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金
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 |
|---|---|
1964年的金
| |
| 出生 | Michael King, Jr. 1929年1月15日  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 |
| 逝世 | 1968年4月4日（39歲） 美國田納西州孟菲斯 |
| 紀念建築 | 馬丁·路德·金紀念碑 |
| 運動 | 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 和平運動 |
| 母校 | 莫爾豪斯學院（B.A.） 克魯塞斯神學院（B.D.） 波士頓大學（Ph.D.） |
| 職業 | 牧師和社會運動家 |
| 組織 | 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SCLC） |
| 宗教信仰 | 基督教 |
| 父母 | 老馬丁·路德·金 亞伯達·威廉·金 |
| 配偶 | 科麗塔·史考特·金 （1953年－1968年） |
| 子女 | 尤蘭達·金 （1955年－2007年） 馬丁·路德·金三世 （1957年－） 戴科斯特·史考特·金 （1961年－） 柏妮絲·金 （1963年－） |
| 獎項 | 諾貝爾和平獎（1964年） 總統自由勳章（1977年追頒） 國家金質獎章（2004年追頒） |
| 簽名 |  |
馬丁·路德·金（英語：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年1月15日－1968年4月4日）是一位美國牧師、社會運動者、人權主義者和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領袖，也是196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主張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法爭取非裔美國人的基本權利，而成為美國漸進主義的象徵[1]。
馬丁·路德·金出生時名為麥可·金（Michael King），他的父親為了紀念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而將他改名為小馬丁·路德·金[2]。身為一位浸信會牧師，金在他職業生涯早期就已開始投入民權運動，曾領導1955年聯合抵制蒙哥馬利公車運動，並在1957年協助建立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SCLC）。擔任SCLC首任主席期間，金曾在1962年於喬治亞州奧爾巴尼發起反種族隔離抗爭，但失敗。不過，他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罕組織的非暴力抗議行動則成為全美新聞焦點，與粗暴的警方恰成對比。1963年，金發起「向華盛頓進軍」行動，在林肯紀念堂前發表《我有一個夢想》演講，成為美國歷史上最負名望的演說家。金的左派激進思想使他成為美國聯邦調查局「反諜計畫」的監控對象之一，後者懷疑金可能與共產主義有關。聯邦調查局曾查出金恩的婚外情記錄，並向美國政府匯報，然後再向金寄出匿名信，意圖以此逼他自殺。
1964年10月14日，諾貝爾委員會因小馬丁·路德·金長期以非暴力方法追求種族平等理想而給他諾貝爾和平獎。1965年，他與SCLC共同組織「由塞爾瑪向蒙哥馬利進軍」行動；隔年又將民權運動往北擴散至芝加哥。在他生命最後幾年，除了民權運動，金也關注美國的貧窮問題和越南戰爭，發表《越南背後：打破沉默的時刻》演講說明他對越戰的立場轉變。金以曾規劃全美性質的佔領華盛頓特區行動，是為「窮人運動」。1968年4月4日，馬丁·路德·金遭人暗殺，地點是田納西州孟斐斯一家汽車旅館。金遇刺後，全美各地都出現暴動。之後，詹姆斯·厄爾·雷遭到逮捕，被指為殺害金的兇手；根據他的辯詞，他是與政府特工一同策劃或犯案的，直到暗殺案後20年仍如此堅稱。1999年7月召開的民事審判庭上，餐廳老闆勞伊德·宙沃斯被指為金遇刺案的共犯。
金過世後，1977年，美國前總統傑拉爾德·福特向他追贈總統自由勳章；2004年，美國國會決議向金追贈國會金質獎章，兩者都是美國平民最高榮譽。1986年，每年一月的第三個星期一被定為「馬丁·路德·金紀念日」，是美國聯邦假日之一。另有數百條街道以金恩命名。2011年，位在華盛頓特區國家廣場上的馬丁·路德·金恩紀念碑正式開放給公眾參觀。
早年生活和教育[編輯]
馬丁·路德·金於1929年1月15日在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出生，是老馬丁·路德·金恩和亞伯達·威廉·金恩的兒子[3]。他出生時的名字是麥可·金（Michael King），與他父親出生時的名字相同[4]。老馬丁·路德·金1934年前往納粹德國政權時的柏林參加第五屆浸信會世界聯合會議（Fifth Baptist World Alliance Congress）後，更改他們父子倆的名字，以紀念16世紀宗教改革領袖、德國神學家馬丁·路德[2]。
小馬丁·路德·金是金恩家第二個孩子，他有一位姊姊克里絲汀·金恩·法瑞絲和一個弟弟阿爾弗雷德·丹尼爾·威廉斯·金恩[5]。1939年時，金與他參加的教會唱詩班一同在《亂世佳人》於亞特蘭大首映時獻唱[6]。
金原本對許多基督教教義持懷疑論，13歲上主日學時，還拒絕相信耶穌將會再度降臨，疑慮在他心中滋長[7][8]。不過，他隨後發現「《聖經》中蘊含許多深奧真理，是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的」，因此決定進入神學院就讀[7]。
金成長於亞特蘭大，在當地布魯克·T·華盛頓高中就讀[9]。他是個早熟的學生，得以跳級免修九年級和十二年級課程，直接進入莫爾豪斯學院就讀，時年15歲。1948年，小馬丁·路德·金從莫爾豪斯學院畢業，獲得社會學學士學位。而後金進入賓夕法尼亞州切斯特的克魯塞斯神學院就讀，並於1951年獲得神學學士學位[10][11]。1953年6月18日，金恩與科麗塔·史考特在科麗塔位於阿拉巴馬州海博格的娘家草坪上成親[12]。兩人育有4名子女：尤蘭達·金恩、馬丁·路德·金恩三世、戴科斯特·史考特·金恩、柏妮絲·金恩[13]。
1954年，金受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的迪克斯特大道浸信會教堂聘為牧師，時年25歲。其後金恩便在波士頓大學進行博士研究，主題是系統神學，並於1955年6月5日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為《蒂利希和威曼思想中關於上帝的觀念之比較》（A Comparison of the Conceptions of God in the Thinking of Paul Tillich and Henry Nelson Wieman）。
思想、影響和政治立場[編輯]
宗教[編輯]
1954年，25歲的馬丁·路德·金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的德克斯特大街浸信會當了一名牧師。[14]身為一位基督教牧師，馬丁·路德·金受耶穌基督與基督教教義影響至深，經常在教會會議或演講時引用相關文句，於公眾場合時也是如此。金的信仰深深植根於耶穌基督對門徒的教導：「你們聽見有話說：『要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但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迫害你們的禱告」，以及愛上帝遠高於萬物等。金的非暴力理念也來自《馬太福音》中耶穌的「山上寶訓」：「但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另一邊也轉過去由他打」，以及「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馬太福音》 26：52）[15]馬丁·路德·金在獄中寫就著名的《伯明罕獄中書信》，力促民權運動與耶穌基督「在博愛方面的極端主義」精神相符；信中還引用諸多基督教和平主義作家著作文句，這是他一貫的做法。在一次布道時，金說：
「在我成為一名民權領袖之前，我是一名福音傳教士，那是我第一份工作，也依然是我最大的奉獻。其實我在民權運動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為我認為它是我神職工作的一部分。此生我一心致力於實現卓越的基督教事工，而沒有別的野心。我不打算競選任何政治職務，我只想一直做一名傳教士。我認為一名傳教士必須心懷整個人類，在這場鬥爭中我和許多人並肩作戰，所做的事情是出於這一情懷。」
在他著名的演講「我已抵達峰頂」中，金聲稱自己只是希望遵循神的旨意行事。
非暴力[編輯]
