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自[編輯]
| 黃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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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名 | 黃自 |
| 出生 | 1904年3月23日 大清江蘇省川沙縣(今上海浦東) |
| 逝世 | 1938年5月9日（34歲） 中華民國上海市 |
| 所屬時期／樂派 | 20世紀 |
| 擅長類型 | 管弦樂，合唱、藝術歌曲 |
| 代表作 | 管弦樂《懷舊序曲》《都市風光幻想曲》，清唱劇《長恨歌》，藝術歌曲《花非花》《玫瑰三願》《旗正飄飄》《國旗歌》 |
| 學生/受影響人物 | 賀綠汀、劉雪庵、林聲翕、陳田鶴、江定仙、丁善德 |
黃自幼飽讀詩書，尤愛音樂。1916年入北京清華學校，開始接觸西洋音樂。1924年清華學校畢業，赴美國俄亥俄州歐柏林學院留學，攻讀心理學，畢業後於1928年轉入耶魯大學學習西洋音樂的理論與作曲，1929年畢業後回國。返國後任教於上海滬江大學、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等學校。1935年，黃自發起創辦了第一個由全華人組成的管弦樂團——上海管弦樂團。著名的音樂家賀綠汀、丁善德、朱英、江定仙、林聲翕、劉雪庵等，皆乃黃自門生。1938年因傷寒大腸出血症逝世於上海。
由於黃自從小習西樂與協助國民政府譜寫抗戰歌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長期被視為資產階級音樂學閥，其作品被認為是感情頹靡的輓歌。其弟子賀綠汀等也遭到嚴厲批判。直到改革開放之後，黃自的貢獻才重新獲得中國大陸音樂界的重視。
幼年啟蒙：愛好音樂文學[編輯]
黃自出身於知書達禮的小職員家庭，是家中長子。關於幼年的音樂啟蒙，黃自回憶道：「記得二三歲時，父親買了幾本唱歌書回來，那時，母親常抱著我唱那書裡的『搖搖搖，囡囡要睡了』及『小小船，小小船，今朝聚會賽一賽』等歌。不久我也就學會了好幾首。 」
「七歲我進上海初級小學讀書，記得上第一課唱歌，先生教的是〈賣花歌〉，什麼『清早起，到園裡，採幾朵花來做小生意』 。我在小學前後共五年，這時期中所學會的歌不下五六十首。因為我自小就很愛唱歌，所以一首首都唱得很熟，就是到現在大致都還能記憶。」(引自〈黃自自述〉，《人民音樂》1957年6月號，頁3) 可見黃自在童蒙時期，就已展現對音樂的愛好。
此外，黃自從小就喜愛中國古典詩歌。他自述道：「白樂天所寫的《琵琶行》是我小時候很喜歡的一個作品。但是因為當時年齡太小，所以不能理解和懂得其中的內涵，只能根據字面意思知道個大概，我之所以喜歡這個作品，只因為其中的字元和音階都非常有力量，念起來十分好聽。」(引自〈音樂的欣賞〉，《月藝》季刊第一卷第一號1930/4/1) 這對於黃自日後作品結合音樂和詩歌，提供了很大的啟示。
赴美習樂：首部交響創作[編輯]
1924年，黃自20歲時，成為清華大學的公費留學生，進入美國俄亥俄州的歐柏林（Oberlin）學院，專攻心理學。
歐柏林學院設有舉世聞名的音樂學院、華麗的來斯堂，還有經常舉辦音樂會的華涅堂，使這風景絢麗的小城慢慢成為一個音樂城。黃自在此受到濃厚音樂氣息薰陶，獲得學位後，留校繼續學習鋼琴、理論作曲。
邂逅初戀情人[編輯]
