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

緝菸血案發生後，前往包圍肇禍者任職機關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的抗議群眾，時間為1947年2月28日。

二二八事件^{[註 1]}是台灣於1947年2月底發生的大規模民眾反抗政府事件，以及3月至5月間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鎮壓屠殺台灣人民、捕殺台籍菁英事件^{[註 2]}。其中包括民眾與政府的衝突、軍警鎮壓平民、當地人對外省人的攻擊，以及台灣士紳遭軍警捕殺等等情事。
該事件的導火線是1947年2月27日發生在台北市的一件私菸查緝血案而引爆衝突，觸發2月28日發生台北市民的請願、示威、罷工、罷市。同日，市民聚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抗議，竟遭公署衛兵開槍射擊，從此該事件由請願轉變成為對抗公署的政治性運動，並爆發自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以來因貪腐失政導致民不聊生所累積的民怨，引發軍民衝突以及省籍對抗。抗爭與衝突在數日內蔓延全台灣，國民政府由中國大陸增援軍隊抵台鎮壓屠殺與實施清鄉。此事件造成許多傷亡，數字眾說紛紜，而各方統計的死亡人數，由數百人、數千人、一萬餘人，至數萬人不等。
二二八事件發生原因極為錯綜複雜，首先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軍政人員，甫經歷中日戰爭，對舉目皆是日本風格的台灣感到適應不良，進而生起排斥歧視的心態，並時常對台灣人抱持著優越感，以征服者、勝利者自居，對待人民驕縱專橫。而長期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民，對於相對落後的中國社會現況、普及教育、法治觀念、衛生條件、生活習慣等缺乏瞭解，導致由原本的滿懷期望轉變成深感失望。當時統治台灣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治台政策錯誤、官民關係惡劣^{[註 3]}、軍隊紀律不良、官員貪污腐敗。在經濟方面，政府一手壟斷並管制物資買賣、濫印鈔票並掏空民生物資，導致惡性通貨膨脹、大量民眾失業，台灣經濟因而巨幅倒退，終至民不聊生。由於國民政府的種種倒行逆施，加上掌握資源控制權的人士對台灣人民的種種歧視與打壓，使得台灣人民深受其害，因而不滿的情緒不斷累積，最終導致龐大民怨能量總爆發。1946年12月，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在其台灣情勢報告中，已預測台灣將隨時發生動亂。事件發生後，情治單位得到陳儀授權進行「反間工作」，組織「忠義服務隊」，利用黑道流氓在台灣各地製造混亂、燒殺擄掠、毆打外省人以擴大事端，製造中央派兵藉口^[2]^[3]。國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和緩後又擴大鎮壓屠殺、實施清鄉、逮捕槍決知識菁英和民眾，並且長期拒絕面對真相及承認錯誤^[4]，使二二八事件影響台灣長達數十年^[1]。
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與台灣獨立運動無關，當時幾乎沒有台獨的倡議，但是當政的國民政府以「陰謀叛亂」、「鼓動暴亂」、「台灣獨立」、「陰謀叛國」、「台灣人與共黨合作」等為由鎮壓，也以藉口捕殺林茂生、陳炘、洪炎秋、張秀哲等懷抱強烈祖國認同的台灣人，使台灣人的祖國夢碎^[1]，二二八事件也因此成為後來台灣獨立運動興起的重要原因^[5]。

事件發生背景

1945年10月25日，依照盟軍太平洋總司令麥克阿瑟發佈的《一般命令第一號》第1條甲項規定，命令日軍向麥帥指派的盟邦統帥蔣介石將軍投降（此即1952年和平協定簽署生效前的臨時性軍事佔領），在台北公會堂舉行受降典禮，受降典禮台上懸掛著同盟國英、中、美、蘇四國同等大小的國旗。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佈向美國、英國、中華民國、蘇聯等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並移交包含日本本土在內的所有日本統治區域的管理權。總理日本接管事務的盟軍太平洋總司令麥克阿瑟元帥（簡稱麥帥）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指示日軍將北緯十六度以北法屬印度支那（現今的越南北部和寮國）、台灣、澎湖等地區交由盟邦統帥蔣介石將軍代表盟軍暫時軍事接管。雖然在日本的統治下（1895年至1945年），台灣的近代化有出色的表現，但仍未脫離殖民地的角色，政治上的壓迫與經濟上的搾取造成台灣人民不滿，此種不滿情緒後來轉化為對中國的熱烈期待。1945年10月17日，國民政府軍七十軍連同政府官員由美國軍艦載運護送至台灣基隆登陸，並進入台北市，滿懷期望的三十萬民眾砌成人牆夾道歡呼熱烈迎接。1945年10月25日，依據麥帥《一般命令第一號》第1條甲項規定，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受降典禮，受降典禮台上懸掛著同盟國英、中、美、蘇四國同等大小的國旗，陳儀代表盟軍委任的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將軍來台接受日軍投降。同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運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中國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武力爭奪活動日熾而依然動盪不安，雖然美國於1946年1月開始派遣馬歇爾上將介入調解，但終歸失敗收場，並自同年6月起展開全面性的國共內戰。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經濟情勢江河日下，當時通行的法幣一再貶值，民生物資飛漲，加上國民政府貪污腐敗問題嚴重，使得中國大陸越來越多的人民不信任代表資本家利益的中國國民黨，轉向支持宣揚工農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也因此國軍在一連串戰略錯誤、作戰失敗下逐漸陷入被動、士氣低落，相較之下中國共產黨勢力則越來越強大。

戰後初期台灣銀行所發行的「台幣一百萬元」本票

台灣產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重創，戰後台灣農業產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則不到33％。此外學校、商店、工廠、醫院、鐵路、發電廠等建設也受到戰火嚴重破壞，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灣人儲蓄金歸還申請，債券成廢紙，造成金融與物價秩序混亂。
國民政府在接管台灣之後大量印製鈔票應付財政支出，並將台灣人賴以維生的米、布、鹽、糖等民生物資運往中國大陸以資助國共內戰，並強行徵糧，造成台灣的糧食短缺、物價飛漲，以及惡性通貨膨脹^[6]（後來的幣制改革中，以一元新台幣兌換四萬元舊台幣，全台灣人民的積蓄幾成壁紙）^[7]。短短一年多台北市零售米價漲了四百倍，台灣開始出現饑荒，路有餓莩。《人民導報》於1947年2月12日的第三版報載「高雄饑民僵斃路上令人慘不忍睹」，台北市民依靠山芋維生，恆春一帶的貧民吃檳榔葉果腹，各地發生搶米潮，四處盜賊橫行。國民政府管轄台灣的第一年，刑事案件較前一年增加了二十八倍。由於物資的短缺與人禍，國民政府管轄台灣的第二年（1946年），台灣的生產指數竟然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一年（1944年）的一半，台灣的生產陷入停頓，台灣人民的生活較日治時代更加困苦。而且國民政府一方面接收原屬日本人的財產，將戰後日本人留下的兩百三十七家公私企業以及六百多個單位，通通納入由行政長官公署各處局設置的二十七家公司來經營；另一方面又延續日本殖民政策中的專賣制度，壟斷如菸、酒、糖、樟腦等的買賣，憑藉公權力排擠民營公司與民爭利。行政長官公署並積極實施全面的統制經濟政策，管制各類物資、限制民間經濟活動，不僅扼殺民間工商企業界的商機，又經由貿易局從中壟斷台灣的進出口貿易及配銷管道，造成大量民眾失業。雖然時值國共內戰的非常時期，政府聲稱嚴格的管制政策為避免奸商操縱圖利，但是政府官員本身卻經由台灣省貿易局（與台灣省專賣局並列台灣兩大統制經濟機關），以官商勾結，或亦官亦商的行徑，私自從中獲取暴利，統制所得絕大部分納入官員的私囊，使台灣的經濟命脈遭受到近乎全面性的壟斷與掠奪，導致民不聊生。許多公共建築、學校的設備，以及工廠的生產機具被軍人洗劫一空，拆卸後以低價賣往上海謀取私利，造成工廠無法生產而關門，以及工人失業。原本期待結束殖民控制的台灣人，不滿國民政府延續日本的殖民治理方式壓榨台灣人民的生機，並且變本加厲。
日本人投降撤出台灣後，台灣人原本認為應該有更多自治與參政的機會，但是在台灣政治方面，行政長官陳儀本人不僅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還身兼軍事大權，權力之大較過去的日本總督有過之無不及。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重要職位幾乎皆由外省人控制。行政長官公署的九個重要處會的十八位正副處長中，只有一位副處長是台灣本省人（即宋斐如，歿於二二八事件）；十七位縣市長中，僅有四名台灣本省人，且均為自重慶返台的「半山仔」，並不受台灣人歡迎。此外，台灣人與外省人「同工而不同酬」的薪水差別待遇、外行領導內行，以及台灣人不易謀得公家機構職務的差別待遇，更是引發台灣人不滿^[8]。相較之下，在日本統治後期，台灣議會有半數官派、半數民選。反倒在台灣日治時期，台灣人擁有更大的自治權力。
管轄台灣的國民政府官員也有嚴重的官僚作風與貪污問題，例如舞弊營私、中飽私囊、把持機關任用自己人、涉足不良場所、不守紀律而常為報章媒體所報導。駐守台灣的國民政府軍隊更是軍紀敗壞，例如乘車不付錢、吃飯不付錢、低價強買、仗勢賒借，乃至偷竊、搶劫、詐欺、開槍傷人（短短一年多就發生數千起殺傷事件）、姦污婦女、與民眾之間的大小衝突不斷。此等缺點與日治時期日本官員的紀律嚴明、高行政效率形成強烈對比^[9]，也使得台灣人民越來越輕蔑與敵視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10]。
當時台灣剛經歷五十年的日本統治，四處皆可見日文，舉目皆是日本風格，甫歷經中日戰爭來台的大陸人對於台灣文化感到適應不良^[11]。從1942年1月以降，日本政府實施志願兵役，雖然台灣人有權利選擇不參戰，部分地區卻因日本殖民教育灌輸下出現少數人加入日軍侵華作戰的現象^[12]^[13]，許多外省人因此遷怒於台灣本地的親日人士，其中一些人在戰後被誣為漢奸，並有受到緝捕的情況發生。
陳儀領導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當時握有控制權的外省人並不信任台灣人，台灣人民遭構陷為日本化、皇民化，乃至於奴化^[14]，這些歧視與誤解斷非台灣人民所能接受。詩人王白淵於1946年1月25日在《政經報》發表的〈告外省人諸公〉文章中對此指出：「……許多外省人，開口就說臺胞受過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臺胞雖受五十年之奴化政策，但是臺胞並不奴化，可以說一百人中間九十九人絕對沒有奴化。只以為不能操漂亮的國語，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那麼，其見解未免太過於淺薄，過於欺人……」、「……好像把臺省看做一種殖民地，對臺胞抱著一種優越感，使臺胞和外省人，在不知不覺之中，漸漸發生隔膜。這些人未免太小氣，人缺少大人的風度……」^[15]。《民報》於1947年2月19日的一篇〈可怕的心理破壞〉社論中寫著：「……自祖國來臨的大先生們，時常說我們奴化，當初我們很憤慨，不知道指什麼為奴化，現在我們已經瞭解了，奉公守法，即是奴化，置禮義廉恥於度外，才能夠在這個『祖國化』的社會裏生存……」^[16]。再者，當時大多數的台灣人不懂中國的國語，乃至於國語發音不標準，加上前述台灣人被奴化的誤解與歧視，造成當時的台灣人無論在政治權力、經濟、社會，以及工作職位等各方面均受到其刻意的不公平對待，此種差別待遇不僅造成台灣人民處處吃虧、加深雙方的隔閡，也使得台灣人民十分不滿。