20世紀50年代末，資深民權活動家非裔美國人貝雅·拉斯丁（Bayard Rustin）是馬丁·路德·金的主要顧問和導師。[18]拉斯丁是一位基督教和平主義者；他還研究了聖雄甘地的教義並將其應用於40年代的旅程和解（Journey of Reconciliation）運動中。[19]金起初並不知道甘地，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活動中他幾乎未使用過「非暴力」這一術語。當時金信奉並且實行自衛，甚至在他家裡還備著槍枝以防有襲擊者。拉斯丁給金指出另一種鬥爭方式——非暴力抵抗，并力陳非暴力抵抗相比於自衛來說是實現民權運動目標的一種更好的途徑。[20]拉斯丁還建議金投身於非暴力抵抗。[21]
馬丁·路德·金受印度聖雄甘地成功的非暴力獨立運動影響很深，「一直想走訪印度」。[22]這個願望在1959年4月實現：貴格會所屬的美國友誼服務委員會（Quaker group the 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同意援助金的印度之旅。[23]這趟旅程使金更加了解非暴力抵抗的內涵，決意獻身於美國民權運動。在離開印度前夕，金發表了一篇電台演講，他說：「在來到印度之前，我從未如此相信對於受壓迫的人們來說，非暴力抵抗是爭取公平和尊嚴的最有力的武器。」
貝雅·拉斯丁是同性戀者，公開支持民主社會主義，並曾牽連美國共產黨，種種行為致使許多白人和黑人領袖要求金疏遠拉斯丁，[24]金答應與拉斯丁保持距離。[25]但是，金卻同意拉斯丁擔任1963年華盛頓大遊行的主要組織者。[26]
以後幾年，金對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的崇拜絲毫未減。1964年金在奧斯陸接受諾貝爾和平獎儀式上致辭時甚至向甘地的非暴力「成功先例」致敬，「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以一種高尚的方式挑戰大英帝國的淫威……他鬥爭著，他的武器只有真理、精神力量、非暴力和勇氣」。[27]
甘地的一些道義影響了馬丁·路德·金，[28]而甘地自己則受了偉大的基督教無政府主義文豪列夫·托爾斯泰的經典著作《天國在你們心中》影響。甘地和馬丁·路德·金都先後閱讀了托爾斯泰的著作。金、甘地和托爾斯泰都深受耶穌「山上寶訓」的薰陶。1959年，金引用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29]
馬丁·路德·金在莫豪斯學院讀書時閱讀了亨利·戴維·梭羅的《論公民不服從》，那是他第一次接觸到非暴力抵抗理論，深深地迷上了其中的拒絕與罪惡體制合作的思想。[30]除此之外，金的思想也極大地受到新教神學家雷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和保羅·蒂利希（Paul Tillich）的著作[31]以及華特·饒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的《基督教以及社會危機》的浸染。有時候金也會使用「博愛（agape）」（基督教兄弟之愛）這一概念。[32]但是，金在1960年以後的著述中不再用「博愛」。[33]
政治[編輯]
身為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的主席，馬丁·路德·金一直奉行不公開支持任一美國政黨或候選人的政策：「我認為一個人必須保持不結盟的立場才能客觀地看待兩黨，成為兩黨的良知——而不是某一個黨的奴僕或者主人。」[34]1958年金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表示沒有一個黨是完美的：「共和黨和民主黨都不是萬能的上帝。他們有各自的缺陷……我與任一黨都不是密不可分。」[35]
金這樣批判共和黨和民主黨實施的種族平等措施：
事實上，共和黨和民主黨都背叛了黑人。屈從於南方各州民主黨人的虛妄和反覆無常，民主黨背叛了黑人。屈從於保守的右翼北方共和黨人的公然偽善，共和黨也背叛了黑人。而兩者沆瀣一氣，導致公民權利自由立法的每一項法案流產，每一步前進潰敗。[36]
雖然金從未公開支持某一政黨或總統候選人，但是在1956年金寫給一位民權運動支持者的信中寫道他不能確定把票投給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還是德懷特·艾森豪，不過「以前我一直都投了民主黨候選人的票。」[37]在金的自傳中，他說1960年他秘密地為共和黨候選人約翰·費茨傑拉德·甘迺迪投票：「我認為甘迺迪會成為最偉大的總統。我從來沒有站出來公開支持他人。我父親曾這樣做，但是我從來沒有。」金還說他會破例支持甘迺迪總統的第二任期，「如果1964年甘迺迪總統還活著，我很可能還會支持他」。[38]事實上，金擁護民主社會主義，但是由於當時全美都籠罩在反共產主義的敏感氛圍中，以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聯繫，金不願意坦率地表明自己支持民主社會主義。金認為資本主義無法為廣大美國人民提供足夠的必需品，尤其是為非裔美國人。[39]
補償[編輯]
金聲明美國應該為歷史錯誤賠償美國黑人和其他處於弱勢地位的美國人。1965年金接受《花花公子》的採訪時說僅僅給予美國黑人以平等的權利實際上無法消除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巨大經濟差距。金並未要求把奴隸制度造成的所有工資損失都補償給黑人——這是不可能的，但提議了一項政府賠償計劃，該計劃總額500億美元分10年補償給所有美國弱勢群體。[40]
金設想：「這筆補償費將使整個國家受益，急劇下降的輟學率、家庭破裂比例、犯罪率和非法出生率以及大幅度減少的私吞救濟金案件、暴力事件和其他社會醜惡現象都將充分證明這筆錢用得恰到好處。」[41]金把這個想法看成是處理無償勞動的普通法的應用，但是明確澄清這筆錢不應該只提供給黑人，「而應該使所有處於弱勢地位的種族受益」。[42]
計劃生育沒有受到足夠關注[編輯]
1966年5月5日，在被授予美國計劃生育聯合會瑪格麗特·桑格獎（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s Margaret Sanger Award）時金說：
近來，報刊上充斥著飛碟目擊事件的報導。雖然我們不必相信這些報導的真實性，但是我們卻能通過這些故事來想像一下來訪的外星人將會如何評價我們。我恐怕他們會為我們的所作所為瞠目結舌——他們將會看到我們花費數十億為戰爭製造引擎和出謀劃策以造成大規模死亡；他們也將會看到我們花費數百萬來減少由疾病或其他原因引起的死亡；最後他們會看到我們花費微不足道的一點錢來計劃生育——儘管人口自然增長已經使我們星球岌岌可危。那些來訪的外星人將會被寬恕，如果回到自己的星球後他們這樣描述地球——一群瘋子占據著地球，他們的前景黯淡渺茫。
蒙哥馬利罷乘運動[編輯]
1955年3月，蒙哥馬利一名15歲的女孩克勞德特·科爾文（Claudette Colvin）拒絕依照吉姆·克勞法（泛指美國南部各州自19世紀70年代開始制定的對黑人實行種族隔離或種族歧視的法律）把公交車座位讓給一名白人。來自伯明罕黑人社區的一個委員會調查這一案件，金是其中一員。但是因為科爾文當時未婚先育，E·D·尼克森（E.D. Nixon）和克利福德·杜爾（Clifford Durr）決定等待一個更合適的案件以採取進一步行動。[45]
1955年12月1日，羅莎·帕克斯因拒絕將自己的座位讓給白人而被捕入獄。[46] 很快，尼克森和金等人發起了蒙哥馬利抵制乘車運動。[47] 這次抵制運動持續了385天，[48] 而且由於局勢嚴峻，金的家被炸毀，[49]金本人也曾被捕入獄。最終這場運動以美國聯邦地區法院在布勞德訴蓋爾案（Browder v. Gayle）中宣布「要求在公共汽車上進行種族隔離的阿拉巴馬州的州法律和地方法律違憲」並終止蒙哥馬利公交車種族隔離制度而告終。[50][51]在這次蒙哥馬利運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讓金風靡全美，成為最著名的民權運動代言人。[52]
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編輯]
1957年，金、拉爾夫·艾伯納西（Ralph Abernathy）、弗雷德·舒特爾斯沃（Fred Shuttlesworth）、約瑟夫·羅維利（Joseph Lowery）以及其他民權活動家創建了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該組織的成立旨在充分利用黑人教會的道德權威和組織能力來指導非暴力抵抗活動以促進民權改革。金生前一直擔任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的主席。[53]1957年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在華盛頓特區舉辦「為了自由的禱告朝聖」（Prayer Pilgrimage for Freedom），金在那裡第一次面對全國觀眾發表演說。[54]
1958年9月20日，當金正在哈萊姆的布魯姆斯坦百貨商店（Blumstein's）簽名售賣《奔向自由》（Stride Toward Freedom）一書，[55]一名黑人婦女將一把拆信刀刺進了金的胸膛，導致金險些喪命。這名婦女名叫艾佐拉·科里（Izola Curry）患有精神病，當時她認為金與共產黨密謀陷害自己。緊急手術之後，金在醫院休養了幾周，而科里因為患有精神病不足以接受審判。[56][57]1959年，金出版了一本包含他布道辭「什麼是人」（「What is Man?」）和「一個完整生命的維度」（The Dimensions of a Complete Life）的小冊子《衡量人的標準》（The Measure of A Man）。他的布道辭贊成人類需要上帝的愛，並批判了西方文明的種族不公正。[58]