黃自在歐柏林學院，結識了初戀情人胡永馥。胡永馥也是清華公費留學生，也在學習鋼琴。她比黃自大一屆，主修教育。在黃自還沒到美國之前，胡永馥就被推選為歐柏林學院中國學生會副會長，1925年被選為會長。
黃自赴美後，在歐柏林學院的中國學生會先後做過文書、聯絡等工作。由於他和胡永馥兩人都志在留學報國，又愛好音樂、興趣相投，不久便開始交往。1926年底，黃自與胡永馥訂下婚約。隔年胡永馥比黃自先歸國。
1928年3月，胡永馥卻突然心臟病發，病逝於上海。黃自接獲噩耗，受到沉重的精神打擊。物是人非，黃自不堪此景此情，轉學到耶魯大學音樂院。
《懷舊》：中國首部交響樂作品[編輯]
1929年3月13日，胡永馥逝世週年之際，黃自完成交響序曲《懷舊》，以紀念初戀情人胡永馥。這是中國第一部交響樂作品。 同年5月31日，在耶魯大學的畢業音樂會上，由黃自的導師David Stanley Smith指揮，由耶魯的學生樂隊與新港交響樂隊首演。
《懷舊》在康州新港塢西音樂廳首演後，《新港晚報》刊文盛讚此曲：「《懷舊》是所有創作的管弦樂曲中的佼佼者。該曲或許不像其他作品那麼炫耀，但至少有一個中心樂念，並且表現出最佳的配器手法；它同時也是音樂會中唯一令人充分欣賞的作品。」
中國近代音樂教育之父蕭友梅，也對《懷舊》給予高度評價：「我相信如果一國之內簡直沒有樂隊作品的創作，那麼，誰也承認這是一國的奇恥大辱。 ……不意今番竟得睹黃今吾君的《懷舊》曲，我十餘年的渴望，現在變成現實了……年富力強的黃君，初次的試作即得這樣的成績，將來的造就不是未可限量嗎？ 」(蕭友梅《黃今吾的<懷舊曲>》，原載於1930年11月18日《申報》本埠增刊3版。見《蕭友梅全集·第1卷·文論專著卷》，頁387)
黃自回國後，應上海工部局弦樂隊指揮梅百器之邀，在上海演出其《懷舊》。當時黃自已即將與汪頤年女士結婚，但黃自為悼念這份與胡永馥的珍貴深情，特別將自己勢在必行的婚禮，安排在公演之後舉行。
《懷舊》手稿真跡，現藏於上海音樂學院。
著述立說，培育作曲英才[編輯]
黃自回國後，與汪頤年女士結婚。汪頤年女士也是小提琴家，出身上海名門望族，是位秀外慧中的女性。兩人婚後生活美滿，育有一子二女。
1929年，黃自任教於上海滬江大學音樂系，次年轉任國立音專的理論作曲教授，兼任音專教務主任。黃自專授和聲學、對位法、音樂史、音樂欣賞，引領著理論作曲組健全充實、進步神速。
弟子賀綠汀曾評價：黃自「是第一個系統地、全面地向國內學子傳授歐美近代專業作曲技術理論，並且有著建立中國民族樂派的抱負的音樂教育家。」(賀綠汀《黃自遺作集·總序》，《黃自遺作集》（文論分冊），頁1-3)
黃自作為一位教師：家人、同事、學生的回憶[編輯]
黃自的夫人汪頤年曾回憶道：「每個夜晚黃自都伏案疾書，我在旁默默相助……他曾深有體會說過：『當老師的必須要深深懂得知識其中的內涵，必須要做大量的課前準備，在上課時，才能給學生講得很生動，才能讓學生喜歡你的課。』他常常對學生們說：『你們努力，我比你們更努力。』 」可見黃自的誨人不倦。
韋瀚章是黃自在上海國立音專的同事，同時也是長期配合的歌詞創作者。他在追憶黃自時說：「黃自出身於一個知書識禮的家庭，而且研究過心理學，所以他對待任何人，都是一樣和顏悅色。他對學生們也是一般和氣，誠懇，但不失師長的尊嚴。學生們見著他，總覺得他是一位慈祥和善的好老師，總是愛戴他，尊敬他。學生的習作有錯誤時，他要逐個找來，面對面地給予指正，但絕不指責。」
