃日軍憲兵一名。[4]
下午3時開始下雨，四行倉庫周圍的火逐漸熄滅。日軍在西側發動另一次主攻，他們佔領交通銀行大樓，並在四行倉庫北面部署加農炮進行攻擊。加農炮對四行倉庫厚重的牆壁無法造成致命傷害，而在交通銀行大樓內的日軍又很容易被佔領制高點的中國守軍壓制住。兩小時後日軍放棄進攻，但得以切斷四行倉庫供電及供水。
當日由第一連陶杏春連長、營部軍官湯聘梓和機槍連楊排長帶領的一小隊中國士兵加入了戰鬥。
這期間上海商會得到中國守軍仍在閘北消息後相當激動，消息很快通過電台傳遍全城。人們在雨中聚集在蘇州河南岸，為守軍助威。上海市民向守軍捐獻十多卡車給養。[6] 卡車於夜間抵達四行倉庫附近，守軍用沙袋築牆到卡車旁，將給養拖至倉庫。搬運給養用了四個小時，在此期間三名守軍陣亡。守軍收到了食物、水果、衣物、器具和市民的慰問信。一隊記者也來到了四行倉庫，但由於謝晉元與楊瑞符因事繁忙，由機槍連雷連長代為接見。
同晚上海商會決定向守軍送一面中華民國國旗。[6][8]中國整編部隊當時沒有攜帶國旗和軍旗，當楊惠敏將國旗送入四行倉庫時由最高指揮官謝晉元親自接旗。當楊惠敏問及守軍的作戰計劃時，守軍回答誓死保衛四行倉庫。楊惠敏十分感動並向謝晉元索取所有守軍的名冊，並將其通告全國。[6]但為了迷惑日軍同時又不使楊惠敏失望，謝晉元讓人根據原五二四團的名冊偽造了一份800人的名單。另據楊瑞符回憶，之前送出就醫的傷員也被告知，若外界問起倉庫中有多少守軍時要回答有800人。這就是「八百壯士」的由來。[4]
10月29日[編輯]
10月29日早上，上海市民發現四行倉庫樓頂升起一面中華民國國旗。由於楊惠敏只帶來了國旗但倉庫內沒有旗杆，因此守軍用竹子和草繩臨時製作了旗杆。守軍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參加了升旗儀式。[6] 而蘇州河對岸聚集的群眾據說超過三萬人，[9] 他們歡呼「中華民國萬歲！」（一說「中華民族萬歲！」[10]）。日軍開始對中華民國國旗發動空襲。[4] 由於防空炮火密集，同時顧忌誤傷公共租界，日軍飛機沒能摧毀中國國旗就撤退了。經過兩天戰鬥，四行倉庫外防禦工事和倉庫本身都遭到破壞。
中午，日軍發動迄今最大規模攻擊。加農炮和輕裝坦克從各個方向發動進攻，迫使中國守軍第三連從倉庫外工事中撤回倉庫內。四行倉庫西側本來沒什麼窗戶（這可以從上面的照片看出），而日軍的炮擊卻給守軍打開了許多射擊孔。一隊日軍試圖通過梯子爬入倉庫二樓，謝晉元當時恰好在二樓窗戶前。他一手奪過第一個上來的日本兵的槍，另一隻手將其推下，之後向第二名日軍射擊，最後推倒了梯子。[7] 一名在戰鬥中負傷的士兵將自己綁上手榴彈跳下倉庫，利用自殺攻擊炸死約二十名日軍。戰鬥直到天黑，此時日軍以裝甲車和加農炮掩護進攻。最終日軍再次失敗後，開始用挖掘機向四行倉庫挖地道。河對岸市民用大字報通知守軍日軍的行動。[4] 一人甚至在發現日軍準備再一次發動進攻後，打電話通知四行倉庫守軍。
10月30日至11月1日[編輯]
10月30日早上7時，日軍大部分時間用加農炮再次進攻，只有少數步兵參加。日軍試圖摧毀四行倉庫，由於建築堅固，沙袋和修理材料充足，守軍得以時刻修復。據楊瑞符回憶，加農炮炮火相當密集，平均每秒都有炮彈落下。[4]傍晚時，日軍用數盞探照燈照亮四行倉庫，以便炮擊。戰鬥持續一天，守軍摧毀日軍數輛裝甲車。