哈利·瓦赫特爾（H.Wachtel）曾在一起關於報刊廣告的誹謗訴訟案（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NY Times v. Sullivan）中與金的法律顧問克拉倫斯·B·瓊斯（Clarence B. Jones）為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的四位部長辯護。為了支付訴訟費用和以一種更加有效地籌款方式資助非暴力民權運動，哈利·瓦赫特爾建立了一個免稅基金。這個基金會名叫「甘地人權協會」（G.Society for Human Rights），金擔任其名譽主席。不滿足於甘迺迪總統解決種族隔離問題的緩慢進度，金和甘地人權協會在1962年發出了一份文件呼籲甘迺迪總統緊跟亞伯拉罕·林肯總統的步伐，使用類似第二奴隸解放宣言的行政命令來給民權不平等以沉痛一擊——然而甘迺迪總統並未照做。[59]
依照司法部長羅伯特·弗朗西斯·甘迺迪的書面指令，美國聯邦調查局從1963年秋天開始竊聽金的電話。[60]甘迺迪擔心對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的有關共產黨的指控一旦公之於眾將會扭曲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民權運動的初衷，於是警告金斷絕有共產黨嫌疑的關係，之後又向美國聯邦調查局發出書面指令竊聽金和其他幾位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領導人的電話。[61]約翰·埃德加·胡佛唯恐共產黨正企圖滲透到民權運動中，但是缺乏證據，於是當局利用之後五年在電話中竊聽到的一些細節試圖迫使金離開卓越的領導位置。[62]
金相信有組織的非暴力抵抗南方種族隔離制度——為人熟知的吉姆·克勞法——將會引起媒體對黑人爭取種族平等和選舉權的廣泛報導。南方黑人所遭受的日常剝削和侮辱，種族隔離主義者對民權工作者和遊行示威者的暴力和騷擾，經由新聞報導和電視宣傳產生了公眾輿論同情的浪潮，因此大多數美國人都把民權運動看作20世紀60年代早期美國政壇最重要的事件。[63][64]
金組織並領導了為黑人爭取選舉權、勞動者權和其他公民基本權利以及要求廢止種族歧視的遊行示威活動。[51]分別於1964年和1965年通過的《民權法案》和《投票權法案》成功地把這些權利中的一大部分列入了美國法律。[65][66]
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實踐了基督教左派的許多準則，策略性地運用非暴力抵抗方式和選擇非暴力抵抗地點，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們經常會與種族隔離主義當局發生戲劇性的對峙。有時候對峙會變得暴力。[67]
自從金開始參與民權運動，他就備受許多團體的批評，其中包括更加激進的黑人，例如伊斯蘭民族組織（Nation of Islam）成員馬爾科姆·X。[68]分離主義者斯托克利·卡麥可（Stokely Carmichael）不贊成金尋求種族一體化的做法，他認為那樣做是對美國黑人文化的一種侮辱。[69]澳姆雷·耶斯特拉（Omali Yeshitela）則敦促非洲人銘記殘暴的歐洲殖民者的罪行，以及權力是如何在一體化進程中被歐洲人用暴力和武力奪去的。[70]
奧爾巴尼運動[編輯]
主條目：奧爾巴尼運動
奧爾巴尼運動是於1961年11月在喬治亞州奧爾巴尼組織的廢止種族歧視運動。當年12月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捲入了這次運動。奧爾巴尼運動發動了數千公民組成了一個廣泛的非暴力陣線，攻擊奧爾巴尼市種族隔離的方方面面，吸引了全國的關注。1961年12月15日，金首次訪問奧爾巴尼，他「原計劃在奧爾巴尼呆一兩天，給予指導後就回家」。 [71]但是第二天政府對和平示威者進行大搜捕，金也被捕入獄並拒絕保釋出獄除非市政府做出讓步。後來，政府與示威者達成了協議。據金講，「那個協議是恥辱的」，在他離開奧爾巴尼後「政府違背了協議」。 [71]
1962年7月，金返回奧爾巴尼，被判處入獄45天或者178美元罰金。金選擇了入獄服刑。入獄後第三天，警察局長勞里·普利切特秘密安排支付了罰金並釋放了金。「在靜坐抗議運動中，我見過把人從午餐櫃檯的凳子上踢開，在教堂里把跪著抗議的人轟走，在自由乘車運動中把人關進監獄。但把人趕出監獄，我們還是第一次看到。」[72]馬丁·路德·金中心（King Center）後來承認是傑出的福音傳教士葛培理幫金擺脫了這次牢獄之災，[73]葛培理在自傳中說在金接受了出席1957年紐約麥迪遜廣場報導會的邀請之後，他與金結下了親密的友誼。[74]
近一年的激烈運動並未取得明顯的成效，民權運動開始惡化。於是金要求示威活動全面停止並實施「苦修日」來促進非暴力抵抗和維護道德高地。黑人的內部分歧和地方政府精明低調的反應是運動失敗的原因。[75]儘管奧爾巴尼運動給馬丁·路德·金博士上了戰術上的重要一課，[76]國家媒體依然極力指責金對運動失敗負有很大責任，以及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戰果寥寥導致了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與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間隙日益增大。奧爾巴尼運動之後，金開始為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選擇自己能夠控制局面的抵抗活動，而不是卷進一種預先存在的情形中去。[77]
伯明罕運動[編輯]
1963年4月，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在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罕發起了一場抵制種族隔離和經濟不公正的抗議運動。這次運動雖然是非暴力的，但卻部分使用了由懷亞特·沃克牧師（Rev. Wyatt Tee Walker）發明的「故意對抗戰術」。伯明罕的黑人們與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一起組織在公共場所遊行和靜坐示威，公然對抗他們認為不公平的法律。
在伯明罕的這次運動中，金起初打算引起黑人大規模被逮捕，然後「製造一種非常危急的情形迫使政府打開協商之門」。[78] 但是運動初期的志願者們並沒有成功地導致城市癱瘓，也沒有將媒體的注意力轉移到警察的行動上。金對當時的局勢憂心忡忡，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的戰略家詹姆斯·拜威爾開始號召兒童和年輕人加入運動大軍以扭轉運動進程。[79]《新聞周刊》將這一策略成為「兒童十字軍」。[80][81]
抗議期間，伯明罕警察局長尤金·康納指示警察使用高壓水槍和警犬來鎮壓抗議群眾，其中也包括兒童。警察的暴行通過電視畫面在全國電視台播出，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震驚了白人，同時也使黑人更加團結。[82]儘管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公開強調非暴力抗議，但是依然有一些義憤填膺的示威者。不少示威者襲擊警察，而警察予以暴力回擊。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也因為將孩子們置於險境而飽受非議。但這次運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康納丟了工作，「吉姆·克勞」標誌被拆除，公共場所對黑人更開放。這次運動後金聲名鵲起。[80]
運動初期金被捕入獄——這是他一生29次入獄中的第13次。[83]在牢房中，金寫出了著名的《伯明罕獄中書信》，這封信是對要求他停止遊行示威的白人牧師的回應。在這封信中，金號召抗議群眾繼續鬥爭，尋求法律途徑來變革社會。金指出種族主義的危機迫在眉睫，而現行制度根深蒂固：「我們親歷的苦難告訴我們，壓迫者永遠不會自願給予被壓迫者以自由，自由是需要被壓迫者去爭取的。」[84]金還說波士頓傾茶事件就代表了一個大規模的抵抗殖民主義的行為，是「不合法」的公民不服從行為，而「希特勒在德國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84]金還表示他對溫和派白人以及不敢對抗不公正制度的牧師感到失望：
非常遺憾，在黑人邁向自由的道路上，他們的絆腳石不是白人公民議會或是三K黨，而是白人的溫和派。他們奉行的是所謂的「秩序」，而非公正；他們選擇要沒有緊張氣氛的消極的太平，而不要公正的積極的太平。他們總是說：「我理解你們所追求的目標，但我們不同意你們採用直接行動的方式」；他們主觀地認為自己可以為他人的自由設定一個時間表；他們生活在虛幻的時間概念里，還不停地要求黑人再等待一個「更加方便的時期」。[84]