而黃自的弟子、中國知名作曲家劉雪庵回憶道：「雖然恩師黃自平時是一個寡言少語的人，但在輔導學生及培育中國音樂教育這棵新生的嫩苗時，謙虛和藹、平易近人、循循善誘，使見者都有親熱感。他雖是教授，但從不『好為人師』，也從不對人感到厭煩，而是侃侃而談、啟發提問、因勢利導，令人廣開思路；既是談笑風生，又是誨人不倦。先生的聲音笑貌，至今仍浮現在我的腦海中；先生誨人不倦的精神，使我終身難忘；先生淵博的學識，像甘露一樣滋潤著我的心田。 」
黃自的音樂主張[編輯]
或有論者以為：「黃自留美，學的是西洋20世紀新音樂；為何帶給中國、帶給上海國立音專的，卻是19世紀學院派音樂？」甚至以此批評黃自。
關於這個問題，必須從黃自的音樂理論著述，來尋找答案。
1929年黃自回國前夕，接受了《新港晚報》對自己的專訪，他說： 「我們不被認為是一個音樂的民族，因為我們的樂感還未被啟發。我們的政府已經在小學和中學開始這種啟蒙。這是我回去之後能夠從事的工作。 」
在黃自回國後的第三天，就提出走俄國國民樂派的道路，建立一種民族新音樂的主張。之後也陸陸續續寫了很多理論著述。
在〈怎樣才可以產生吾國民族音樂〉一文，黃自先批評了當時人們對西洋音樂、中國音樂的兩種極端認知：「一部分的人以為舊樂是不可雕的朽木，須整個兒的打倒，而以西樂代之。這些人的錯誤是在沒有認清：凡是偉大的藝術，都不失為民族與社會的寫照。另有許多人認為振興中國音樂只有復古的一法，他們竭力排斥西樂，並說西樂就是不愛國。這種見解當然也是不對。文化本來是流通的，外族的文化，只要自己能吸收，融化，就可變為自己的一部。……國樂中最主要的樂器如胡琴，琵琶，笛子等何嘗不是由西域傳入的呢？不過當我們把它融化了時，就可算我們自己的東西了。再者，一國的文化，要不與外族的文化相接觸就永遠沒有進展的可能。吾國音樂為什麼在唐朝最盛？就是因為當時與西域印度音樂接觸的緣故。」
接著，黃自指出俄國國民樂派的成功：「百年前俄國在歐洲音樂界上是毫無地位可言。但是最近五六十年來突飛猛進放一異彩。原其故，俄國從前雖極富民謠，但是各外國音樂都不發生接觸。等到十八世紀末期德、法的音樂充量地輸入，於是這支生力軍，變成一大原動力，啟發了俄國音樂許多新境地。俄國音樂家將自己固有的民謠用德國科學化的作曲技術發展起來，結果就造成一種特殊的新藝術」，進而指出：「我想我們中國將來的民族音樂，自然而然也會走上這條路，把西洋音樂整盤的搬過來與墨守舊法都是自殺政策。」
同時，黃自也衡量了中樂、西樂的高下：「平心而論，西樂確較國樂進步多。他們譜記法的準確，樂器的精密，樂隊組織規模之大，演奏技術之科學化，作曲法之講求我們都望塵莫及。用歷史的眼光看來，中國音樂進展的程度只可比諸歐洲的十二三世紀。這話好像壯他人志氣減自己威風，不過，事情實在是如此無可諱飾的。我們現在須知彼知己，取人之長以補我之短。不然夜郎自大，適足自害，何嘗是真正的愛國呢？最後還有一句，就是西洋音樂並不是全是好的。我們須嚴加選擇，那些壞的我們應當排斥。而好的暫時不妨多多借重。」
由此，黃自下了這樣的結論：「總之我們現在所要的是學西洋好的音樂的方法，而利用這方法來研究和整理我國的舊樂與民謠，那麼我們就不難產生民族化的新音樂了。」
用西洋音樂的方法來整理民族民間音樂的說法，是不全面的；但黃自反對盲目崇拜西洋，反對硬搬西洋一套的見解，是完全正確的的主張。
此外，黃自也認為：一個國家的音樂可以表達這個國家內在的精神，「舊樂與民謠中流露的特質，也就是我們民族性的表現，那麼當然是不容一筆抹煞的。」(上海音樂學院黃自遺作集編輯小組，《黃自遺作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