事件經過

導火線與台北動亂

日治時期的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建築物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七點半左右，「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鍾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大稻埕太平町法主公廟對面、天馬茶房前^{[註 4]}(

25.053954°N 121.512233°E)，發現一名40歲並育有一子一女的寡婦林江邁正在販賣私菸，查緝員於是沒收林婦所有販賣的香菸，以及身上所有的錢財。
林婦表示生活困難，跪地求饒，苦苦哀求至少歸還其錢財、以及其餘經過合法繳稅的公菸，但查緝員堅持全部沒收。而林婦的糾纏讓查緝員心生不耐，同時紛擾也吸引越來越多的民眾圍觀，使查緝員大為緊張，情急之下林婦被葉得根以槍托擊傷頭部，頓時血流如注，滿臉是血昏迷倒地。圍觀民眾目睹此景後，憤而將查緝員包圍。傅學通逃到永樂町（今西寧北路）開槍示警，卻擊傷了在自家門口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20歲，胸部中彈，送醫次日死亡）。隨後查緝員逃至永樂町派出所，再被護送轉移至中山堂旁的警察總局。激憤的群眾六、七百人在當天晚上包圍警察總局，要求警方懲兇，但是由於警察局長官有意包庇下屬。市民眼見官吏濫開槍傷及無辜，卻得不到滿意的答覆。

1947年2月28日，憤怒的台北市民包圍專賣局並焚毀菸酒。

由於緝菸血案未獲解決，於是隔天2月28日上午九時，民眾沿街打鑼通告，積怨已深的市民群體展開罷工、罷市，大小商店紛起響應相繼關門。民心憤慨，群情激昂，全市騷動^[17]。上午十時，憤怒的市民前往包圍肇事查緝員所任職的專賣局分局進行抗議，並要求專賣局分局長歐陽正宅下台負責。民眾並將專賣局內堆存的香菸、酒類等物搬出並予以焚毀。
2月28日下午一時許，數千名群眾集結於長官公署門口示威請願，過程中公署衛兵無預警向市民開槍掃射，當場造成許多民眾死傷，使得民眾的情緒更為憤慨。
公署衛兵開槍事件後，局勢急遽惡化，民眾從此開始轉往毆打外省人。
另一部抗議民眾此時轉進公署附近的台北新公園^{[註 5]}繼續示威集結，並同時在位於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廣播報導事件始末。
2月28日下午二時，在群眾抗議中，經商的外省人、公務員及其眷屬、來台旅行者受到報復。此時並發生民眾遷怒濫施報復於外省人事端。本町正華旅社與虎標永安堂遭到民眾破壞。
2月28日下午三時，警備總司令部眼見情況險峻，為了應付變局^[17]，於是緊急發佈臨時戒嚴令，並派遣武裝軍警掃蕩台北市區，開槍掃射民眾^[8]。
2月28日下午五時許，新台百貨公司^{[註 6]}亦被搗毀焚燒，乘機偷竊百貨者則遭毒打。對外省人則毆打或焚毀車輛^{[註 7]}。在本町、台北車站、台北公園、榮町、永樂町、太平町、萬華等地，均有不少外省人無端挨打。任職於聯合國救濟總署的汪彝定先生指稱，大多是被棒打或棍擊，尚未見武士刀，攻擊婦孺老人的現象不太多，強姦只偶有傳聞^{[註 8]}。根據傳聞，外省人被打死者至少有十五人，有些被木棍打成癱瘓^[8]。
至此，一年多來台灣人民的積怨，再加上台灣省行政長官的處理不當，終於從3月1日起爆發了蔓延台灣全島的反政府行為^[18]。

1947年3月7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向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提出的處理大綱^[19]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於1947年3月5日成立並通過組織大綱，強調改革政治制度。

政治交涉

二二八事件初期本質是一年半以來的積怨所爆發出來的排斥外省人的行動^[20]，之後的反抗大致上循著兩條同時發生的路線進行：一為「政治交涉路線」、另一為「武裝抗爭路線」^[21]^[22]。經由行政長官陳儀同意，台北與台灣各縣市的各級民意代表及社會名流紛紛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在台灣各地成立分會，進行整合民意、維持秩序，並和行政長官陳儀展開協商談判，提出逮捕貪官污吏、廢止行政長官公署、實施自治；在行政、司法、軍事各方面起用台灣人等要求^[23]。但由於中國大陸的援軍將至（陳儀於3月2日就暗中向中央請兵，發加急電報：「祈即派大軍，以平怨氣」），以援軍為後盾的陳儀此時便斷然拒絕處理委員會的要求，並於3月10日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參與全台各地處理委員會的民意代表與仕紳等各界台籍菁英，隨即成為遭政府捕殺整肅的對象。

嘉義縣阿里山鄉鄉長高一生組成阿里山地區原住民高山部隊，進入嘉義市區抗擊國軍。

台灣各地的反抗

因軍警於戒嚴令後開始大規模開槍射殺街頭民眾，使得各地憤起反抗，其中以黃信卿的埔里隊、何集淮及蔡伯勳的中商隊（台中商業學校學生隊）、呂煥章的中師隊（台中師範學校學生隊）、黃金島的警備隊（獨立治安隊）、李炳崑的建國工藝學校隊、霧社泰雅族原住民青年參與陳明忠的突襲隊等各隊伍集合起來組成的二七部隊最為有名，全台灣各地的抗暴也以這支在台灣中部地區的隊伍勢力最大、維持最久，也是二二八事件當時全台灣民眾耳目的焦點。此外，較有規模的戰鬥還有阿里山鄒族原住民所參與的嘉義水上機場與紅毛埤軍械庫的戰鬥，嘉義市各學校學生幾乎全體總動員支援民軍的戰鬥與救護傷患；高雄一中學生於高雄市區與軍隊的巷戰；雲林虎尾機場攻防戰達三晝夜，反抗民眾大多數以竹竿綁上菜刀、竹槍（削尖的竹子）做為反抗國軍部隊的主力武器；斗六市街戰；屏東機場攻防戰三晝夜；嘉義小梅、古坑樟湖抗擊戰。台灣西部地區的衝突較為嚴重，東部地區則大都只有小騷動。憲兵團長張慕陶指反抗人士收繳各地軍警的武器達四千枝以上，地方政府卻已失去控制情況能力，並指責陳儀：「似尚未深悉事態之嚴重，猶粉飾太平。」^[24]

高雄衝突與軍事鎮壓

由國軍操作架設在消防車上的機槍進行沿路掃射。當時服務於聯合國的Dr. M. Ottsen在台南新市親眼看到該事件的發生。

高雄市苓雅區區長林界，歿於二二八事件

3月2日至3月4日間，已經有來自台北與台南的人士進入高雄，發生武裝反抗國軍衝突，攻擊多處政府機關及部分外省人，並控制市政府。高雄第一中學（今高雄中學）的學生組成自衛隊，並有雄工、雄商等學校的學生加入，高雄女中學生則提供食物，合稱雄中自衛隊。3月4日下午，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下令派出巡邏隊，見聚會民眾便開槍射殺，引起市民恐慌。3月5日，高雄要塞軍隊開始以八門七五砲對市區展開砲擊，並向鼓山一路一帶進行掃射、封鎖。3月6日上午，高雄市長黃仲圖、高雄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市府清查室主任凃光明、苓雅區長林界、台電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續、醫師范滄榕、曾豐明等人前往壽山與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希望彭司令約束其巡邏隊禁止繼續射殺高雄市民；談判破裂，除黃仲圖、彭清靠與李佛續三人被釋放外，其餘談判人士遭到槍決。3月6日下午，彭孟緝派遣軍隊下山，分別以吉普車架機槍以及持步槍士兵，兵分三路奪取高雄市政府、高雄火車站與高雄第一中學，軍隊下山後沿路掃射行人並入屋劫掠商家^[25]。3月6日下午，高雄第一中學遭受何軍章團第三營以多門迫擊砲轟擊，高雄一中學生並與何軍章團第三營第七連王作金部展開巷戰，雄中學生逐漸不支退至前金派出所，犧牲甚鉅。另一路軍隊於同日下午攻擊高雄火車站，火車站前方民眾二、三百人紛紛走避並躲入地下道，地下道遭軍隊封鎖並掃射，致使民眾遭受重大傷亡。高雄要塞守備大隊陳國儒部於3月6日下午攻擊高雄市政府，當時市政府內正集結許多市參議員及地方人士開會，軍隊丟入手榴彈並見人開槍，律師陳金能、議員許秋粽、黃賜、王石定等五、六十人喪命市政府。前高雄市長王玉雲回憶其在市政府地下室中救出其弟，室內積血逾五公分。