佛羅里達州聖奧古斯丁[編輯]
1964年3月，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應民權領袖羅伯特·海靈（R.Hayling）之邀加入到佛羅里達州聖奧古斯丁市的當時富有爭議的運動中去。海靈的組織曾附屬於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但是因為該組織在非暴力抗議活動中支持武裝自衛，而被迫脫離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倡導和平的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接納了他們。[85]在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的努力下，北方民權活動家來到聖奧古斯丁，包括一個拉比代表團和麻薩諸塞州州長母親——72歲高齡的皮博迪夫人，後來他們都被捕。[86][87]1964年6月，抗議人群在夜間遊行示威，「經常遭到三K黨的正面對抗，誘發引起全國媒體關注的暴力現象」。數百遊行示威者被捕入獄。1964年《民權法案》在最高法院獲得通過。[88]
阿拉巴馬州塞爾瑪[編輯]
1963年，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在阿拉巴馬州的塞爾瑪採取了一系列大膽的措施來爭取投票註冊權。1964年12月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加入了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運動。[91]一個當地的法官頒布了一項法令禁止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和達拉斯縣投票團的3人及以上集會和禁止41名被點名的民權領袖集會。這項法令的頒布致使民權運動一時陷入停滯，直到1965年1月2日，金在布朗教堂（Brown Chapel）發表演講違抗該法令。[92]
紐約城[編輯]
1964年2月6日，金在新學院發表了一系列名為《美國的種族危機》的演講。之前從未發現任何關於這次演講的錄音，但是在2013年8月，新學院發現了一盤15分鐘的錄音，記錄了金在演講之後的聽眾提問環節。在金的回答中，金提到了他和印度開國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近期的一次談話，他對比了萬千美國黑人和印度難民的悲慘處境。[93]
入座運動[編輯]
1960年1月31日，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格林斯伯勒，一位叫裘瑟夫·邁克乃爾的黑人大學生來到一家連鎖店的吧檯買酒，遭到拒絕，理由是「我們不為黑人服務」，入座運動由此開始。在此運動中，黑人們進入拒絕為黑人服務的地方，禮貌地提出要求，得不到就不離開，為此許多大學生遭到圍觀和嘲弄。但他們不卑不亢，得不到服務，就坐在那裡做作業、讀書、研究學問。不到兩個月，運動就擴大到了美國南部五十多座城市。雖然有許多大學生在「運動」中被捕，但馬丁·路德·金早已向他的同胞發出了號召——「把監獄填滿」。
向華盛頓進軍[編輯]
1963年8月28日，25萬逾民眾聚集在首都華盛頓市中心國家廣場上——號召「為了工作與自由：向華盛頓進軍」。這場大遊行的口號是「為了工作與自由」，遊行由許多民權、勞工以及宗教團體共同組織，這些團體各有不同的目標及訴求，其中又以 「六大」團體最為積極：包括以詹姆斯·法默為首的「種族平等大會」、以馬丁·路德·金為首的「南方基督教領袖聯合會」、以約翰·劉易斯為首的「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以菲利普·倫道夫為首的「火車搬運工兄弟」、以羅伊·威爾金斯為首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以惠特尼·楊為首的「全國城市聯盟」。[94]
這次遊行的最主要運籌和戰略組織者是金的同事貝雅·拉斯丁。[95]對於金來說，貝雅·拉斯丁的角色引發了爭議，因為貝雅·拉斯丁是贊同甘迺迪總統關於改變遊行重心提議的關鍵人物之一。[96][97]甘迺迪總統擔心這次遊行會對推動民權立法進程產生不利影響，於是他最初全盤否定了這次遊行。但是，組織者們堅定地要將遊行進行到底。[98]隨著遊行的推進，甘迺迪政府決定支持遊行以確保成功。起初甘迺迪擔心遊行人數達不到10萬，於是他邀請了更多教會領袖進行援助，還督促美國聯合汽車工會（UAW）發動工人參加遊行示威。[99]
華盛頓大遊行最初設想是引起人們對美國南方黑人所處的絕望境地的關注，以及讓國家首都的當權者們直面遊行組織者的擔憂和不滿。組織者原本計劃譴責聯邦政府未能捍衛公民權力，保障民權工作者和黑人的人身安全。但是，組織者懾於總統的壓力和影響，最終遊行並沒有像最初計劃的那樣尖銳。[100]結果一些民權活動家認為這次遊行是一次錯誤的、美化的種族和諧盛會；馬爾科姆·X將戲稱這次遊行為「華盛頓鬧劇」，並禁止伊斯蘭民族組織成員參加。[100][101]
然而這次遊行確實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要求：終止公立學校里的種族隔離；有意義的民權立法，包括禁止就業種族歧視的法律；保護民權工作者免受警察暴力；工人最低工資標準2美元；華盛頓特區自治，然後由國會委員會管轄。[102][103][104]儘管局勢緊張，但華盛頓大遊行稱得上一次徹底的勝利。[105]超過25萬來自不同種族的民眾浩浩蕩蕩聚集在林肯紀念堂，一直延伸至國家廣場和倒影池周圍。當時，這是華盛頓特區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集會。[105]
朋友們，今天我要對你們說，儘管眼下困難重重，但我依然懷有一個夢。這個夢深深植根於美國夢之中。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將會奮起，實現其立國信條的真諦："我們認為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今天有一個夢想。[108]
我夢想有一天，在喬治亞洲的紅色山崗上，昔日奴隸的兒子能夠同昔日奴隸主的兒子同席而坐，親如手足。
我夢想有一天，甚至連密西西比州--一個非正義和壓迫的熱浪逼人的荒漠之州，也會改造成為自由和公正的青青綠洲。
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小女兒將生活在一個不是以皮膚的顏色，而是以品格的優劣作為評判標準的國家裡。
我今天有一個夢想。
我夢想有一天，阿拉巴馬州會有所改變--儘管該州州長現在仍滔滔不絕地說什麼要對聯邦法令提出異議和拒絕執行--在那裡，黑人兒童能夠和白人兒童兄弟姊妹般地攜手並行。
1984年，《我有一個夢想》的原版列印稿被發現在愛荷華大學的首位非裔美國人籃球教練喬治·雷弗林手中，這篇列印稿上還有金博士手寫的注釋。1963年，當時26歲的雷弗林站在緊挨著演講台的地方，金剛一講完，雷弗林就衝上前去請求金把演講稿贈予自己。於是雷弗林拿到了這篇講稿。[112]
塞爾瑪投票權運動和「血腥星期天」，1965年[編輯]
為了響應詹姆斯·拜威爾的塞爾瑪—蒙哥馬利大遊行的號召，金、拜威爾和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其他成員以及部分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成員試圖組織一場到州政府的遊行示威活動。計劃安排在1965年3月7日的第一次遊行由於暴徒和警察向示威者施加暴力而失敗。這被稱為 「血腥星期天」的一天是民權運動得到公眾支持的主要轉折點。正是在這一天人們才清楚地看到金的非暴力抵抗策略具有的巨大潛力。然而，金並未參加當天的遊行。[113]
3月5日金會見了林登·B·詹森政府官員，請求司法部長頒布禁令，將不對塞爾瑪的三千多名黑人提起公訴。金當時由於身負教會的職責而沒有參加星期天的遊行示威，但是後來他寫道：「如果當時我想到軍隊會使出如此殘暴的手段鎮壓遊行，我當然會毫不猶豫地把教會的事放在一邊去帶領遊行。」[114]警察對示威者施暴的畫面被廣泛地傳播，引起了全國公憤。[115]
接下來，金試圖3月9日組織一場遊行。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請求聯邦法院確保行動不受非法干預；聯邦法院非但沒有同意他們的請求，還下令禁止此次行動。儘管如此，金堅持領導3月9日埃德蒙佩特斯大橋（E.Pettus Bridge）的遊行示威，並在把示威者帶回之前舉行了一個簡短的祈禱會，還要求示威者分散開來以避免違背法院命令。這場二次遊行示威出人意料的結尾讓很多參加遊行的當地人感到吃驚和憤怒。[116]直到1965年3月25日，這次塞爾瑪-蒙哥馬利遊行才勝利完成。[117][118]當遊行示威的群眾踏上州政府的土地後，金在遊行結束時發表了名為「還要多久？快了」（"How Long, Not Long"）的演說。金說美國黑人的平等權力不再遙遠，「因為道德光芒萬丈，而正義更加耀眼輝煌」。[註 1][119][120]
芝加哥公平住宅運動，1966年[編輯]