再回到論者提出的問題：「黃自留美，學的是西洋20世紀新音樂；為何帶給中國、帶給上海國立音專的，卻是19世紀學院派音樂？」 首先，因為黃自認為中國音樂仍處於學步階段，若立刻飛躍到新音樂，必然導致學生、學者、欣賞者的「迷失」。 再者，黃自打算先從音樂教育著手，要將中國從舊音樂古典階段，按部就班導向現代新音樂。 最後，黃自大可展現學到的20世紀新音樂，名揚國際。但他放棄了，這反而更證明他的偉大。然而，等黃自實現現代音樂的時機終於到來，他卻英年早逝了。
黃自重要音樂理論：〈怎樣才可以產生吾國民族音樂〉[編輯]
（刊登於上海《晨報》，1934/10/21）
「目前吾國音樂正在極紊亂狀態中；原有的舊樂已失了相當的號召力，五花八門的西洋音樂像潮水般的洶湧進來。而新的民族音樂尚待產生。在這種情形之上，當然不免有許多矛盾的見解。一部分的人以為舊樂是不可雕的朽木，須整個兒的打倒，而以西樂代之。這些人的錯誤是在沒有認清凡是偉大的藝術都不失為民族與社會的寫照。舊樂的民謠中流露的特質，也就是我們民族性的表現。那麼當然是不會一筆抹煞的。另有許多人認為振興中國音樂只有復古一法，他們竭力排斥西樂，並說學西樂就是不愛國，這種見解當然也是不對。
文化本來是流通的，外族的文化，只要自己能吸收，融化，就可變為自己的一部。主張絕對排斥西樂的先生們一定忘了他們今日所擁護的「國樂」，在某一時期也是夷狄之音。國樂中最主要的樂器如胡琴，琵琶，笛子等何嘗不是由西域傳入的呢？不過當我們把它融化了時，就可算我們自己的東西了。 再者，一國的文化，要不與外族的文化相接觸就永遠沒有進展的可能。吾國音樂為什麼在唐朝最盛？就是因為當時與西域印度音樂接觸的緣故。請在西洋音樂史上再舉一事實來證明之。百年前俄國在歐洲音樂界上是毫無地位可言。但是最近五六十年來突飛猛進放一異彩。原其故，俄國從前雖極富民謠，但是各外國音樂都不發生接觸。等到十八世紀末期德、法的音樂充量地輸入，於是這支生力軍，變成一大原動力，啟發了俄國音樂許多新境地。俄國音樂家將自己固有的民謠用德國科學化的作曲技術發展起來，結果就造成一種特殊的新藝術。
我想我們中國將來的民族音樂，自然而然也會走上這條路，把西洋音樂整盤的搬過來與墨守舊法都是自殺政策。因為採取了第一辦法我們充其量能與西洋音樂進展到一樣水平線罷了。況且這也不一定辦得到，因為不久他們自己也要變新樣子。那時我們在後面亦步亦趨，恐怕跟起來很費力罷！所謂「鄉下姑娘學上海樣，一輩子也跟不上」因為「學得有些像，上海又改了樣」。至於閉關自守，只在舊樂裡翻筋斗，那麼我們的祖宗一二千年來也翻夠了，我恐也像孫悟空一樣再也翻不出如來佛的掌心。況且在現在情形之下，我們也無法阻止西樂東漸。西樂自會不速而來。我們的門也關不住的。因為這是自然而非人力可以挽回的趨勢。
平心而論，西樂確較國樂進步多。他們譜記法的準確，樂器的精密，樂隊組織規模之大，演奏技術之科學化，作曲法之講求我們都望塵莫及。用歷史的眼光看來，中國音樂進展的程度只可比諸歐洲的十二三世紀。這話好像壯他人志氣減自己威風，不過，事情實在是如此無可諱飾的。我們現在須知彼知己，取人之長以補我之短。不然夜郎自大，適足自害，何嘗是真正的愛國呢？
最後還有一句，就是西洋音樂並不是全是好的。我們須嚴加選擇，那些壞的我們應當排斥。而好的暫時不妨多多借重。總之我們現在所要的是學西洋好的音樂的方法，而利用這方法來研究和整理我國的舊樂與民謠，那麼我們就不難產生民族化的新音樂了。」
推動樂教，致力音樂創作[編輯]
黃自推動中國音樂發展，不遺餘力。
除了作曲之外，黃自還創辦上海管弦樂團，是第一個全由華人組成的管弦樂團。 此外，黃自也與蕭友梅等人，創辦音樂雜誌。
黃自留下的音樂創作，參考劉美燕《黃自研究》載錄之47首作品，可分成以下幾類。
藝術歌曲[編輯]