情治單位組織流氓毆打外省人

忠義服務隊（屬於警備總部之下的單位）總隊長許德輝在呈軍統頭號人物——保密局長毛人鳳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書》^[2]（檔案管有機關：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中，詳述他於2月28日晚經由軍統台灣站站長林頂立，及陳儀之弟引見陳儀，面准創立忠義服務隊應急制變的經過，明白透露當時情治單位利用黑道製造混亂的內幕。在吳濁流的著作《台灣連翹》中亦述及忠義服務隊中的流氓實則在燒殺擄掠，燒毀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一方面造成民眾對處委會的懷疑，一面製造中央派兵鎮壓的藉口^[3]。「反間工作報告」的曝光，證實了數十年來，有關陳儀等人曾於背後嚴密操控二二八事件的傳聞 ^[26]。
警備總部於四月份提出《二二八事變報告書》，這份報告書透露當時的情治單位透過直屬的許通訊員，化名高登進，參加政治建設協會為會員，平日偵知該會行動，事件中則由許氏出面掌握「台北二十二處流氓首領及部分學生進行反間工作，且台中、台南、高雄、花蓮各地亦如法進行，收效宏大」^[26]^[27]。

國府增援兵力抵台鎮壓

陳儀一方面敷衍答應將實施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卻暗地電請南京派兵來台擴大鎮壓。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陳儀表面上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做了一些讓步，如解除臨時頒布的戒嚴令。但是陳儀對蔣介石隱瞞事件發生真相^{[註 9]}，並將台灣人民汙名化為受到日本奴化教育遺毒，影射台灣人民受共產黨思想影響，產生「有組織叛亂行為」、「獨立等叛國」、「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有政治慾望之人士，高唱大台灣主義，冀達台人治台之目的」為理由，暗中要求南京國民政府緊急派兵前來台灣鎮壓。而台灣省全體參政員上電蔣介石，說明事件原因及公署嚴重失政，並建請根本改革台灣政治，勿用武力彈壓，以免事態擴大；但此說明不為蔣介石所接受^[5]，蔣介石反而接受陳儀之暗中請求，下令派兵馳台綏靖清鄉。
蔣渭川多次進出長官公署與陳儀會談商討解決方法，因得知陳儀已向中央請兵來台鎮壓，遂緊急以「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名義發出電文，期望獲得蔣介石主席信任，特地委託台北美國領事館轉南京美國大使館，轉致蔣介石電文：「懇請蔣主席萬勿派兵來臺以免再激民心」（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於3月7日親手交給蔣介石），但蔣介石回復陳儀，說「又接台灣政治建設促進會由外國領館轉餘一電，居間有請勿派兵來台，否則情勢必更嚴重雲，『余置之不理』，此必反動分子在外國領館製造恐怖的演成」（《大溪檔案》之「蔣主席致陳儀三月虞電」）^[28]^[29]，即火速調派位於江蘇崑山由劉雨卿率領的國軍整編第21師（整編計畫前之21軍）部隊為主力赴台鎮壓。陳儀對全省廣播戒嚴令之後，綏靖屠殺工作於是全面展開^[24]。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夕，國軍駐台兵力已有：陸軍21師直屬獨立團（何軍章團）（2500人）、陸軍21師直屬工兵營（517人）、三個要塞守備大隊（1532人）、警總特務營、憲兵第4團2個營，總兵力共5251人。

版畫家黃榮燦於1947年4月當年製作的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

自3月8日起，憲兵第4團第1營及第3營、陸軍21師438團及436團、憲兵第21團第1營、陸軍21師司令部及直屬部隊陸續跨海抵達台灣，增援兵力一萬三千人。兵分二路，由基隆港及高雄港上岸，行政長官公署下令總攻擊。部隊肅清街頭，沿路實施密集射擊，進行南北夾抄，台灣全島陷入血腥，各縣市反抗國軍的勢力迅速潰敗。至於已全盤控制台中市警政機關的「二七部隊」為避免與國軍在台中市區進行城鎮戰，也預先轉移至埔里，最終於烏牛欄之役結束，成員則自行解散。由於二七部隊的轉移牽制國軍轉往南投山區追剿，使台中市得以成為逃過國軍大規模濫殺的城市。與此同時，許多本省籍的菁英，例如省參議員王添灯、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畫家陳澄波、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等人均於此波國軍攻擊行動中慘遭殺害。台灣許多民意代表、教授、醫師、律師、作家、記者等幾乎同時在此時被捕遇害。全台各地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死傷慘重，光是就台北市地區的學生而言，其一：受軍統局號召參與維護治安工作的一百餘名不滿二十歲的各學校青年學生，被軍隊押到圓山倉庫廣場前面集體射殺，此即著名的「圓山事件」^[30]。其二：軍隊進攻二二八處委會，台北市中山堂現場正在處理各部門事務的開南及延平學生犧牲慘烈，一百五十至二百五十人間遭到槍殺，棄屍於第六水門^[31]。台灣十餘家報社遭到查封。
3月10日，陳儀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一切非法團體。同日，廿一師師長劉雨卿對省民廣播^[32]，聲稱「國軍赴台目的在保國為民」。3月12日，陳儀向蔣介石呈報了一份「辦理人犯姓名調查表」，列舉二二八事件要犯共20人。3月14日，警備總部下令解散「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33]。3月16日，監察院派遣監察使楊亮功前往台灣調查。3月17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及蔣經國抵台^[32]。3月19日，陸軍21師434團及435團抵台。3月22日，監察院派遣監察委員何漢文抵台調查。

陳儀向蔣介石呈報的「辦理人犯姓名調查表」主犯顯示▼

國防部長白崇禧於3月17日奉命抵台宣撫，但是陳儀卻於3月26日發佈展開清鄉行動，二二八事件受難人數持續擴大。（圖為白崇禧抵台期間於其所搭乘的南下火車前面發表演說）

經過一週的掃蕩及強力整肅的綏靖屠殺後，國防部長白崇禧於3月17日奉令來台宣撫巡按調查，他至台後，下令停止濫殺，公開審判，保全許多人性命。隨後他向中央提出報告^{[註 10]}，在報告中嚴批陳儀，宣告軍事行動暫告一段落，並聲明政府將以和平寬大的方針處理，除奸徒、共黨、圖謀不軌者決予嚴懲外，其餘一律從寬免究，但是國府軍隊仍舊繼續追捕。3月26日，陳儀又發佈「為實施清鄉告全省民眾書」，展開長達9個月的「清鄉」行動；軍憲人員藉清鄉之名，沿戶登門清查戶口、搜捕可疑對象、追繳武器、連保切結共同承擔責任，在各地濫捕濫殺，受害情況持續擴大。　

清鄉掃蕩

清鄉期間，遭軍隊槍決而亡的人。

雖然各種針對社會名流、鄉紳和異議人士的捕殺行動，表面上暫時結束。但實際上，國民政府在台灣各地至此才正式展開縝密的清鄉工作，整肅可能的反政府分子。軍事鎮壓行動之後，繼之進行清鄉工作，其主要目的在逮捕潛逃嫌犯、收繳武器軍品、清查戶口、辦理自新、取得連保連坐切結等^[24]，然而其中有不少挾怨報復，造成諸多民眾的傷亡與社會的恐怖肅殺氣氛。
基隆和平島的日本沖繩琉球人聚落，約有三十餘名日本琉球居民，連同當地的台灣居民，在國軍的掃蕩屠殺中遭到槍決填海遇害^[34]。
因為國民政府在清鄉施行前已有詳細的武力掃蕩規劃部署，而且事實上各地的動亂未如公署宣傳之嚴重，故掃蕩之進行遠較預料中迅速；除中部地區「二七部隊」之殘部有較長久之抵抗外，其他各地幾無戰鬥發生，但是仍有遭到網羅罪名的嫌犯，或遭私人挾怨報復舉發之情況，也有軍警與憲兵未詳加查證即貿然逮捕之冤獄。不法軍警藉由清鄉之名勒索敲詐財物、交付贖金贖命、順手掠奪私人財物、曾有過節挾怨報復等諸多非法行為，此乃由於國民政府駐台軍隊素質不良，以及軍紀教育欠缺所致^[24]。
4月11日，台灣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出面揭舉「奸黨全部陰謀」，同時強調綏靖工作將於月底前完成。官方同時訂頒連坐辦法（結保人和被保人連坐，以及一百公尺內之人民須受連坐處分），以肅清反對勢力。在此次行動當中留名的受難者，大都死於3月到5月之間^[35]。之後零星的鎮壓繼續持續了大約9個月^[36]，許多被捕的嫌犯皆被冠上叛國罪，因而受到刑求而槍決，其中堅不認罪者死前皆體無完膚^[37]。 4月18日，陳儀發佈「二二八事件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直到5月16日政府才解除戒嚴，清鄉表面上告一段落，實際上拘捕仍在持續，而各地街頭仍然有零星的軍人殺人報復事件發生（在國民政府接管台灣開始至二二八事件爆發的一年多期間，許多人曾有意無意間得罪政府官員或軍人，從小糾紛至舉報貪污等種種過節，被趁機公報私仇、挾怨報復）。
4月18日，陳儀發佈「二二八事件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者共30名^[38]。

陳儀發佈的「二二八事件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主犯顯示▼

各族群參與情況

高一生（右）與湯守仁（左）

台灣原住民的參與

二二八事件中也有台灣原住民參加反抗，鄒族參與進攻嘉義水上機場是其中一例。鄒族吳鳳鄉（今阿里山鄉）鄉長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漢名：高一生）通知各村部落的青年幹部組成「高山部隊」，命令警備官雅巴斯勇‧優路拿納（漢名：湯守仁）帶隊。湯守仁集合了所有鄒族村落中，各派出所的槍枝及平常打獵用的獵槍，還帶了山刀。鄒族人花不到一小時的時間攻下紅毛埤（今嘉義蘭潭）軍械庫（當時台灣最大的軍械庫）。之後分成兩組人馬，一組維持嘉義市區的治安工作、另一組與嘉義地區民兵合力圍堵嘉義水上機場阻止軍隊增援。圍堵四天後，因主張繼續對抗，與嘉義民兵主和派意見分歧，湯守仁便率領鄒族部隊撤回山上，平地代表答應和談。後來國民政府援軍一到，談判代表隨即被槍殺^[40]^[41]。