1966年，南方的遊行示威活動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金、拜威爾和其他民權組織成員打算將運動擴大到北方，並將芝加哥定為第一個目的地。均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金和拉爾夫·艾伯納西移居到芝加哥西區北朗德爾（N.Lawndale）貧民窟哈姆林大街1550號（1550 S. Hamlin Ave.）的一幢建築中[121]，親身體驗窮人的生活來顯示他們對窮人的支持和同情。[122]
來到芝加哥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與由阿爾伯特·拉比（Albert Raby）召集成立的受「芝加哥自由運動」扶持的當地民權組織聯合體（Coordinating Council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芝加哥社區組織協調委員會）展開合作。[123]那年春天，一些白人夫婦和黑人夫婦測試了房產官員明目張胆的種族傾向：歧視性地區別對待收入、背景、孩子數量和其他特徵完全一致的幾對夫婦的住房需求。[124]此外他們還策劃並舉行了多次較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在：博根、貝爾蒙特克拉金、傑斐遜公園、長青公園（芝加哥西南部郊區）、蓋奇公園、馬凱特公園等地。[123][125][126]
艾伯納西後來寫道抗議運動在芝加哥遭到比南部更惡劣的抵制。有人朝遊行民眾投擲瓶子，大聲吼叫，特別是1966年8月5日的馬凱特公園遊行遭到了嚴重的抵制。暴亂似乎一觸即發。[127][128]金的非暴力信仰阻止了他籌劃一起暴力事件，於是金與市長理察·J·戴利（R.J. Daley）談判取消一次遊行以避免可能出現的暴亂。[129]金在一次遊行中被磚塊擊中，但他依然不顧個人安危繼續領導遊行。[130]
當金和他的盟友回到南方時，曾經參加過南方民權運動的神學院學生傑西·傑克遜依然留在芝加哥管理他們的組織。[131]傑克遜繼續鬥爭爭取民權，針對連鎖商店不公平對待黑人的現象組織了「麵包籃子行動」（Operation Breadbasket）。[132]
反對越戰[編輯]
 You may watch the speech, "Why I Am Opposed to the War in Vietnam", by Martin Luther King here. |
金一直都反對美國捲入越南戰爭，但是一開始為了避免因為批判詹森總統的政策而干擾民權運動成果，金在公共場合迴避越戰問題。[133] 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反對越南戰爭，在助手詹姆斯·拜威爾的敦促下[133]，金最終公開表明了自己的反戰立場。[133]1967年4月4日（整整一年以後，金被刺殺身亡），金現身紐約河畔教堂公開發表名為「越南背後：打破沉默的時刻」（Beyond Vietnam: A Time to Break Silence）的反戰演說。[134]金強烈譴責美國攻打越南，認為美國此舉是「為了占領越南作為美國殖民地」[135]並把美國政府稱為「當今世界最大的暴力供應商」。[136]金還將越戰與經濟不公平聯繫起來，指出美國需要嚴峻的道德變革：
價值觀的真正革命將使我們緊張不安地看到貧富之間的巨大差距。帶著正義的怒火，越過海洋，我們看到西方資本家在亞洲、非洲、南美洲大筆投資賺取高額利潤卻絲毫不關心那些國家的社會福祉。要大聲說：「這不公平。」[137]
用于越南戰爭的資金和資源原本可以用來實現本國更好的社會福利，這也是金反對越戰的一個原因。美國國會把越來越多的錢花在軍事上，與此同時，花在消除貧困項目上的錢越來越少。金將國會此舉總結為「一個國家年復一年加大軍事防禦投資，而不是加大社會提升項目投資，這個國家的靈魂就逐漸凋亡」。[137]金說越南北部在「數以萬計的美國軍人抵達之前並沒有輸送大量物資和男人」，[138]，並指控美國殺死了一百萬越南人，其中「大部分是孩子」。[139]金也批判了美國阻撓越南北部進行土地改革的做法。[140]
金的反戰立場讓他喪失了包括詹森總統、協會領袖和權威出版商在內的許多白人盟友的重要支持。[141]「媒體開始反對我」，金抱怨媒體的雙重標準[142]：為他在美國的非暴力抵抗鼓掌，而譴責他聲援「弱小的棕色皮膚的越南兒童」。[143]《生活》雜誌把金的這次演講稱作「來自河內電台的蠱惑人心的誹謗」[137]，《華盛頓郵報》則聲明金「對他自己的事業、國家和人民的用處正逐漸消亡」。[143][144]
這篇名為「越南背後」的演講反映了金後期的政治主張的演變，這與他所屬的高地研究與教育中心（Highlande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的教學是並行不悖的。[145][146]金開始談及美國政治經濟生活亟待根本變革，也更加頻繁地表達自己的反戰立場以及渴望看到資源重新分配以改變種族和經濟不公平。[147]在公共場合，金小心翼翼地措辭以防敵人把他和共產主義聯繫起來，但是私底下，金經常說到他支持民主社會主義。[148]1952年金寫給科麗塔·斯科特（Coretta Scott）的一封信中，金說：「我想你已經知道了我的經濟理論更傾向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149]在一次演講時，金說「資本主義的一些東西是錯誤的……一定有一種更好的分配方式，或許美國應該轉向民主社會主義」。[150]在莫爾豪斯學院時，金就閱讀了馬克思的著作，雖然金排斥「傳統的資本主義」，他也不認同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解釋」否認宗教，以及其「倫理相對主義」和「政治極權主義」。[151]
在演講中，金也聲明「真正的同情不只是把一枚硬幣扔給乞丐……而是要看到一種產生乞丐的制度需要重建」。[152] 金引用一名美國官員的話說從越南到拉美，美國正「站在世界革命的反面」。[152]金在譴責美國與「拉美的土財主」結盟時，還說美國應該支持第三世界「光膀赤腳的平民」而不是鎮壓他們的革命。[152]
1967年4月15日，詹姆斯·拜威爾發起了「終止越戰春天動員大會」（Spring Mobilization Committee to End the War）反戰遊行，遊行從紐約中央公園到聯合國總部，金也參加了這次遊行並發表講話。金還在聯合國提出了民權問題，並起草議案。
我並沒有要求民權運動與反戰和平運動機械地融合起來。許多人已經看到公平的道德必要性，而沒有看到世界兄弟情誼的道德必要性。我希望民權運動的熱情一點一滴地注入到和平運動中去，讓它愈加強大。並且我認為每個人既擔負民權運動的責任也擔負和平運動的責任。但是對於那些目前只承擔一種責任的人來說，我希望他們最終能夠看清這兩者的共同的道德根基。[153]
洞察到將民權活動家與反戰活動家統一起來的契機，[154]拜威爾力勸金更加積極地參與到反戰運動中。[154]雖然金越來越多地公開反戰，但是他不喜歡從反戰運動中衍生出的嬉皮士文化。[155]在1967年的梅西講座中，金說：
嬉皮士的重要性並不在於他們的非常規行為，而在於成千上萬年輕人開始逃避現實表達他們對社會的深刻不信任。[155]
窮人運動，1968年[編輯]
1968年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為解決經濟不公平問題組織了「窮人運動」。金走遍全國將各族裔窮人集結起來參加華盛頓遊行在國會大廈舉行非暴力抗議活動直到國會為美國窮人建立《經濟權利法案》。[158][159]
在窮人運動之前，金在自己最後一本書《我們前往何方：混亂還是和諧？》（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中陳述了解決社會問題和貧困問題的觀點，特別支持基本保障收入的做法。[160][161][162]窮人運動以華盛頓特區遊行告終，要求美國政府對最貧困的社區提供經濟援助。
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號召政府投資重建美國城市。國會「慷慨地支出軍費」，而「吝嗇地撥發扶貧資金」，這就是國會「對窮人有敵意」。[159]金的設想是要求一個更徹底的革命而不僅僅是改革：他引用「種族主義、貧困、軍國主義和物質主義」的系統性缺陷，認為「真正的問題是社會重建本身」。[163]
即使是在民權運動內部，窮人運動也是富有爭議的。拉斯丁辭去華盛頓遊行中的職務，他認為窮人運動的目標太過寬泛而且不切實際，這些運動將加劇對窮人和黑人的鎮壓。[164]
在金遇刺後[編輯]
在1968年4月4日金被刺殺之後，在華盛頓特區建立貧民區的計劃很快展開。隨著金的離世，人們對該計劃的批判聲減弱了，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捐助用以執行該計劃。1968年5月2日，在金被刺殺的地點——孟菲斯洛林汽車旅館，運動正式爆發了。[165]數千名示威者抵達華盛頓國家廣場，露營紮寨建起了為期6周的「復活城」（ "Resurrection City"）。[166]
遇刺與後事[編輯]
Final 30 seconds of "I've Been to the Mountaintop" speech by Martin Luther King, Jr.