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外籍人士不願戰鬥地點接近他們。面對日本壓力，他們同意勸說中國軍隊停止作戰。10月29日，外籍人士派代表向國民政府遞交請願書，要求以「人道主義原因」停止戰鬥。對於蔣中正來說戰鬥已經勝利，絕大部分中國軍隊已經撤離，並重新部署到新位置，戰鬥已經引起西方世界注意。所以他下令部隊在10月31日撤離四行倉庫。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受命與英軍將軍斯馬萊特會面，[3]會議決定第五二四團撤至公共租界，與在上海西部戰鬥的第八十八師匯合。日軍指揮官松井石根表示同意並保證允許中國守軍撤退，但事後很快反悔。謝晉元希望能繼續留守四行倉庫，直到戰鬥至最後一人。最終，張柏亭勸說其同意撤退。[3][5]
後續[編輯]
在他們被軟禁期間，上海市民經常探訪他們並進行文娛表演。軍官為士兵開設了多種課程如，外語、數學，基督教神學[12]。《共產黨宣言》的中文譯者陳望道也經常到營地探望。士兵繼續每日進行軍事訓練並保持高昂的鬥志。他們抵住外界的壓力堅持升國旗、唱國歌。
1938年8月11日，被困於上海膠州公園隔壁孤軍營的四行孤軍為紀念八一三抗戰一周年懸掛中華民國國旗，與公共租界白俄商團發生衝突，衝突中愛國官兵被商團擊斃2人，傷94人。團長謝晉元等16人被扣押，次日四行孤軍絕食抗議暴行。同日將上海各界捐助的281元轉捐作保衛武漢之用。是月13日，蔣介石電令中華民國行政院與公共租界交涉此事，後公共租界工部局被迫同意恢復8月11日之前狀態，嚴懲肇事者，撫恤被難士兵，四行孤軍可自由懸掛國旗，不受干涉。[13]
淞滬會戰中方雖然失敗，並損失國民革命軍近三分之一精銳部隊，但它鼓舞中國軍民的士氣，並向外界傳達中國積極抗戰決心。媒體用「八百壯士」來稱呼這414名守軍，同時《八百壯士歌》被創作出來以激勵軍民抵抗日本侵略。但蔣中正期盼的外國援助卻毫無進展，歐洲各國除了對日本提出譴責外沒有任何實際行動。只有德國和蘇聯在二戰歐洲部分爆發前援助過中國，而德國迫於日本壓力於1938年結束了對華援助。
守軍在「孤軍營」中被羈押三年多。後來日本方面聲稱允許釋放這些士兵，但條件是解除武裝並以難民的身份離開上海。謝晉元拒絕了這些條件，並於其後多次拒絕了中華民國維新政府（1938年-1940年）及汪精衛政權（1940年-1945年）的勸降。
1941年4月24日，謝晉元像往常一樣指揮孤軍官兵做早操。謝晉元一個人站在操場門口檢查士兵遲到的情況，已被汪精衛政權收買的二連下士郝鼎誠、四連下士張文清、尤耀亮，上等兵張國順4人從大禮堂方向走來。代團長謝晉元走上去問他們為什麼遲到。郝鼎誠突然拿出身藏的匕首刺向謝晉元面門，隨後在其頭胸等部位猛戳，其餘3人也一擁而上，向其左太陽穴及咽喉等致命處狂刺，謝晉元當場倒地。[5]共有超過10萬人參加了他的葬禮，而三天內湧進孤軍軍營瞻仰其遺體的共達二十五萬人次。[5]謝晉元死後被追贈少將軍銜。
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日軍佔領上海公共租界，並俘獲這些士兵。他們分別被遣送至杭州、南京孝陵衛及光華門做苦役，還有一部分留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拘押。部分被送至孝陵衛及光華門的士兵於1942年11月逃脫，其中一部分在重慶重新歸隊，另一部分就近參加游擊隊。[1][5]另外三十六名官兵被押至紐幾內亞作苦工。[14]
「八百壯士」無限悲痛，一致決議鑄造謝團長紀念像章。八百壯士孤軍抗戰的事蹟傳開後，全國慰勞總會向他們敬贈了忠黨衛國紀念章。1944年，「八百壯士」部分倖存者逃出日軍控制範圍，陸續到達重慶，國民政府又特意制發了忠貞獎章表彰這些愛國勇士。另外還有四行孤軍工務社證章。
