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編輯]
政治人物 20世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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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 | 黃任之 |
性別 | 男 |
出生 | 光緒四年1878年10月1日 大清江蘇省川沙縣 |
逝世 | 1965年12月21日(87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 |
國籍 | 中國 |
政黨 | 中國國民黨 中國民主建國會 中國民主同盟 |
配偶 | 王糾思 姚維鈞 |
親屬 | 子 黃萬里 黃競武 黃大能 黃方毅 孫 黃孟復 黃觀鴻 |
學歷 | |
東野學堂 南洋公學 | |
經歷 | |
舉人 創辦川沙小學 流亡日本 上海任教 中國同盟會上海分會會長 江蘇省教育司司長 舊金山世界博覽會特邀記者 組織職業教育研究會 創立中華職業教育社、中華職業學校 創辦《生活周刊》 通緝犯 創辦《救國通訊》 組織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 國防會議參議員 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中國民主同盟第一任主席 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一任主委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 輕工業部部長 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 |
代表作 | |
中國民主同盟 《生活周刊》 《延安歸來》 | |
生平[編輯]
光緒四年(1878年)10月1日,黃炎培出生於江蘇川沙內史第。黃炎培父母早亡,十三歲喪母,十七歲喪父,只得寄居外祖父家。早年就讀予東野學堂,學習四書五經,後來,16歲當年考縣試,再考府試,榜上有名.後來,其姑丈資助他入讀西學,故於1901年,入讀南洋公學(現上海交通大學).1902年應江南鄉試,中舉人,回校後,因抗議校方開除學生與其他學生集體退學。其後回鄉川沙辦學。改革地方學院成為川沙小學。1903年在南匯縣演講被縣衙門當革命黨捕獲。由美國傳教士步惠廉極力保釋,得以在省巡撫「就地正法」批示到達之前出獄。隨後流亡日本。3個月後回上海,為多所學校服務.1905年由蔡元培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後接替蔡元培出任中國同盟會上海分會會長。
民國初,任江蘇省教育司司長,籌辦東南、暨南、同濟等大學。1915年作為特邀記者隨中國參加舊金山世界博覽會代表團赴美,兼做教育考察。1916年組織職業教育研究會,提出職業教育之目的在於「解決社會國家最困難的生計問題」,得到工商界人士的積極支持。1917年5月6日黃炎培先生聯合社會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啟超、張謇、宋漢章等48人於在上海創立中華職業教育社。開辦中華職業學校,以「敬業樂群」為校訓,提出「勞工神聖」、「雙手萬能」的實用教育,要使「無業者有業,有業者樂業」。五四運動時,他以江蘇省教育會負責人身份,召集上海各校校長開會聲援,發動全市罷市罷課鬥爭。1921年被委任為中華民國教育總長(部長)而不肯就職。1926年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的主張,認識到「專守教育崗位,不足以救國」,創辦《生活周刊》,宣傳革命。
1927年蔣介石鎮壓共產黨時,以「學閥」罪通緝黃炎培,黃遂逃亡大連。「九·一八事變」後,創辦《救國通訊》雜誌,推動抗日救國。1932年以中國國難救濟會名義通電全國,要求國民黨歸政於民,召開國民會議,團結抗日。「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發動上海各界上層人土組織「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徵募軍需品支援十九路軍,並維持地方治安和社會金融,直到上海淪陷。
1945年7月為促進國共合作曾以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身份和章伯鈞等人訪問延安,與毛澤東會見。回重慶後寫了《延安歸來》一書出版。書中記錄了他與毛澤東有關「周期率」的一段談話。[1]國共和談破裂內戰爆發後,辭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自嘲「回上海賣字為生」以示抗議。1949年初,由共產黨地下工作者安排,轉道香港到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政務院副總理,輕工業部部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黃對中國共產黨的一些政策有不同看法,特別是反對對農民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毛澤東曾稱他是「資本家代言人」。後來共產黨從政府機構排除所有非共產黨人士,僅保留黃在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里的職銜。黃炎培愛好書法,珍藏王羲之真跡的書法作品,毛澤東警衛尹荊山回憶,毛澤東曾借閱一個月。黃炎培借出後十分不安,期滿後一個月便接連不斷打電話催問,搞得毛很不高興。[2]一個月後,毛澤東對值班室的同志說:「送還吧,今天必須送到。」
1965年12月21日逝世於北京。
家庭[編輯]
子[編輯]
- 黃萬里,黃炎培之子,中國著名水利學家。(1911-2001)
- 黃競武,黃炎培之子。清華大學畢業,去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獲經濟碩士學位。(1903—1949)
- 黃大能,黃炎培之子,中華職業教育社名譽副理事長,中國著名水泥混凝土技術專家。(1916—2010 )
- 黃方毅,黃炎培之子,美國杜克大學碩士,長年供職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等從事經濟研究,並任美國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院、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 黃必信,黃炎培之子,曾任大連工學院無線電系教師,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文革開始後的1966年6月14日上吊自殺;2年後的1968年6月15日,他的妻子余啟運在關押時自殺;十四歲小女兒在1966年10月失蹤。
孫[編輯]
「周期率」對話[編輯]
1945年黃在延安同毛澤東談話時講到:「我生六十多年,耳聞姑且不論,凡親眼所見,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無一事不用心,無一人不儘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53歲的毛澤東相答:「(民為政本,國為政體,新路在幄,是為民主。民主立國,人人盡責,唯政當察於百姓,為黨方得盡心敬事,秉政施德,固不會蹈前車之覆,亦可免人亡政息之禍焉。)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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