| |
| 播放此檔案時有問題？請參閱媒體幫助。 | |
田納西州孟菲斯市的黑人環衛工從1968年3月12日開始罷工要求獲得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待遇。3月29日，金來到孟菲斯市支持由美國州縣和市政工人聯合會（AFSCME）的當地1733名成員代表的黑人環衛工。在一次事件中，由於天氣原因黑人修路工在得到兩小時的工資後被送回家中，而白人修路工得到了全天的工資。[167][168][169]
4月3日，金在世界基督上帝教會總部——孟菲斯查爾斯梅森主教教堂發表最後一次演講「我已抵達峰頂」。由於受到炸彈襲擊威脅，金搭乘飛往孟菲斯的航班被延誤。[170]在生命中最後一次演講的結尾，金提到了炸彈襲擊威脅：
到達孟菲斯後，有人說起威脅事件、外面有可能發生的危險以及有些白人可能會對我圖謀不軌。好吧，我不知道現在會發生什麼。前方的路並不平坦，但這對我來說不算什麼。因為我已抵達峰頂。和其他人一樣，我也希望活得長久——長壽值得嚮往。但是，我現在關心的不是這件事。我只想履行上帝的旨意。上帝曾讓我走向峰頂。在那裡我放眼望去，我看到上帝的應許之地，也許我無法和你們一起到達那裡。但是今晚我想讓你們知道，我們作為一個民族一定會抵達那應許之地。今晚，我很高興。不再為任何事情憂慮，不懼怕任何人，我看到上帝降臨的榮耀。[171]
馬丁·路德·金當時居住孟菲斯洛林汽車旅館（Lorraine Motel）306號房，老闆是沃爾特·貝利（W.Bailey）。馬丁·路德·金的密友拉爾夫·艾伯內西牧師是他的室友，他告訴調查暗殺事件的眾議院特別委員會，馬丁·路德·金和他的隨行人員住在306號房，洛林汽車旅館通常稱該房間為「金－艾伯內西套房」。[172]據當時在場的傑西·傑克遜稱，暗殺前一刻金正站在陽台上跟音樂家本·布蘭奇（B.Branch）交談，布蘭奇原定那晚在金出席的集會上演奏。金的最後一句話是：「本，請務必在今晚的集會上演奏《握住我的手，親愛的主》。一定要淋漓盡致。」[173]
1968年4月4日（星期四）晚上6:01，馬丁·路德·金站在旅館的二樓陽台上被子彈打中。子彈從右臉頰進入，打破了他的下巴，然後穿過脊椎，停在金的肩部。[174][175]艾伯內西從汽車旅館的房間內聽到槍聲後，跑出來發現馬丁·路德·金倒在陽台的地板上。[176]傑克遜聲稱在槍擊後他曾撫摸著金的頭，但是這一說法被金的其他同事否認了；後來傑克遜只說他曾「伸手援助」金。[177]
金被送往聖·約瑟夫醫院，醫生馬上進行緊急胸腔手術。但是金並沒有恢復知覺，下午7點05分醫生宣布死亡。[178]根據傳記作家泰勒·布蘭奇（T.Branch）所說，金的驗屍報告指出，只有39歲的金「有一顆60多歲的心臟」，布蘭奇將這歸因於13年民權鬥爭帶給金的巨大壓力。[179]
後事[編輯]
這次暗殺事件導致了全國範圍內的種族騷亂，在華盛頓特區、芝加哥、巴爾地摩、路易斯維爾、堪薩斯城和許多其他城市都發生了種族騷亂。[180][181]總統候選人羅伯特·甘迺迪在前往印第安納波利斯參加一次競選集會時得知金的死訊。羅伯特·甘迺迪為參加集會的支持者們做了一個簡短的演說，告知他們金的死訊，並鼓勵他們繼續為金的非暴力抵抗理想奮鬥。[182]小詹姆斯·法默（James Farmer, Jr.）和其他民權領袖也呼籲繼續進行非暴力行動，而激進的斯托克利·卡麥可提倡更加強有力的回擊。[183]孟菲斯市很快按照有利於環衛工人的條件平息了罷工。[184]
美國總統林登·詹森宣布4月7日為全國哀悼日，紀念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185]由於擔心詹森總統出席葬禮可能會引發抗議甚至暴亂，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代表總統林登·詹森參加了當天的葬禮。[186]依照金的遺孀科麗塔·斯科特的要求，葬禮上播放了金生前最後一次布道的錄音，[187]那是1968年2月4日金在埃比尼澤浸信會做的「樂隊指揮家」（ "Drum Major"）布道。在那次布道時，金要求在自己的葬禮上不要提及他曾獲得的獎勵和榮譽，只說她曾試圖「給飢餓者食物」，「給躶體者衣服」，「在越戰問題上做出了正確的選擇」以及「關愛人類並為之服務」。[188]金的好友馬哈麗亞·傑克遜在葬禮上演唱了金最喜歡的讚歌《握住我的手，親愛的主》。[189]
馬丁·路德·金去世兩個月後，嫌疑犯詹姆斯·厄爾·雷（James Earl Ray）在倫敦希思羅機場被捕，當時他試圖離開英國，前往白人統治的羅德西亞。[190]當時他持有假的加拿大護照，化名為雷蒙·喬治·斯尼德（Ramon George Sneyd）。雷很快被引渡到田納西州，被控謀殺馬丁·路德·金。他在1969年3月10日承認殺害馬丁·路德·金，但三天後，他否認了自己的供述。[191]雷接受律師珀西·福爾曼的意見，承認犯罪，避免被判處死刑的可能性。雷最後被判處有期徒刑99年。[191][192]後來詹姆斯·厄爾·雷聲稱他曾在魁北克蒙特婁認識的一個男人（別名拉烏爾Raoul）此次暗殺，並說暗殺是一場陰謀。[193][194]雷耗盡餘生試圖撤回認罪協議爭取再審，但都失敗了。[192]
陰謀指控[編輯]
雷的律師堅稱雷是一個替罪羊，就像陰謀論者認為李·哈維·奧斯瓦爾德是甘迺迪總統刺殺案中的替罪羊。[195]該言論的支持者認為雷是在受到巨大壓力和死刑威脅的情況下認罪的。[192][196]他們承認雷是小偷和竊賊，但是他從來沒有使用武器暴力犯罪的記錄。[194] 但是多個美國城市的監獄記錄顯示他多次被指控武裝搶劫而被關押。[197]2008年詹姆斯·厄爾·雷的弟弟傑瑞·雷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採訪時說詹姆斯反應敏捷，有幾次武裝搶劫後成功逃脫。傑瑞·雷還曾在一次搶劫中幫助過他的哥哥。「我沒見過比他更大膽的人，」傑瑞如是說。「他直接走進去，拿槍指著別人，就像一件普通的日常小事。」[197]
那些懷疑此次暗殺是一場陰謀的人們指出雖然兩次連續的彈道測試都證明兇器與雷的雷明頓步槍類似。但是這些測試並不能表明子彈確實出自雷的步槍。[192][198]金被刺殺時的目擊者說子彈並不是來自那個公寓，而是來自另外一個位置——公寓附近茂密的灌木叢後面——暗殺之後灌木叢就被砍掉了。[199]但是，被證明發出槍聲的那間浴室里很多物品上發現有雷的指紋（一支步槍，一副雙筒望遠鏡，衣物，報紙）。[197]含有雷的指紋的那把步槍也被證明在暗殺時至少有一顆子彈從槍筒中發射出來。[197]
1997年，馬丁·路德·金的兒子德克斯特·金與雷見面，並公開支持詹姆斯·厄爾·雷爭取再審。[200]
兩年以後，法院判決勞埃德·喬爾斯和「其他不明同夥」對金的遺孀科麗塔·斯科特·金及金的其他家屬進行非正常死亡賠償。喬爾斯聲稱有人給他10萬美元讓他策劃謀殺金。由6名白人和6名黑人組成的陪審團發現了對金家人有利的證據，他們發現喬爾斯參與了謀殺案而且和政府機構有關。[201][202]威廉姆·F·佩珀代表金家人出席了審判。[203]
2000年，美國司法部完成了對喬爾斯言論的調查，但是並未發現證據支持對他的指控。調查報告建議不再進行進一步調查除非發現新的更可信的事實。[204]喬爾斯的妹妹承認喬爾斯編造了暗殺故事，這樣他就可以賺30萬美元，而喬爾斯的妹妹為了得到錢來繳納她的所得稅反過來再證實這個故事。[205][206]