黃自作品中最有影響力的，當屬藝術歌曲。黃自是1930年代藝術歌曲創作繁榮時期，最有創作價值也最有影響力的作曲家。
藝術歌曲的特質，就是運用「音樂、詩歌、鋼琴伴奏三位一體」的創作技法，是藝術性極高的歌曲形式。 中國20世紀上半葉藝術歌曲的創作，是將德國、奧地利等西方國家藝術歌曲的創作技法，融入中國音樂傳統中所形成的既有民族色彩的歌曲形式。 舒伯特是西方藝術歌曲的代表人物和典範，而黃自則是在舒伯特的基礎上又經過了自己的深入研究，是中國作曲家在藝術歌曲界的一個高峰。
黃自創作藝術歌曲時，看重歌詞和音樂的結合，善於用精煉的音樂語言表現詩的意境，歌詞富有詩意和較高的藝術性。
汪頤年曾在〈憶黃自〉一文回憶道：「因為黃自先生的北京話不好，經常搞不清字與字之間的音律，所以每次當他拿到一個作品的時候，總要讓我先給他做下示範，然後他再自己練習，把每個字與字之間的關係都做標記。有時一遍他聽不清楚或者做不好，就會讓我做二遍甚至三遍的示範，直到他弄明白為止。」由此可見黃自對於歌詞音律的看重。
常與黃自配合的歌詞創作者韋瀚章，與黃自主張相近，皆致力於「詩樂結合」、「詞曲交融」。韋瀚章歌詞結集為《野草詞》。詞風溫柔敦厚、皎然出塵，不食人間煙火。知名音樂家黃友棣曾總結韋瀚章的詞風是：「詞中有樂，詞內提供豐富音樂境界。」(見《野草詞》序文) 因此，韋瀚章的詞和黃自的曲，可謂搭配得天衣無縫。
伴奏部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襯托出歌唱者在演唱中的情緒，以便於詮釋出作者想表達的深層意義。所以其歌唱表演和伴奏部分是一個緊密聯繫的整體。
黃自藝術歌曲，可再細分為三種類型：
- 抒情類： 《春思曲》 、《長恨歌》清唱劇、 《思鄉》、《玫瑰三願》
- 古詩詞類： 《花非花》、《卜算子》、《點絳唇‧賦登樓》
- 寫實類：《天倫歌》、《誰養我》、《睡獅》
趙元任對黃自的音樂創作，做了較全面、系統性的評價： 「黃自的旋律是流暢的」；「黃自的和聲大半是樸實的如其為人」； 「黃自的節律當然變化很多。大體上說起來是傾向於穩重派... ...黃自對於中國字在樂句裡輕重音的配置，可以說嚴格得要命，在現代作曲家中間，很少有像他這樣嚴格的。」 「他(黃自)的長處是做什麼像什麼，總是極得體，總是極好唱，我曾經稱他為現代中國最可唱的作曲家。因為這個的緣故，我贊成現在學作曲的學生們把研究舒伯特、勃拉姆斯等等的工夫至少勻一小部分來注意點黃自的音樂。」 (趙元任《黃自的音樂—為五•九音樂節而作》)
學堂樂歌[編輯]
1932-1935年，黃自受商務印書館委託，和應尚能、張玉珍、韋瀚章等人，一同編寫音樂教材《復興初中音樂教科書》（全國採用），由教育著手，穩住了中國音樂發展走向。這部教材從1933年至1936年期間，續印本多達11版之多，對當時音樂教育有極大影響。
黃自負責編寫「欣賞」和「和聲」兩部分內容。這六冊教科書共有69首歌曲，其中有28首是由黃自自己作曲，如 ：《睡獅》、《雨後西湖》、《秋郊樂》、《西風的話》等，都是專為中學生創作的音樂教材，其中許多作品也屬於藝術歌曲範疇。
- 作品包括：《互助》、《農歌》、《燕語》、《本事》、《遊戲》、《蝴蝶》、《農家樂》、《秋郊樂》、《卡農歌》、《採蓮搖》、《下江陵》、《花非花》(1935年10月)、《卜算子》、《西風的話》、《踏雪尋梅》(1935年10月)、《雨後西湖》、《四時漁家樂》、《峨嵋山月歌》、《送畢業同學》、《歡迎運動員凱旋》。
