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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8日 星期四

民貴君輕

民貴君輕
  民貴君輕之思想,為中國正統之政治思想,遠自堯、舜時代已見其義,如尚書臯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歷夏、商、周三代,治天下國家的人,均以此為則。至孟子,見當時國君諸侯多驕狂侮慢於上,而賤視一般人民,乃大力宣揚此民貴君輕之論,正告天下,冀使為國君者知所戒懼,不敢殘民以逞。孟子之言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又言:「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離婁上)孟子所言,正是今日的民主思想,一切行事以順從民意為依歸,國君不可肆意妄為於上。後來呂坤對孟子的話,作更深入的說明,他說:「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奈何以我百姓:夫為君之道無他,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為民開導樽節之,因人生固有之性而為民倡率裁制之,足其同欲,去其同惡,凡以安定之使無失所,而後天立君之意終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而剝天下以自奉哉!」(呻吟語治道篇)張其均在中華五千年史第七冊「民主宗師的孟子」一章中,特明民貴君輕之義曰:「孟子貴民,故極重視民意,而認民心之向背為政權轉移及政策取捨之最後標準。得乎丘民為天子,失民心者失天下。堯、舜、禹、湯之得天下,或傳賢,或傳子,或禪讓,或征誅,雖由『天與』,實賴『人歸』。若以今語釋之,則孟子確認人民為最後主權之所寄。故不獨於君主廢立之際,民心可以示從違去取,即在平時,國之要政亦應取鑒於輿論。如孟子告齊宣王於破格進賢之時,必『國人皆曰賢』,然後察而用之。然決獄用刑之時,必『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而殺之。此種『詢及?蕘』之政治,雖或為上古遺制,非出孟子臆造,然發揮宣揚之,則由於孟子」




孟子“民貴君輕”是“民主思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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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历史】孟子关于“民貴君輕”的言說,常被有些學者引證為先秦儒家“民主思想”的范例。此言說見于《孟子・尽心下》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干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此所謂“民為貴”,是指民眾之寶貴(就作用而言),而非指其尊貴(就地位而言);按儒家“貴賤有序”的禮制,当然是君貴民賤。孟子還有一段話――
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這段話說的“寶”,当與“民為貴”的“貴”同義。而前面那段話里有個关鍵語:“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所謂“民為貴”,正是立論于此,它明顯是對于“天子”而言。朱熹注曰:“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是民為重也。”古代欲成大氣候、欲謀大位者,大凡懂得“民心可用”,而得到民心的歸順,成為“天下歸之”的天子,就是民心的大用了。――当然,這個“用”并不是要讓民眾有參與權。按孟子的理念,天子须以“仁政”來“得乎丘民”,贏得民眾的歸順擁戴。應該說,這种以民為“貴”、“寶”的理念,比諸單說“君權天(或神)授”,無疑有進步的意義。不過,孟子和儒家所謂的“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并未取代、否定“君權天(或神)授”――看“天子”這個稱謂,那就是意指“上天之子”或“天帝之子”,具有“受命于天”的神聖性。“受命于天”與“得乎丘民”,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孟子那段話里,說到“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國君危害國家(社稷指代國家),就廢之改立。誰可以“變置”危社稷的國君呢?孟子認為,貴戚之卿有資格“變置”國君。有一次他說過讓齊宣王勃然變色的話:“君有大過則諫,反复之而不聽,則易位。”(國君有重大過錯就勸諫,反复勸諫而不聽從,那就要讓他走人,改立國君。)貴戚之卿與國君同姓,有血緣之親,他們可以更換有大過、危社稷的“当家人”(國君),那是他們自家宗親的事。孟子還說,異姓之卿就不可以這樣,他們反复勸諫而國君不聽,走人的就該是他們。至于民眾,是勸諫的資格也沒有的,若斗膽想要“變置”國君,那豈不是犯上作亂!在“變置”諸侯國君的問題上,孟子顯然比先師孔子激進,孔子對貴卿“變置”國君是不贊成的,魯昭公被“三桓”貴卿驅逐出國門,《春秋》為昭公諱,記曰“公孫于齊”――魯昭公是自己遜讓到齊國的。……或有人以為,孟子說諸侯可“變置”,沒有說要“變置”丘民,更見出以民為貴。但我們要知道,丘民庶眾,身在等級社會的最底層,無權無勢無位,實在沒什么可以“變置”的了。況且,把丘民庶眾“變置”掉,從天子、諸侯、貴卿、大夫到士君子,豈不是都要去喝西北風!孟子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不言“變置”丘民。
孟子有一句斥罵“異端”學派的名言:“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這話不講道理和邏輯,惡語傷人,實在有欠君子之風。后來朱熹為之詮釋:“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复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這番勉強的說詞,還是很難以讓人信服。在孟子這句話里,分明可見“君”(指諸侯國君)之不“輕”――尤其對于士人來說,絕對不可以對“君”輕視乃至無視,否則就有淪為“禽獸”之虞。先師孔子曾借子路之口申言:“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按此,“無君”則等于是不要“君臣之義”。孔子当時指責耕稼的隱者“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這雖然有點上綱上线,但畢竟還沒把人家罵作“禽獸”。
孟子還有名言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這里的“君子”和“勞心者”,包括出仕為官的士君子、卿大夫,当然也包括國君;“野人”即“丘民”,是“勞力者”。孟子在此將“治”和“養”的关系說得很清楚,君子有“治”野人(勞力者)的權力,以及受后者所“養”的權利;而野人(勞力者)則只有“養”君子的義務,只有被君子“治”的資格。朱熹對此注解,一言以蔽之:“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小人(勞力的野人)“養”而使君子免于饑,是為其“貴”和“重”,君子“治”小人而使他們免于“亂”(犯上作亂),小人由此成為“易使”的順民、良民。
不過,孟子和先師孔子一樣,對“民生”也表示出了相当的关切。在《孟子》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少关乎“民生”的言說――
“……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樂民之同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獸相食,人且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這些言說體現出孟子的風格――激情、強烈以至犀利,使我們至今猶能感受到一顆关念“民生”的心的熱烈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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