2002年，《紐約時報》報導一名名叫羅納德·丹頓·威爾遜的牧師稱自己的父親亨利·克萊·威爾遜——並非詹姆斯·厄爾·雷——暗殺了金。羅納德·丹頓·威爾遜說：「我父親並不是出於種族主義殺了金；而是因為他認為金與共產主義有關，所以想把他幹掉。」威爾遜沒有拿出任何證據證實他的說法。[207]
馬丁·路德·金研究者大衛·蓋洛和傑拉爾德·波斯納不贊同廉姆·F·佩珀的政府殺死了金這一說法。[208]2003年，廉姆·F·佩珀出版了一本書，書中描述了案件的長期調查和審判，還有他曾作為詹姆斯·厄爾·雷的律師出席審判的事情，以及案件的證據和他對其他說法的批評。[209]金的朋友和同事詹姆斯·拜威爾也不認同雷單獨刺殺的說法，「一個不名一文的白人男孩絕不可能刺殺一個舉足輕重的黑人領袖」。[210]2004年，傑西·傑克遜說：
事實上有人破壞遊行。我們發現我們組織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拿著政府的工資。所以破壞者裡應外合，再加上媒體的攻擊……我永遠都不相信詹姆斯·厄爾·雷有動機，有足夠的錢和機動性來獨自實施暗殺。我們的政府一定參與提供詹姆斯·厄爾·雷的行兇地點和退路。[211]
聯邦調查局和金的個人生活[編輯]
聯邦調查局的監視和竊聽[編輯]
聯邦調查局局長約翰·埃德加·胡佛為了削弱金作為民權領袖的權利，親自下令監視金。[141][212]根據丘奇委員會的說法，美國國會1975年的一項調查表明「從1963年12月直到1968年金被刺身亡，聯邦調查局一直密切打擊馬丁·路德·金以使他的民權領袖身份形同虛設。」[213]
1963年秋，司法部長羅伯特·F·甘迺迪授權聯邦調查局繼續監聽馬丁·路德·金[214]並告知了總統約翰·F·甘迺迪，兩位甘迺迪先生都曾試圖勸說金與捲入美國共產黨的紐約律師斯坦利·利維森絕交，但都失敗了。[215][216]儘管羅伯特·F·甘迺迪只是書面批准有限地監聽金的電話「試行一個月左右」，[217]但是胡佛擴大了權限，於是他的手下「肆無忌憚」地從金生活的方方面面搜集任何有價值的證據。[218]聯邦調查局在利維森和金的家中，以及金下榻的酒店房間都安裝了竊聽器。[215][219]1967年胡佛將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列為黑人民族主義仇恨團體，並下令：「運用反間諜技術不放過任何一個利用這些團體領導層組織上或個人間衝突的機會來瓦解目標團體或使他們名聲掃地。」[212][220]
美國安全局監聽金的通信[編輯]
在一次代號為「尖塔」（Minaret）的秘密行動中，國家安全局監聽了一些美國領袖，包括譴責美國發動越南戰爭的馬丁·路德·金。[221]國家安全局自身檢討認為「尖塔」行動「是骯髒的，如果不是非法的」。[221]
通姦[編輯]
聯邦調查局斷定受共產主義思想滲透的金是危險人物，於是聯邦調查局轉而試圖通過揭露金的私生活來敗壞金的名聲。一些公之於眾的聯邦調查局監視資料表明聯邦調查局想要證明金多次出軌。[219]林登·詹森總統也曾說金是一個「虛偽的布道者」。[222]
拉爾夫·艾伯納西在他1989年出版的自傳《隔離之牆轟然倒塌》（And the Walls Came Tumbling Down ）中寫道「女人是金的弱點」，儘管他們都「理解並信仰聖經禁止婚外性行為。但是金當時確實很艱難，無法抵抗誘惑」。[223]在後來的採訪中，艾伯納西表示他只是用了「風流」一詞，並沒有明確地說金有婚外性行為，而且金和其他女人來往是情感上的，而不是性的。[224]艾伯納西批評媒體炒作他關於金婚外情的說法，[224]比如說媒體說他在書中承認金在被刺殺前一晚還發生了一夜情。[224] 而艾伯納西書中的原意是第二天早晨醒來時他看到金和一個女人一起從房間裡出來，還說「他可能和那個女人討論和辯論事情，想勸她加入運動。我並不知實情。」[224]
大衛·蓋洛在1986年出版的《耶穌受難記》（Bearing the Cross）中提到了金的很多次婚外情，其中一件是與金幾乎每天見到的一個女人發生的。據蓋洛說，「他們的關係……漸漸發展成了金生活的情感核心，但是金在旅行中還偶爾和別的女人發生關係。」蓋洛還說金把婚外情當成「減少焦慮的一種方式」。蓋洛聲稱，金的濫交讓他自己「很痛苦，有時候極其內疚」。[225]金的妻子科麗塔看似對金的婚外情安之若素，曾說「他和其他女人的婚外情，在我們兩人高層次的世界裡，不值一提。」[226]《耶穌受難記》（Bearing the Cross）發行後不久，民權作家豪威爾·萊恩斯給予了此書積極的評價，但是對於蓋洛所說的金的性生活，他認為是「聳人聽聞的」並指出蓋洛只是「堆砌而不是分析事實」。[227]
聯邦調查局將有關婚外情的報告發給行政部門、支持金的記者、金的潛在的合作夥伴、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的資金來源以及金的家人。[228]聯邦調查局還向金，發出了匿名信迫使金停止民權運動否則就把婚外情揭露出來。[229]就在領取諾貝爾和平獎之前，金還收到了一封匿名威脅信。下面是這封信的一部分：
美國公眾以及幫助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的教會組織將知道你是個什麼人——一頭邪惡的野獸。那些支持你的人也會知道。金，你完蛋了。現在你只能做一件事，你知道是什麼。你只有34天來做這件事（這一確切是天數有其特定的原因，它有一定的實際重要性[原文]）。你完蛋了。你只剩一條路可走了。在全國人民知道你的骯髒奸詐之前，你最好走上這條路。[231]
跟這封信一起送來的是，從聯邦調查局的竊聽記錄里摘出來的一盤金的幾個婚外情人的錄音。[232]金認為送來的這些東西是為了迫使他自殺，[233]儘管美國國內情報部門的負責人威廉姆·沙利文當時認為它們只是為了「勸說金博士辭去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主席職務」。[213]然而金沒有被聯邦調查局的威脅嚇倒。[219]
1977年法官小約翰·劉易斯·史密斯下令把聯邦調查局監聽金的所有錄音材料和筆錄文件封存在國家檔案館，直到2027年方可解禁。[234]
暗殺時警察的觀察報告[編輯]
在洛林汽車旅館對面，緊挨著雷所住的公寓有一個消防站。警員駐守在這個消防站監控金。[235]在金被刺殺時，特工正監視著他。[236]刺殺發生後，警員很快從消防站沖向汽車旅館。臥底警員馬瑞爾·麥科洛第一個對金實施了急救。[237]金和聯邦調查局之間的對抗，沒有全方位緝拿兇手，警察出現在暗殺現場附近，種種跡象導致了民眾懷疑聯邦調查局參與了暗殺行動。[238]
遺產[編輯]
金最主要的遺產就是促進了美國民權進步。金被暗殺之後幾天，國會通過了1968年的《民權法案》。[239]該法案的第八章，俗稱公平住房法（Fair Housing Act）禁止在進行房屋供給和與房屋供給有關的交易中依據種族、宗教和原國籍（後來又添加了性別、家庭狀況和殘疾）來區別對待。這項法案被認為是金最後幾年鬥爭反抗美國住房歧視的一項貢獻。[239]
國際上，金的遺產包括對黑人覺醒運動和南非的民權運動產生的影響。[240][241]爭取種族平等的南非領袖艾伯特·盧圖利參考了金所做的工作，並把它當作一種激勵，後來盧圖利也被授予諾貝爾獎。[242]金被刺後第二天，愛荷華州賴斯維爾的小學老師簡·艾略特在她的班級開展了第一次「藍眼睛/棕眼睛」活動。簡·艾略特此舉是為了幫助學生們理解金的死亡與種族主義有關，因為生活在以白人為主的社區里，這些學生並不理解這件事。[243] 金成為了美國進步史上的一個國家標誌。[244]