愛國抗敵歌曲[編輯]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中國內憂外患交迫。黃自轉而創作了大量愛國主義作品、抒情作品，以音樂抗敵報國。他創作的《抗敵歌》 （原名《抗日歌》），是中國第一首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合唱曲。
管弦樂曲[編輯]
改編他人之作，或將原作配以和聲[編輯]
典型在夙昔[編輯]
英年早逝[編輯]
1938年4月9日，黃自因傷寒大腸出血症，逝世於上海，年僅34歲。
黃自臨終時，對夫人汪頤年說：「快去請醫生來，我不能就此死去，我還有大半部音樂史沒有創作完呢！」
在哀悼黃自的追思會中，弟子為他創作了一首搭配合唱的管弦樂作品〈悼今吾宗師〉（張昊作詞、陳田鶴作曲）： 「先生此去何匆匆，拋下了半篇殘著，無數新聲猶待譜，滿腔曲調埋終古。」
黃自的音樂摯友韋瀚章，談及他的英年早逝，說道：「假若他能多活幾年——即使僅僅十年吧，我相信他一定會寫成更多更動人的作品，因為那時正是抗戰最艱苦，而又轉入勝利的年代。那種苦盡甘來的滋味，黃自當能以最動人的樂曲表達出來。」(劉美燕《黃自研究‧音樂摯友韋瀚章談黃自》，頁139)
黃自一生創作音樂時間僅8-10年，留下40餘首作品；數量雖不多，但品質皆可觀。
1943年5月，重慶的中國音樂研究會為紀念黃自逝世五周年，特別出版了〈黃自遺作——《長恨歌》專號〉。
對後世的影響及評價[編輯]
理論作曲「四大弟子」的繼承[編輯]
黃自理論作曲的「四大弟子」既繼承他音樂語言凝煉的精髓，結構嚴謹，又各有獨特個性。
黃自培養作曲人才，不拘一格，因材施教，各有個性與成就。
近年大陸改革開放後，貢獻方始重獲重視[編輯]
由於黃自學習西樂，又曾協助國民黨政府譜寫抗戰歌曲，曾長期被共產黨視為「資產階級音樂學閥」 ，其作品曾被視為「感情頹靡的輓歌」。其弟子賀綠汀等人，也遭嚴厲批判。
在中國現代歷史階段，賀綠汀始終是音樂界中流砥柱人物。賀綠汀曾在黃自追悼會後發表〈哀悼我們唯一的導師黃自先生〉，並終身稱黃自為「最大的恩師」 ，有人對此大加責難。然而，賀綠汀依然重申： 「我過去稱黃自為恩師，現在我還是稱他為恩師，他對我的幫助不能否定，否則對我良心不安。」
直到改革開放後，黃自的貢獻才重獲大陸音樂界的重視。如今，黃自銅像樹立在上海音樂學院校園內，一貫溫藹帶笑，屹立不朽。 正如黃自在《樂評叢話》所說的：「人的感情左右是一時的，但藝術是永久的，評樂時果然誰也不能完全脫離感情作用，但一時的毀，既不能使天才創作永久埋沒；一時的譽，也不足以使平凡的作品免受時代的淘汰。所以只有時間是最公允、最準確的音樂評論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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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用中國古代詩詞的名稱和內容於音樂作品的創作，是二十世紀早期中國作曲家從西方學習作曲理論後，回國從事中國音樂創作的一種嘗試。像“長恨歌”、“點絳唇”和“南鄉子”這樣的音樂作品，就是作曲家黃自於１９３３年分別創作的清唱劇和歌曲。這也是在西方的影響下，中國音樂作品從藝人即興創作或集體的無意識創作開始轉向了作曲家的個人創作。黃自早期作品的音調風格比較歐化，聽起來往往帶有一點“洋味”。但是，在作品的結構、句式方面則比較注重與中國古典詩詞的有機結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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