抗戰勝利後，從全國各地回到上海之倖存者有一百多人，在新幾內亞作苦工之36名官兵由澳洲政府派軍艦送回上海。[15]約100名該營戰士回到上海在四行倉庫搭棚為謝晉元守靈。國共內戰爆發後，他們大多不願再戰而復員。之後他們當中一些包括女童子軍楊惠敏隨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那些留在中國大陸的士兵，因為是國軍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不公正待遇。[12][16]
2009年3月7日，中華民國國防部成立專案小組，自巴布亞紐幾內亞迎回海外陣亡將士英靈總牌位，並由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主持春祀。其中包含中華民國陸軍67師200團吳坤上尉、新30師孔憲章上士、曹友生上士，以及當地從事抗日活動被捕民眾梁有年、陳緯南，共計256位英靈正式入祀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根據當地新挖掘到的中國廣東民眾死亡紀念碑記載，共有636員死亡，其它受難者尚無下落。[17]
影響[編輯]
雖然謝晉元從未參加過國民政府剿共的軍事行動，但他的墓地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徹底破壞。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83年4月1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虹橋萬國公墓重建其墓，「表彰他『參加抗日，為國捐軀』的光輝業績」。1986年，謝晉元的家鄉廣東蕉嶺為其樹立紀念碑，將其母校改名為「晉元中學」。
四行倉庫經過改建後現仍存在，部分空間被改為紀念館用來紀念四行倉庫保衛戰。展覽廳開放時間是每周五的下午1：30-4：00。其餘大部分仍被用作倉庫，歸屬上海百聯集團，甚至在三樓還有一家保齡球館。
四行倉庫保衛戰期間，許幸之、吳印咸等人曾深入戰場一線，拍攝了八一三事變前後的大量新聞資料片，其中他們還將攝像機架在高層建築上，搶拍到四行倉庫保衛戰的現場畫面。1938年春，許幸之、吳印咸攜該批資料赴香港剪輯，製成新聞紀錄片《中國萬歲》。
1938年，八百壯士的事蹟被拍成同名黑白電影，1976年又於台灣拍攝了同名彩色電影。
2005年，為紀念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中國電信發行了一套主題電話卡，其中一張為四行倉庫。
八百壯士歌[編輯]
《八百壯士歌》又名《中國不會亡》，由桂濤聲作詞、夏之秋譜曲。此歌是為紀念在淞滬會戰最後階段四行倉庫保衛戰中英勇作戰的國民革命軍戰士而作，用以激勵國人的抗日士氣。抗戰勝利後由於中國確定「不會亡」，中華民國政府遂將歌名《中國不會亡》改名為《中國一定強》。
在1975年拍攝的電影《八百壯士》中，該歌曲作為該片子的插曲
歌詞[編輯]
- 中國不會亡 中國不會亡
- 你看民族英雄謝團長
- 中國不會亡 中國不會亡
- 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鬥守戰場
- 四方都是砲火 四方都是豺狼
- 寧戰死不退讓 寧戰死不投降
- 我們的國旗在重圍中飄蕩飄蕩 飄蕩飄蕩 飄蕩
- 八百壯士一條心 十萬強敵不能擋
- 我們的行動偉烈 我們的氣節豪壯
- 同胞們起來 同胞們起來
- 快快趕上戰場 拿八百壯士做榜樣
- 中國不會亡 中國不會亡
- 中國不會亡 中國不會亡
- 不會亡 不會亡 不會亡
（中國一定強的唱法 是將「不會亡」的部分改為「一定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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