族群衝突與武裝路線

雖然事件發生時的主要抗爭目標是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但是由於國府遷移至台灣初期，外省人大多居於主管或等級較高的職位^{[註 11]}。在長官公署的科長、股長、專員以上的316名中層官員中，也只有17名台籍人士，其餘299名都是外省人或極少數的半山仔。因此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的訴求由此緣故轉變成為打倒外省人的行動，甚至擴大事端以致於最後傷及無辜外省人。在事變期間，台灣人不僅反抗公署，也有毆打傷害外省人之事。國軍登陸後，由於軍紀不佳，所以立即對台灣人採取極端的報復行動。
事件爆發後，部分地區亦有台共成員乘機介入，例如台中地區參與「三二事件」的謝雪紅和楊克煌。謝雪紅利用示威群眾並召開市民大會，參與組織「二七部隊」以全面接管台中市的官方機構，在處委會的政治交涉路線之外另闢一條武裝抗爭路線。嘉義地區則自三月二日事件發生後，就顯現出與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質。嘉義民眾與阿里山鄒族原住民組成武裝隊伍，參加攻擊紅毛埤軍械庫及水上機場的軍事行動，惟參加者大半是臨時結合之民眾，亦有嘉義地區不少社會人士支持反抗行動^{[註 12]}^[42]。
在二二八事件中，直接的族群排斥對抗雖然激烈，不過有出現了不少不同族群之間互相施救的事例。外省籍學者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在建國中學擔任教師的時候經歷過二二八事件。他在台大醫院住院時，曾受到醫院台灣本省籍護士的保護^[43]。

媒體報導

澳洲伯斯《每日新聞》於1947年3月31日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報導。文中述及政府出動軍隊向每個遇見的人群射擊達姆彈（the Government sent out flying squads of troops who fired dumdum machine-gun bullets into every group they met）^[44]。

官方的《台灣新生報》（屬於長官公署的機關報）在1947年2月28日當天即刊載了前一天的緝煙事件，以及林江邁送入林外科醫院旋告斃命的事發經過（誤報）。《台灣新生報》並在28日下午另外發行號外版，報導當天民眾搗毀派出所並毆斃專賣局職員，以及衛兵開槍導致市民死亡的事件，並在之後持續報導當局的處置^[45]。後來被迫停刊的《民報》在28日時也以「延平路昨晚查緝私煙隊，開槍擊斃老百姓」為題報導^[46]。
在中國大陸，不同立場的報社對二二八事件有相當不同的報導。3月1日，首先刊出事件的是非國民黨系的《大公報》；3月2日後才有其他報社報導事件。在國民黨系的報紙，如《申報》與《東南日報》，事件篇幅較小並強調「電訊中斷」影響其訊息；其中《申報》標題稱「台北已解嚴，緝私紛擾事件解決」。至於非國民黨系的報紙，則在報導中指出「人民不滿政府」與「軍警開槍過當」等，其中《文匯報》提及人民對經濟與政治狀況的不滿，以及緝私傷及人命做為暴動發生原因^[47]。
此外，事件初期多家報社報導3000到4000人死亡，例如在1947年3月2日的《大公報》頭版，並受到外國媒體（如合眾國際社）的引述。1947年3月3日的上海《文匯報》報導「在台北發生空前大流血慘劇，兩日事變中，致有三四千人死於非命」，在「編者的話」專欄中，又記載「這次的騷動，警察曾開槍，死傷平民達三四千人，可見這騷動，還是以強力壓平的」（事件頭兩天的傷亡）。與此同時，國民黨系的報紙，以及陳儀的記者會上，都強調外省人的傷亡，如官方的《中央日報》以「台北秩序恢復，台胞傷亡數十人，監察院已電令查辦」為標題，稱台胞死傷不足百人，外省人則死傷超過四百。期間陳儀政府也曾透過報紙散佈美國領事館被攻擊的消息，但事後遭美國大使館澄清^[47]。
1947年3月6日，上海《大公報》的社評〈台灣慘案感言〉裡面寫著：「……抑此次事件，固非全由專賣與貿易政策造成，遠因近因，頗為複雜。人民無組織，何以能爆發如此大規模的行動？實由各級官吏，奉行政令者，平日對待人民驕縱專橫，搆怨多而且深，民眾中懷怨憤，壓抑已久，故爾一觸即發……而台灣民眾又久在法治嚴明，行政效率甚高的統治下生活，對於祖國官僚作風，萬分不慣，再加生活艱難，環境壓迫，愈覺痛苦無路，感情乃益激越，遂致演成此次不幸事件……」^[48]。
1947年3月6日，南京《大剛報》的社評〈注意台灣〉內文中說：「……曾幾何時，台民美麗的夢，逐漸為無情的現實所粉碎了！一年來，台灣政府，給予他們的，並不比日本人為多，經濟生活更加困難，政治腐敗層出不窮，自使台民極端受刺激。以是憂憤代替了歡欣，失望趕跑了希望。也許這次的民眾騷動，就是這種情勢轉變的歷史紀錄……」^[49]。
1947年3月8日起，行政長官公署為了管控言論，警備總部於是將台灣十一家報社、一家印刷廠予以查封充公，立即停刊，並查扣焚燬書刊，許多新聞從業人員立即遭到逮捕或殺害。
1947年3月19日，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的約翰·鮑威爾等西方記者親自到台灣採訪^[47]。鮑威爾指出中國政府部隊使用了難以想像的殘暴方式來鎮壓群眾^[44]，稱當時統治狀況劣於日治時期，並以「浴血台灣」（Blood Bath in Taiwan）為自己的報導標題；同時引用目擊者稱，提及一次機槍掃射造成25人死亡、百多人受傷^[50]，以及台北附近一處有20名青年遭割耳鼻後處決等狀況^[51]。除此，在日本方面，《讀賣新聞》於3月3日報導了台北暴動消息^[52]。《新加坡自由報》（Singapore Free Press）與澳洲伯斯的《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等曾先後以「恐怖台灣」（Terror in Formosa）為標題報導事件^[44]^[53]。
1947年3月28日，行政長官公署機關報《台灣新生報》社論〈二二八不是民變〉稱「事件完全出於有計畫的預謀，查緝私煙之引起死傷，不過是它的導火線。主謀者是懷有政治陰謀與野心的亂黨奸徒，和過去日人豢養下的一些鷹犬，附從者是一群被唆使的地痞流氓和一部份被煽惑被脅迫的青年學生」^[54]。
1947年4月11日，上海《大公報》報導台灣旅滬六團體於上海八仙橋青年會舉辦記者招待會，並發表台灣事件報告書。報紙內文中記載：「據報告書所載，自三月八日至十六日止，台胞被屠殺者約在一萬人以上」^[55]。
到1949年以前，與228事件有關的新聞持續於《台灣新生報》存在，1949年後則逐漸沒落。而1950年代陳儀被槍決與謝雪紅相關報導，使有關於228的訊息再次被提及。之後，228議題直到1987年後才再復甦^[54]。

受害者的平反

引發二二八事件的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鐘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人，於1947年3月31日以殺人及傷害案件，經台北地方法院檢察官偵查終結，提起公訴。4月3日下午，地方法院刑庭庭長宣判，誤殺台北市民陳文溪的傅學通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以槍托打傷林江邁的葉得根判處有期徒刑4年6個月，褫奪公權3年；其餘盛鐵夫、鐘延洲、趙子健及劉超群無罪開釋。同年5月17日，傅學通上訴最高法院，獲得改判十年定讞，而葉得根則維持原判。但這項追究罪責的判決並不代表二二八事件本身或事件中眾多受難者的平反。

全台灣最早成立的二二八紀念碑：嘉義市彌陀路二二八紀念碑

隨著1970年代後半興起的黨外運動、1980年代的自由化與本土化，台灣民間渴望平反二二八的聲音逐漸出現。最初於1987年2月，由陳永興、鄭南榕等人串連數十個海內外台灣人團體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呼籲政府當局公布真相、平反冤屈、撫慰死難家屬、興建紀念碑和紀念館等訴求。之後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在全台灣各地從南到北舉辦遊行和集會演講，到處受到警方的干預。其中在嘉義市面對一千五百名鎮暴部隊的阻擾、在彰化縣被鎮暴部隊包圍阻擋兩個小時。1987年2月28日，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在台北市舉辦台灣40年來第一次公開祭拜二二八事件死難者的儀式。1987年2月28日，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在二二八事件爆發點附近延平北路上的永樂國小主辦「二二八和平日演講會」，三萬餘民眾參與^[56]；會後遊行到淡水河十三號水門舉行祭拜二二八冤死英魂之儀式。1989年，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嘉義市彌陀路二二八紀念碑在嘉義市建立，由嘉義市府提供土地、民間人士捐款設計建築物，於1989年8月19日落成。嘉義市彌陀路二二八紀念碑建碑過程中，施工中的建築物曾遭人多次惡意破壞，而相關人士也遭到政府當局的恐嚇及警方監聽，嘉義市彌陀路二二八紀念碑設計者詹三原更為此而遭逮捕入獄^[57]。碑文中呼籲：「政府公佈事實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難者家屬、興建紀念碑、制定二二八為和平紀念日」‎‎。1990年2月27日，立法院首次集體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默哀一分鐘，至此，平反二二八的運動才進入較為明朗的階段。

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 (民國84年)

解嚴以後，原本被視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在民間團體及反對黨勢力的強力組織行動及要求透明之下，開始獲得政府的正視。1995年，當時的總統李登輝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58]，以及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定每年二月二十八日為「和平紀念日」，為不放假的國定紀念日^[59]。同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正式運作，行政院政務委員張京育任首屆董事長。1996年，擔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宣佈訂定台北市的二二八事件紀念日，並率先訂定2月28日為台北市的假日，並將二二八事件主要發生地點之一的台北新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於公園內設立紀念館和紀念碑，以「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為名的該紀念碑；除碑文外，另有水路、橋、始石、跳石、終石、陽石、陰石、甕、手印、水池、曲折入口、岩壁和船身鋼鐵等建物設置。這些建物表達了對該歷史事件的追訴、記憶起始、哀慟、寬恕、停留緬懷、悼念罹難者、低頭沈思、族群融合等隱含意義。

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 (民國86年2月)