金的遺孀——科麗塔·斯科特·金沿著丈夫的足跡，繼續為社會平等和公民權利奮鬥直到2006年逝世。馬丁·路德·金去世的那一年，科麗塔在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建立了馬丁·路德·金中心，致力於保護金的遺產和倡導全球性非暴力解決衝突和寬容所做的工作。[245]他們的兒子德克斯特·金擔任了該中心的主席。[246][247]他們的女兒尤蘭達·金是一名激勵人心的演說家、作家和更高境界培訓公司（Higher Ground Productions）的創始人，該公司專業從事多元化培訓，她死於2007年。[248]
甚至金家庭的內部成員都在金對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以及變性人的宗教和政治看法上有分歧。金的遺孀科麗塔公開表示她相信金會支持同性戀權利。[249]但是，金最小的孩子伯尼斯·金曾說金會反對同性戀婚姻。[250]
1968年2月4日，在埃比尼澤浸禮會教堂，談到他希望死後如何被人懷念時，金說：
我希望有一天人們會說馬丁·路德·金為服務他人奉獻了自己的一生，我希望有一天人們會說馬丁·路德·金試著去愛他人。我希望有一天你們會說我在越戰問題上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我希望有一天你們會說我給飢餓者食物，給躶體者衣服。我希望有一天你們會說我慰問那些被關在監獄裡的人。我希望有一天你們會說我關愛人類並為之服務。
馬丁·路德·金紀念日[編輯]
從1971年開始，一些州和城市如聖路易斯、密蘇里確立了「馬丁·路德·金年度紀念日」。[252]1983年11月2日總統隆納·雷根在白宮玫瑰園簽署法案建立聯邦假日來紀念金。第一次放假是1986年1月20日，被稱為「馬丁·路德·金日」。下一任總統喬治·H·W布希1992年宣布，「馬丁·路德·金日」定在每年一月的第三個星期一，這一天接近金的生日。[253][254]2000年1月17日，美國全部50個州第一次正式慶祝馬丁·路德·金日。[255]亞利桑那州（1992年），新罕布夏州（1999年）和猶他（2000年）是最後三個承認這一節日的州。猶他州以前以「人權日」的名義慶祝這一天。[256]
禮儀慶典[編輯]
獎勵和表彰[編輯]
金一生被各學院和大學授予了至少50個名譽學位。[259]1964年10月14日，由於他領導美國民眾非暴力抵抗種族不平等的卓越貢獻，金成為史上最年輕的諾貝爾獎獲得者。[260]1965年，為「推進人類自由原則所做的特殊貢獻」，美國猶太人委員會授予金美國自由勳章。[259][261]在領獎詞中，金如是說：「自由是一件事。如果不全部擁有它，你就不自由。」[262] 1957年，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授予金斯平加恩獎（Spingarn Medal）。[263][264]兩年之後，他的書《邁向自由：蒙哥馬利的故事》（Stride Toward Freedom: The Montgomery Story）獲得了安斯非爾德-沃爾夫圖書獎（Anisfield-Wolf）。1966年，為表彰「他對偏見的勇敢抵抗以及為提升社會公平和人類尊嚴而做出的終生貢獻」，美國計劃生育聯合會授予金瑪格麗特·桑格獎。[265]同一年，金當選為美國藝術和科學院的成員。[266]1971年，金的「我為什麼反對越南戰爭」被追授葛萊美獎最佳誦讀專輯獎。[293] 1977年，總統吉米·卡特追授予金總統自由勳章。嘉獎辭如下：
馬丁·路德·金是他們那一代的良心。他凝視著種族隔離的高牆，看到只有愛的力量可以將其推倒。為了實現國父們對我們卑微的國民所做的承諾，他不畏艱難竭盡全力，他激昂雄辯的演說辭中滲透著他的美國夢。我們的國家因他而更加美好，更加強大。他的夢想支撐著我們。[267]
2004年金及其妻子被授予國會金質獎章。[268]在蓋洛普20世紀最受推崇人名單中，金名列第二。[269]1963年，金被評為時代年度風雲人物，2000年在《時代》雜誌發起的在線調查「世紀人物」中，金名列第六。[270]在發現頻道和美國在線舉辦的「美國偉人」中，金排名第三。[271]
馬丁·路德·金同名場所和建築[編輯]
在美國，超過730個城市有名為「馬丁·路德·金」的街道。[272]1986年華盛頓州為紀念金再次命名「金縣」，並在2007年把金縣的徽標改成了金的頭像。[273]為紀念金，位於賓夕法尼亞州哈里斯堡的市政府中心也以金的名字命名。[274]1980年，美國內政部將金少年時期亞特蘭大的家和附近的幾座建築物指定為馬丁·路德·金國家歷史遺址。1996年，國會授權Alpha Phi Alpha聯誼會（金曾是其中成員）建立一個基金會來管理基金籌措和設計位於華盛頓特區的馬丁·路德·金紀念碑。[275]金是第一個非裔美國人和第四個非總統人士在國家廣場上擁有自己的紀念碑。[276]2011年8月[277]，由國家公園管理局管理的馬丁·路德·金紀念碑向世人開放。[278]紀念碑位於華盛頓特區西南部1964獨立大道，這個大道是為了紀念1964年通過的《1964年民權法案》。[279]
馬丁·路德·金的著作[編輯]
- Stride Toward Freedom: The Montgomery Story (1958) ISBN 978-0-06-250490-6
- The Measure of a Man (1959) ISBN 978-0-8006-0877-4
- Strength to Love (1963) ISBN 978-0-8006-9740-2
- Why We Can't Wait (1964) ISBN 978-0-8070-0112-7
-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1967) ISBN 978-0-8070-0571-2
- Conscience for Change (1968) ISBN 978-0-8070-0170-7
- A Testament of Hope: The Essential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1986) ISBN 978-0-06-250931-4
- The Autobiography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1998), ed. Clayborne Carson ISBN 978-0-446-67650-2
- "All Labor Has Dignity" (2011) ed. Michael Honey ISBN 978-0-8070-8600-1
- "Thou, Dear God": Prayers That Open Hearts and Spirits Collection of Dr. King's prayers. (2011), ed. Dr. Lewis Baldwin ISBN 978-0-8070-8603-2
- MLK: A Celebration in Word and Image Photographed by Bob Adelman, introduced by Charles Johnson ISBN 978-0-8070-0316-9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