依照1997年2月25日公布的總統（86）華總（一）義字第 8600052080 號令修正條文，於1997年起每年的2月28日「和平紀念日」，改成中華民國國定假日^[60]。每年此日（2月28日），全國各機關降半旗，以示哀悼。

政府態度

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內的二二八紀念館，建築前身為台灣放送協會(THK)的台北支局。

中華民國政府在民主進步黨執政之前，官方視二二八事件為一場反國民政府統治的民變^[61]，解嚴前更認為二二八是中共當局策動共產黨所煽動的騷亂^[62]，爾後開始出現種族對立或是種族衝突的解釋^[63]，更名為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直到1980年代中期的台灣依舊為禁忌話題，政府絕口不談，還以「不要挑起族群衝突」為理由不得去揭露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解嚴後，擔任行政院院長的俞國華於1988年曾表示二二八事件乃：「中共利用偶發事件來擴大事端」，又說「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紛爭自古便有。當年滿洲人入關殺了很多漢人，滿洲皇帝也未向漢人道歉」。1989年擔任國防部長的鄭為元認為二二八事件是謝雪紅等台灣共產黨分子「幕後策劃」^[64]。
直到解嚴後，台灣各界才開始有明顯的檢討與大規模公開研究。1990年2月，立法院首次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起立默哀一分鐘，新版高中歷史科教科書第三冊首度列入二二八事件。1994年出版官方版本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1995年將台北市的新公園改為二二八紀念公園，並建立「二二八紀念碑」，時任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親臨落成典禮並公開正式向受難家屬道歉。1995年公佈《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行政院並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受理二二八事件的補償申請、核發補償金。

評價與影響

1961年8月4日，行政院長陳誠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I，1956年由五名台灣留美學生成立，1958年更名UFI）前往示威抗議，批評陳誠無法替台灣人說話（can't speak for Formosans），並要求自由（Freedom）與台灣人民決定自己的命運（Self-determination for Formosans）。後於1964年2月，「台灣獨立聯盟」發動美東留學生前往華府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舉行大規模「二二八示威」。

廖文毅於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組成「台灣二二八慘案聯合後援會」，主張撤辦陳儀及取消專賣，遭陳儀發佈通緝。後於1950年2月28日在日本京都召開「二二八事件三週年紀念」，首度在日本發表台灣獨立主張。

廖文毅於1956年2月28日（二二八革命第九周年紀念日）於日本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公布獨立宣言並創設機關報《臺灣民報》，是台灣史研究學者所公認1950年代最重要的一個海外台灣獨立運動團體。

在二二八事件中，不論是政治交涉路線，或者是武裝抗爭路線，台灣民眾在事件中所提出的訴求，事實上都僅止於「高度自治」而已。在國家認同的層次上，基本上仍以中國做為認同的對象，並未尋求獨立於中國之外。在這次事件以後，中國國民黨加強對台灣的高壓統治，導致台灣人和外省人之間的仇恨越來越深，使部份台灣人漸漸產生想要獨立、建構屬於自己國家的想法，因此二二八事件可說是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起點^[65]，例如台灣獨立運動開創元老廖文毅與廖文奎兄弟。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於1964年時表示：「『二二八』一詞，不僅僅是海外流亡之台灣獨立團體的口號，更是喚起所有已成年台灣人之個人悲慘經驗的一個象徵。」很多人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史上，死傷極多、影響深廣的歷史事件^[10]。
因為二二八事件牽涉到省籍問題，不少老一輩的台灣人將這次悲劇歸納為中國大陸來的外省人欺壓。而在二二八死亡陰影及後續長達38年的戒嚴與白色恐怖之下，台灣人為了保全生命安全，對二二八事件隱諱不談避免引來禍端。另一方面，過去訓政時期的國民政府，及行憲後長期實施戒嚴的中華民國政府，將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緣由以及責任，一味的往外推給包括(1)共產黨、(2)日本人及其在台鷹犬、(3)無業流氓與浪人、(4)野心家、(5)台獨等等人士的陰謀所引起，並嚴格封鎖及禁止事件的消息傳遞，以圖合理化政府自身的所作所為，及迴避其治台失政的責任。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政府當局在1947年進行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的制度，以全中國各省區之間的人口比例來分配各省籍考生的高普考錄取名額，使得在1950~1961年間參加高普考的外省籍考生相對於本省籍考生有高錄取名額的絕對優勢。其次，實際上更重要的另一個取得公務員資格的管道──特種考試，雖然沒有分省區定額錄取的設計，但是在1958~1981年間的退伍軍人轉任公務人員特考，其錄取人數之多與錄取率之高，使得當年透過這個管道取得公務員資格的人，實際上是享有各省省籍名額保障優待的。雖然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制度於1996年《公務人員考試法》中的修法後徹底廢除，但是外省人獲得的優惠仍會讓許多下一代繼承（以統計論，子女的成就與父母的社經地位成正相關）。^[66] 加上早年外省族群在商界容易先獲得政府的有利消息，使台灣本省人長期在社會、婚姻上、就業上相當容易對外省族群產生排斥感^[67]。
二二八事件爆發，張超英之父張月澄和台灣五大家族的「基隆顏家」顏國年的兒子顏滄海是少數被釋放的知識份子。張月澄在拘留所時曾親眼見到林茂生和陳炘，最後兩人都在事件中慘遭殺害。對此張超英表示：「二二八的影響確如一般所說，台灣的菁英階層頓時噤若寒蟬，心態上混合了恐懼、絕望和不屑，瞬間從公共事務的領域退縮，對政府工作不再感到興趣。當他（張父）發覺同時代的知識菁英朋友失蹤時，他也對生命的熱誠摯意消褪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68]。」
二二八事件的影響，造成台灣人民對於軍人、公務員等相關行業的畏懼及怯步，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是當時政府堅持大中國法統的制度，與國民大會虛設各省代表一般，客觀上限制了台灣人在政治、經濟與傳播等各重要領域的參與。例如：早期公務人員的考試錄取名額是以中國各省區之間的人口數比例來分配的，所以，雖然在台灣以台灣本省籍人口比例為多，但是錄取高普考的人數卻是以外省籍居多^[69]。此種現象直到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才開始在人事上採取「專業化」、「臺灣化」、「年輕化」政策因應，才使得政府機關開始邁向今日本土化的腳步^[70]。
台灣人民在經歷二二八事件後，因台籍知識份子受到摧殘、整肅，及情勢所迫大幅退出在台灣各界（如學術界、文化界、政治界...）的地位。台灣人民比過去更加自鄙自辱，開始表現出處處不敢違逆統治者的個性，人人獨善其身以求自保。二二八事件後接著長期戒嚴，高壓統治下全面實施連坐法，一有事即牽連眾人，或遭受他人牽連受害。政府當局又鼓勵告密，使人民遭到無端構陷入罪，以及遭到公報私仇迫害等情事不絕，人民動輒得咎；人與人之間彼此間存在著不信任感、不安全感，且普遍懷著憂慮感，交談、行事處處謹慎以避免生命及財產不保。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人民參與政治的熱情也大幅滑落，劫後餘生的知識份子懼怕遭受政府迫害從此不再談論或參與政治，台灣領導階層空虛，政府當局藉此加強對台灣的控制，紛紛派員佔據各界領導地位。至於地方政治方面，由於地方政治體質的改變、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使得土豪劣紳、黑道流氓，逐漸進入地方政壇。國民黨結合地方派系擔任地方官或提名參選民意代表，操控人民組織（如農會、漁會、水利會)，結合地方政府機關以左右甚至控制選舉，職位則用來鞏固地方派系，形成黑金勢力。
由於不同的歷史記憶，加上政府以公權力主導下的資源分配不公、長期對台籍人士以及台灣文化的排斥、歧視與打壓，使得台灣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省籍情結不僅於二二八事件當中完全成型並得到強化，之後數十年更普遍表現在人民的思想、言論、行為，以及藍綠政治傾向上。此事件對台灣各層面有著極為深遠長久的影響^[10]。

紀念

二二八紀念公園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台北二二八紀念碑

臺鐵八堵火車站旁的二二八事件罹難員工紀念碑，紀念17名被軍隊射殺遇害的八堵火車站正副站長及員工。

1997年2月28日，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於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時於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公園內正式開館^[71]。
2002年3月23日，全台第一座私人的二二八紀念館——阮朝日228紀念館成立，作為南台灣二二八歷史研究之據點。
2006年2月19日，陳水扁總統出席「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發表會，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指蔣介石為二二八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72]。
200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屆滿六十週年，國家級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原台灣教育會館）正式揭牌成立，並於2008年2月28日開館營運。

此外，握有最多二二八第一手史料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亦開始逐步公開予民眾和學者研究。

228國家紀念館-位於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與重慶南路二段交叉口
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位於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含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二二八和平紀念碑）
台中市二二八紀念公園-位於台中市東區（東峰公園）
嘉義市二二八紀念公園、嘉義二二八紀念碑-位於嘉義市大雅路二段（含嘉義市二二八紀念館）
高雄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位於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高雄市岡山區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全台灣第一座為紀念二二八事件而建造的公園）
新北市三重區二二八和平公園
台中市大里區二二八紀念公園
雲林縣古坑鄉二二八紀念公園
阮朝日228紀念館-位於屏東縣林邊鄉，是台灣第一座私人二二八紀念館

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紀念碑碑文

“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消息傳來，萬民歡騰，慶幸脫離不公不義之殖民統治。詎料臺灣行政長官陳儀，肩負接收治臺重任，卻不諳民情，施政偏頗，歧視臺民，加以官紀敗壞，產銷失調，物價飛漲，失業嚴重，民眾不滿情緒瀕於沸點。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專賣局人員於臺北市延平北路查緝私菸，打傷女販，誤殺路人，激起民憤。次日，臺北群眾遊行示威，前往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請求懲兇，不意竟遭槍擊，死傷數人，由是點燃全面抗爭怒火。為解決爭端與消除積怨，各地士紳組成事件處理委員會，居中協調，並提出政治改革要求。
不料陳儀顢頇剛愎，一面協商，一面以士紳為奸匪叛徒，逕向南京請兵。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聞報，即派兵來臺。三月八日，二十一師在師長劉雨卿指揮下登陸基隆，十日，全臺戒嚴。警備總司令部參謀總長柯遠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及憲兵團長張慕陶等人，在鎮壓清鄉時，株連無辜，數月之間，死傷、失蹤者數以萬計，其中以基隆、臺北、嘉義、高雄最為慘重，事稱二二八事件。
斯後近半世紀，臺灣長期戒嚴，朝野噤若寒蟬，莫敢觸及此一禁忌。然冤屈鬱積，終須宣洩，省籍猜忌與統獨爭議，尤屬隱憂。一九八七年解嚴後，各界深感沉痾不治，安和難產，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調查研究，國家元首之致歉，受難者與其家屬之補償，以及紀念碑之建立，療癒社會巨創，有賴全民共盡心力。
勒石鐫文，旨在告慰亡者之天靈，平撫受難者及其家屬悲憤之情，並警示國人，引為殷鑑。自今而後，無分你我，凝為一體，互助以愛，相待以誠，化仇恨於無形，肇和平於永遠。天佑寶島，萬古長青。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謹立

”

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關於台灣二二八事件的紀念活動

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各媒體在1947年3月連續報導二二八相關新聞，痛斥蔣介石政府鎮壓台灣人民。3月8日中共中央即通過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發表題為《台灣的自治運動》的長篇文告，對三十二條處理大綱給予肯定和支持。該文告後於3月20日作為《解放日報》社論發表。^[73]
此後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1981年12月27日在北京成立）皆稱二二八事件為「二二八起義」，對起事者持贊同態度，並給予台灣民眾高度評價，指責國府野蠻製造白色恐怖。
香港主權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後，香港的《大公報》在報導二二八事件時仍然和在英國統治香港時期一樣，用「起義」來形容。^[74]
1950年代至1966年文革爆發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每年都舉辦紀念二二八的活動，和1957年之後至1966年文革爆發前每年舉辦的紀念「五・二四」台灣人民反美愛國大示威的活動相呼應。文革期間，1973年恢復了二二八紀念活動並一度提高了規格。
1980年6月9日，因為陳儀曾經策反湯恩伯投共，後被捕槍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共中央調查部追認陳儀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貢獻出生命的愛國人士」^[75]，陳儀故居現在成為杭州市旅遊局的辦公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年舉辦的較高規格的紀念活動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關於台灣二二八事件的紀念活動顯示▼

紀念郵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民郵政於1977年2月28日發行編號為J-14的《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三十周年》紀念郵票，是中國人民郵政發行的第一套台灣題材郵票，該套郵票設計者為盧天驕。規格為P11×11.5 40×30mm 50(5×10)，面值、圖案、發行量為：8分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 500萬枚^[125]。
中華民國的中華郵政於民國八十六年（1997年）2月28日發行編號「紀264」的「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和平紀念」郵票，全套1枚，面值19元，圖案為台北市的二二八和平紀念碑。
中華民國的台灣郵政於民國九十六年（2007年）2月28日發行「二二八紀念郵票」，全套1枚，面值5元，圖案為228國家紀念館。

事件受難者

罹難人數

因為各機關的檔案有計畫性與超過年限的銷毀動作，加上國民黨政府長期的漠視、禁聲，導致二二八事件中確實的犧牲受難者人數一直都有所爭議。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委員兼總主筆賴澤涵表示：「八十年（1991年）四、五月間警備總部才拿了二箱資料，但檔案卻不連續。另外就是二二八事件被逮捕名單好幾冊，但是遭槍決的名單、屍體、地點全無檔案，可見檔案不齊全。」
《彰化縣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所收錄關於彰化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以彰化市警察局與員林區警察所的警察官方檔案為主，裡面就記載著彰化一縣378位受難者人名。如此有紀錄登載當地受難人名的文件至今可謂碩果僅存，來源是由以前兩位不願具名的人士各自從準備銷毀的文件中、與接到紙漿廠老闆通知下所搶救出來的部分文件檔案^[126]，並交給由彰化縣文化局委託進行「二二八口述歷史調查研究」的呂興忠老師編印成書。然而當時的受難者當中，只有受到正規有制度性的侵害的受難者才會被官方將其人名登載成冊，這是侷限。「彰化縣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出版以來，彰化縣已有多人在書裡發現自己親人的名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長劉峰松表示，彰化縣文化局出版的「彰化縣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書中記載的三百多位當事人（378人）中，出版之前僅有約一百位當事人的後代知道其尊親屬的事蹟；這本書籍出版後，也僅有二人從中得知尊親屬涉入二二八事件，其他當事人後代則一無所知，甚至誤解或不諒解其尊親屬拋家棄子的行為^[127]。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補償的案件中，除需知悉受難者姓名以外，還需具備具體資料或相關證人（非三等親內證人二人以上）的佐證，並經二二八基金會嚴格的審查確認（調查當時實際情形且一一印證）後，才能通過補償。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人民處在長期的戒嚴與禁止談論二二八的白色恐怖氛圍，以及處在長期施行高壓統治與嚴密的思想控制之下，政府憑藉絕對的權力將其意志徹底落實教化於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之中。長久下來，台灣民眾被教化成完全服從政府、相信政府與敬畏政府的個性。數十年過去，民眾對二二八事件的記憶幾乎被政府強迫從腦海中移除。又二二八事件的訊息不流通，整個大環境使得知悉的長輩不敢告訴晚輩。多年之後，在人證與物證多已滅失的情況下，明確知悉親屬於二二八受難的權利人，進一步提出申請而獲得基金會通過補償的案件相當有限，何況世事變遷、人事不存，此乃造成補償案件數與當時實際受難人數落差之所在。以南京大屠殺為例，根據《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谷壽夫案件判決書》^[128]的內容顯示，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為30萬人以上。而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與名單的調查工作從二戰後的1945年11月起，一直延續到今^{[註 13]}，總計戰後六十幾年來的調查結果，蒐集得到有名有姓的南京大屠殺遇難名單至今累計10324人^[131]。若以南京大屠殺實際受難人數30萬人計算，現今蒐集到的受難人名10324人，與實際受難人數尚落差約29倍。
若引自若林正丈^[132]所估算的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為15,000人至28,000人。事實上由於種種原因，例如當時政府所主導的濫殺行動，很多沒有書面資料遺留，因此各界對二二八事件確實的犧牲者人數，一直有極不一致的估算，從不到一千人^[133]，一直到十幾萬人不等^[134]。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數字是10,000以下，李喬則推估死亡人數為18,000人左右。^[135] 傷亡人數估計值依統計的方法論不同而異，取中間數並沒有意義。至於向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申請賠（補）償的有效案件，截至第7屆4次143董事會，已審件數：2728件，其中成立件數2266件（死亡案682件，失蹤案178件，羈押、徒刑等1406件），不成立462件（不符法定要件280件，證據不足 182件）^[136] ，但此「賠償案件數不等同於實際受難數字」，原因有七項，受理賠償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於2005年2月所發行的「二二八會訊」創刊號裡面對此有詳細說明。
賠償案件數不等同於實際受難數字，原因有七項，簡略概述如下：
一、事件後政府以連坐法牽連關係人，緊接著實施戒嚴進入白色恐怖時期，有辦法的受難者及家屬早早避走海外。
二、受難者沒有子女，五十年後父母又已死（此類有時在戶籍資料裡登載「失蹤」或「行方不明」）。
三、死於街頭的人，兄弟姊妹三等親來申請補償，但找不到證據也無人證，難以確認該事件受難者（不列入二二八基金會受難人數統計）。
四、被制度性正式處決者，因檔案被公家人員銷毀或私藏，申請者找不到證據，無法確定為受難者（不列入二二八基金會受難人數統計）。
五、許多家屬因私人因素不願申請（不列入二二八基金會受難人數統計）。
六、案件的檔案明確、證據充足，卻沒有合法的補償權利人，或申請者不是合法的補償權利人（不列入二二八基金會受難人數統計）。
七、因二二八事件，在戒嚴時期才被冠以叛亂或匪諜名目判刑或槍決者，家屬通常會選擇另一個基金會（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申請賠償（不列入二二八基金會受難人數統計）^[137]。

二二八事件死傷人數各方數字整理如下：

楊亮功調查報告死190人傷1761人。
白崇禧報告書死傷1860人。
《紐約時報》霍伯曼南京專電死2200人。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死3200人。
保安司令部死6300人。
監察委員何漢文至少死7000至8000人。
《紐約時報》記者杜爾曼·德丁專電死1萬人。^[138]
台灣旅滬六團體《台灣事件報告書》死1萬人以上。
民政廳長蔣渭川死1萬7000人至1萬8000人。
日本《朝日新聞》調查研究室死1萬至數萬人。
美國駐台領事館副領事喬治柯爾死2萬多人。
行政院官方調查報告死1萬8000人至2萬8000人。^[139]

部分受難者名單與受難經過

以下所列人物為台灣二二八基金會所認定並公告的部分受難者，僅限於在二二八事件中及之後的屠殺行動中喪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獄者則不記。由於該事件受難者過多，這裡只舉例比較有名的人物，不完全具備代表性。並按照受難者姓氏教會羅馬字拼音順序排列。

莊木火：瑞芳小學校長，於瑞芳市場遭到槍決。
楊元丁：藝人伊能靜的外公、基隆市副議長。二二八事件中基隆地區鬧米荒，運米車前往基隆因為沒有通行證，副議長楊元丁於是前往交涉，被軍人槍殺後踢入河中。

陳澄波教授

陳澄波：台灣知名畫家、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東京美術學校研究所畢業、日本畫家石川欽一郎的得意門生、台灣首位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受聘擔任上海新華藝專西畫系教授兼系主任、上海昌明藝專教授兼主任。1931年獲選為「當代十二位代表畫家」之一，嘉義市參議員。「二二八事件」時擔任和平使者去水上機場慰問國軍卻遭逮捕，並被以粗鐵線捆綁起來，未經審判槍斃於嘉義火車站前。
陳炘：台北師範學校畢業、美國愛荷華吉奈爾學院就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大公企業公司」創辦人。「二二八事件」時被警察帶走而遇害，信託公司的資產被沒收。
陳能通：基督教世家、京都帝國大學物理科畢業，任教於台南長榮中學、淡水中學校長。二二八事件時於校長宿舍中被軍人帶走後失蹤。
陳屋：抗日人士、台北市參議員。二二八事件時於國軍掃蕩行動中遇害。

台北市參議員
黃朝生醫師

黃朝生：台南人，畢業於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就讀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時寄宿在學長蔣渭水的大安醫院樓上，開業數年後當選台北市市參議員，曾與妻子陳招治（臺北市立女子初級中學校長）協助多位外省籍老師躲藏到他們的親友住處。先參與維護治安，後獲推選代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赴南京向中央陳情說明事件真相，出發前遭陳儀與柯遠芬所部殺害，屍首下落不明。
黃媽典：台灣總督府直屬醫學校（今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日治時代任朴子街長（今鎮長）、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經營嘉義客運、台南縣商會理事長。二二八事件時任台南縣參議員，在新營被槍斃示眾。
黃阿統：台北第二師範畢業、新竹客家人、淡水中學訓導主任。二二八事件中一天清晨到校處理遇害的學生，卻與校長一同被帶走後失蹤。
簡錦文：台北帝國大學畢業、基隆要塞司令部軍醫。二二八事件在基隆要塞司令部上班後失蹤，之後警備總部告知家屬其罪名為煽動暴動及叛亂，並已遭正法；家屬在掩埋現場民眾的幫助下，取得遺骨。
廖進平：台中葫蘆墩區役所書記、台中州豐原郡神岡庄議會議員、社會運動家。二二八事件時於台北八里被捕後失蹤。
顧尚泰：西醫師。二二八事件時與好友中醫師李持芳、印刷廠技師王濟寧一同被槍斃於虎尾鎮和平路東市。地方民眾於1975年建廟，三人於1977年入祀，名虎尾三姓公廟。
許朝宗：藝人許效舜的祖父、八堵火車站副站長。於二二八事件時不聽親友之勸阻，為免耽誤火車正常營運堅持上班，後連同同事共八人被軍車帶走後失蹤。
許錫謙：花蓮人、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擔任宣傳幹事及該團7名幹事之一、知名作家楊照的外祖父。「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擔任「青年大同盟」總指揮、「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花蓮分會」成立後為該會重要幹部。後走避台北，經當時官派花蓮縣長張文成及憲兵隊遊說其叔父勸說回鄉，於返回花蓮途中遭埋伏的軍憲人員捕殺。
徐春卿：台北市松山區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台北教育大學前身）畢業，服務於羅東公學校順安分教場、錫口（今台北松山）公學校，擔任公學校訓導及教師13年。國民政府駐台後，徐春卿受聘為行政長官公署諮議，日產處理委員會委員。1946年當選台北市參議員。徐春卿於參議員期間勇於揭發弊端，批評陳儀政府貪污腐敗，並公開反對浙江財團廉價收購在台日產，因而得罪官僚財閥。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被推選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交通組組長，徐提議鐵路不許運兵，及監視水源地以保護人民。友人勸徐暫時躲避，但徐自認沒做虧心事，而繼續留下來維持社會秩序，遭二名便衣特務騙出門後失蹤。
郭章垣：日本慶應大學醫科畢業、宜蘭醫院院長。二二八事件時被軍人侵入家中帶走，後發現陳屍於宜蘭頭城媽祖廟前。郭章垣遇難後，郭妻發現一張書信：「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
郭守義：日本昭和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基隆博愛醫院院長。二二八事件中被軍人擄走後開槍擊中左胸死亡。
李仁貴：台北市參議員、經營「御成軒」、台北商工協會理事、台北電氣廣福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二二八事件時於住處無故遭便衣特務逮捕遇害。

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律師

李瑞漢：日本東京中央大學法科畢業、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試及格、台北市議員、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二二八事件時，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以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邀請開會為由，將李瑞漢兄弟及參議員林連宗一同帶走，竟一去不回。律師事務所遭到劫掠、孩兒送到孤兒院。
李瑞峰：執業律師，與兄長李瑞漢同是中央大學畢業。二二八事件時與兄長、及參議員林連宗同被四名便衣和一個憲兵軍官帶走後失蹤。
李丹修：基隆八堵火車站站長。二二八事件時連同車站副站長、總務、運轉、剪票員等八人於二二八事件時被軍人押上軍車後失蹤。
林旭屏：東京帝國大學法務部畢業、日本高等文官考試及格、台籍菸酒專賣局菸草課長。二二八事件時外省籍員工皆離去，林旭屏照常乘公車上班，被軍人騙出後殺害，陳屍於台北市南港橋下。

台灣省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林連宗（左）與其獨生女

林連宗：台灣省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日本中央大學畢業、行政科及司法科雙料高等考試通過、台灣省參議員、台灣省律師公會會長、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台灣省參議會中多次質詢台灣警政、教育以及司法方面時弊，並提案組織地方監察委員會、撤銷壟斷經濟的貿易局以防貪污腐化及壟斷操控，引起國民政府不滿，於二二八事件中被憲兵帶走後失蹤。

林桂端律師

林桂端：台中神岡人、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律部畢業、執業律師。因為擔任過王添灯的辯護律師，於二二八事件中，憲兵隊長藉口王添灯有事找林桂端律師談話，於是率領四位帶槍的憲兵將林桂端從家中帶走後失蹤。
林茂生：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哲學博士（1929年）和留美博士、長榮中學教務主任、台南師範學校兼職、台北高等商業學校（今台灣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今成功大學）教授、台南商業專門學校任教。曾於終戰後協助接收台灣大學，並創辦《台灣民報》，結交了不少外省籍的朋友。擔任台灣文藝社理事，與另一位江西籍的理事曾經過從甚密。「二二八事件」時被八名武裝人員藉口陳儀長官找談話並帶走，一去不回。
阮朝日：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福島高等商業學校畢業、《台灣新生報》總經理。「二二八事件」時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女兒阮美姝至今仍積極從事「二二八事件」研究，2002年三月十二日曾在屏東設立私人紀念館（阮朝日228紀念館），2007年六月紀念館經營結束。文物分為四部份，分別保存於台北的台灣神學院、台南的真理大學麻豆分校、阮美姝二二八紀念室及施國政先生（阮朝日二二八紀念館執行長）。
施江南：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台灣第二位醫學博士、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內科專攻。日治時期曾任台北州議員，受邀擔任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事、台灣奉公醫師團本部理事。戰後曾任「台北市醫師公會」副會長、「台灣省科學振興會」主席。二二八事件時患瘧疾臥病在床，於台北市「四方醫院」療養，遭五、六個軍人及兩個便衣撞壞兩扇門闖入醫院帶走後失蹤。

台籍最高位階官員——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右），歿於二二八事件

宋斐如：出生於台南縣仁德鄉、台北高等學校、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行政長官公署唯一一位一級單位副首長（教育處副處長）的台籍高級官員、《人民導報》創辦人。「二二八事件」時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

國民黨黨營媒體中華日報於1947年3月14日的報導，從內文可以見到湯德章被南部防衛司令部指控為暴徒，並押赴台南市民生綠園執行槍決。這則報導過幾天後，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判決湯德章無罪，但是湯已枉死。

湯德章：執業律師、高等文官司法人員考試通過。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敦請湯德章擔任「臺灣省公務員訓練所」所長，湯深知官場貪污成習而予以拒絕。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台南市分會」於3月6日成立，湯被推為治安組長。3月11日被二、三十名憲警闖進家中逮捕。3月12日，湯德章被反綁懸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槍托全部打斷，在遭受酷刑後，雙腕被反綁，背後插有書寫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車，繞行市街，神情自若，並向四周市民微笑示意，然後押赴今日台南市民生綠園（已更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槍決。臨刑時向士兵破口大罵並堅持不下跪，子彈貫穿鼻樑及前額，身體猶然挺立過些時才倒下，雙眼圓睜未闔。湯被槍決後，士兵不讓他的家人收屍，任其屍體暴露三日，經過家人一再哀求，才准許以毛氈覆屍，但屍體仍不得立即移走。3月中旬，國府派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撫」。白氏來台後，下令將被關在軍法看守所的所謂「二二八疑犯」，全部移送高等法院審理，結果高等法院的判決書下來：「湯德章無罪！」
凃光明：高雄市政府日產清查室主任，與高雄市長黃仲圖和高雄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前往壽山要塞司令部找彭孟緝談判，凃被以鐵絲捆綁起來，鐵絲並以老虎鉗旋緊，直到凃痛極慘叫，經過一夜苦刑後，凃光明被槍殺^[140]。
王添灯：日治時期實業家，戰後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台北分團主任、台灣省參議員、《人民導報》社長。王添灯強烈批判行政長官公署腐敗、公務人員貪污，引起國民政府不滿。「二二八事件」中被國軍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審訊時淋汽油燒死。

台灣第一位檢察官王育霖

王育霖：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系畢業、司法官高考及格、日治時期的律師、台灣第一位檢察官，戰後曾任新竹地檢署檢察官。王個性耿直、不懼權勢。於查緝新竹市長郭紹宗少將（河南人）涉貪污奶粉案時倍受打壓。王育霖屢傳郭不至，只好率警親赴市府捉拿郭，王育霖反而遭受警察局長派人包圍，並搶走他辦案的卷宗，王育霖因此案成為國民政府的眼中釘。「二二八事件」中，被埋伏的便衣憲兵、警察拘捕。被捕後，王育霖被監禁於西本願寺（歐陽可亮當時與王育霖關在一起，恐怖情況詳見歐陽可亮的「地獄－－西本願寺」一文），受盡酷刑折磨，三月底被處死，棄屍於淡水河。
吳金鍊：台北師範畢業、東京青山學院文學部畢業、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日治時期曾任《台灣新民報》台南支局長、宜蘭支局長，並曾任職於總社社會部、政治部。總編輯吳金鍊於「二二八事件」時每日大篇幅報導各地二二八事件的消息，引起政府不滿，於報社被強行帶走後失蹤。
吳鴻麒：中壢客家人、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台灣高等法院法官、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台北教育大學前身）畢業、任教於龍潭公學校、中壢公學校。日本大學法科司法科畢業、高等文官考試通過、執業律師。「二二八事件」時在高等法院被便衣人員強行帶走，四、五天後，陳屍於南港坑道口。曾因判定一件軍民糾紛，得罪一位軍官而惹禍^{[註 16]}。
蕭朝金：日治時期牧師、三民主義青年團岡山地區負責人。「二二八事件」時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受盡酷刑後遭槍斃。

台灣省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張七郎

嘉義市參議員
潘木枝醫師

張七郎：台灣省制憲國民大會代表、醫師、花蓮縣參議會議長。自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曾先後在基隆醫院、台北馬偕醫院服務。二戰結束後，張七郎在花蓮籌建一個高大的牌樓歡迎國民政府，並要求三個兒子盡速返台服務。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長子張宗仁醫師先被軍人以士兵上吐下瀉需要醫治為由騙出門，而後張七郎與三子張果仁醫師被軍人強行帶走，三人均以繩子反縛手背後，於鳳林郊外的公墓遭到槍決。後來證明是被當時的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請軍人報復^[142]。其次子張依仁醫師曾前往中國東北病院服務，醫治過蔣介石腹瀉。張依仁被搜身時，衣袋內有一枚現職軍醫上尉證章，及蔣的親筆手條（感謝紙），才免去殺身之禍，後來避居日本。官派花蓮縣長張文成報請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至成密裁（意即不經審判、動用私刑）張家。保密局南京站在此事爆發，震驚地方之後，指示台灣調查站明確指出「張為一良善之代表，未曾參與事變之活動，似此不分善惡而捕殺，今後公家之事何人敢為。」
潘木枝：日本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東京長谷川內科醫院實習三年、嘉義市東區參選參議會參議員最高票當選（第二高票為台灣第一位女博士許世賢，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許世賢與其女兒張博雅前往陽明山避難），競選期間仍繼續在醫院為病人看病。潘木枝免費醫治付不出醫藥費的窮人，救了許多市民的生命，包含蕭萬長在內，嘉義市長孫志俊更稱呼潘木枝是他的再生父母，潘木枝醫師廣受嘉義市民眾愛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潘木枝與多人代表嘉義市處理委員會赴水上機場與國軍談和，卻遭逮捕，經國軍嚴刑拷打後，被全身綑綁押赴嘉義火車站前槍斃示眾，曝屍街頭多日不許家屬收屍，其兒子潘英哲也死在不久後國軍的清鄉掃蕩中。
盧園：日本上田纖維專門學校纖維化學科畢業、淡水中學化學科教師、三芝北新莊田心仔人。訂婚當日早上，聽聞陳能通校長長女之哀求，出門營救校長，遭兩名持槍士兵射擊中彈。陸路封鎖，轉送到北投一家外科醫院急救，後又經淡水河以舢舨轉送雙連馬偕醫院救治，不治身亡。
盧炳欽：醫師、嘉義市參議員。二二八事件時舅子林文樹擔任講和代表，和潘木枝等一起到機場後被關。盧炳欽為救林文樹，沒有逃避，國府軍隊進入嘉義時，盧炳欽出面想解決問題，當場被憲兵隊捉走，和陳澄波等四人均被槍殺在嘉義火車站前^[143]。

部份倖存者和親歷者

蔣渭川：知名非武裝抗日人士蔣渭水^[144]^[145] 的弟弟。當時國民黨派特務暗殺，蔣渭川僥倖逃過一劫，但其女兒蔣巧雲因挺身為父抵擋導致頸部中彈身亡、其兒子蔣松平胸部中彈重傷、蔣妻遭步槍槍柄重擊倒地。之後蔣渭川過著逃亡的生活，直到丘念台向政府作保，蔣渭川方出。
彭清靠：醫師、第一屆高雄市參議會議長。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市政府召開會議，決定要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禁止他的士兵再繼續射擊高雄市民或威脅委員會，並推派高雄市長黃仲圖與議長彭清靠等七人前往高雄要塞司令部向彭孟緝交涉談判。彭清靠和其他代表一進入司令部營地，隨即遭到逮捕，被以繩索捆綁並在頸後打結，期間士兵不停地用刺刀指向胸部，眾人只能坐以待斃。隔天彭突然被釋放回家，之後二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從此彭清靠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
張秀哲：原名張月澄，魯迅最親近的台灣學生，台北人。二二八事件時任長官公署經營的台灣紡織公司副總經理，將許多戰後從唐山過來的朋友藏在自己的大宅裡，保護他們的安全。國府大軍抵台後，被特務從家裡帶走，關押在警總情報處地窖（被誣關過的前中研院副院長張光直稱該處為人間地獄）。家族用盡所有的政商關係疏通，還送上鉅款救援，直到台灣行政長官陳儀親自下條子要求放人，警總參謀長柯遠芬親自到牢裡將人提出，才讓他倖免被殺。其獨子張超英在《宮前町九十番地》書中形容父親「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人……永遠面無表情」、「放出來後就如同廢人一般，連笑都不會笑了」、「他的夢、他的希望，完全的破滅」、「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張超英猜想是好友居然全都人間蒸發所致，這種刻骨銘心的打擊對他真是情何以堪，故於經歷過台籍菁英一夕之間被害的沖擊，自此灰心喪志。
洪炎秋：魯迅、周作人、許壽裳的台灣學生，彰化鹿港人，和台南人宋斐如同期到北京大學留學。二二八事件時任台灣省立台中師範學校校長。二二八事件後被國府當局以「鼓動暴亂，陰謀叛國」罪名撤職查辦，在自己的老師許壽裳力保下被釋放。
莊垂勝：洪炎秋的彰化鹿港同鄉。二二八事件時任台灣省立台中圖書館館長，被推舉為台中市二二八事件時局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二二八事件後被國府當局以「鼓動暴亂，陰謀叛國」罪名撤職查辦，通過洪炎秋和許壽裳的緊密師生關係倖免被殺。
張深切：魯迅的台灣學生，南投草屯人。二二八事件時任台灣省立台中師範學校教務主任。二二八事件後蒙上「鼓動暴亂、陰謀叛國」罪名。躲藏了半年，通過洪炎秋和許壽裳的緊密師生關係，及魯迅和許壽裳的兄弟情誼倖免被殺。

杜聰明博士

杜聰明：台北淡水人、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也是台灣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博士。台大醫學院第一任院長、台大醫學院附屬醫院院長、台大代理校長、高雄醫學院創校者暨首任院長。二二八事件時被列入黑名單，於3月11日被免去台大醫學院院長的職務。杜聰明躲了半年，總算逃過國民政府軍警特務的捕殺。
蔡丁贊：台灣醫學家、醫學博士、台南人、台南市民營蔡耳鼻咽喉科醫院院長。二二八事件時任台南市參議會參議員，後被抓捕，倖免被殺。
朱點人：台北萬華人、台灣日治時期的知名作家，用日本語和漢語寫作。受二二八事件刺激後加入共產黨，白色恐怖中被國民黨特務捕殺。
呂赫若：原名呂石堆，台灣作家、台中人，用日本語和漢語寫作。「二二八事件」後左傾逃入台北縣石碇鄉鹿窟，被毒蛇咬死，是鹿窟紀念碑提到的白色恐怖受難者。
鍾理和：台灣知名作家、高雄美濃客家人。2月28日當日正在台大醫院內科病房住院治療肺結核吐血，親耳聽見行政長官公署衛兵向民眾射擊的槍聲，並紀錄送來屍體的槍傷傷勢，以及228當天發生的情況，並用鉛筆在藥袋背面寫成三張日記，收錄在《原鄉人‧二二八記事》。
鍾浩東：高雄美濃客家人，鍾理和弟弟。二二八事件時任基隆中學校長，之後成為地下共產黨員，白色恐怖中被國民黨特務捕殺。
蕭道應：屏東佳冬客家人、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抗日份子。二二八事件時任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科教授兼主任。二二八事件爆發，蕭道應對國民政府深感失望，之後被吸收為地下共產黨員，白色恐怖中被國民黨特務抓捕轉向。
王桂榮：事件當時為台北二中（今成功中學）學生、台美基金會與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創辦人。二二八事件當時和林江邁同在延平北路近南京東路口的天馬茶房與黑美人的牌樓前當小販賣洋煙，並親眼目睹事發經過^[146]。
柯喬治：美國外交官，在二次大戰前即住在台灣。在擔任美國外交服務幹事和副領事之時，目睹了二二八事件，後來將此經歷寫入《被出賣的台灣》。
艾倫·謝克頓(Allan J. Shackleton)：紐西蘭籍聯合國駐台官員，目睹了二二八事件，後來將此經歷寫入《福爾摩沙的呼喚》^[147]。

相關史料與研究

在解嚴前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在發生後的四十年當中是一個高度的政治禁忌，解嚴後情況趨變。相關文獻枚舉數端如下：

事件親身參與者的口述歷史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阮美姝，幽暗角落的泣聲，前衛出版社。
阮美姝，孤寂煎熬六十年，前衛出版社，2003。
陳明忠，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台北：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2005。
沈秀華，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台北：玉山社，1997。
蘇新，未歸的台共魂，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3。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載台灣文獻彙刊第6輯，第16冊，第375頁。
王萬得，王萬得回憶錄，北京：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資料室，1987。
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台北: 人間出版社，2002。
吳新榮，吳新榮回憶錄：清白交代的台灣人家族史，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9。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著，我的半生記，臺北：楊翠華，1997。
許雪姬等，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
楊克煌遺稿、楊翠華整理，我的回憶，台北：楊翠華，2005。
葉紀東，海峽兩岸皆我祖鄉：一個台灣知識份子的兩岸情結，人間出版社，2000年
張光直，番薯人的故事：張光直早年生活自述，北京：三聯書店，1999。
張克輝，啊！謝雪紅，北京：台海出版社，2006。
張文義、沈秀華，噶瑪蘭二二八，台北：自立晚報，1992。
張炎憲、李筱峰編，二二八事件回憶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89。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嘉義北迴二二八，台北：自立晚報，1994。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嘉義驛前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a。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諸羅山城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b。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嘉雲平野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c。
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悲情車站二二八，台北：自立晚報，1993。
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基隆雨港二二八，台北：自立晚報，1994。
張炎憲、胡慧玲、黎中光，台北南港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
張炎憲、胡慧玲、黎澄貴，台北都會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6。
張炎憲、胡慧玲、黎澄貴，淡水河域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第4期：二二八事件專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朱昭陽回憶錄(台北延平學院關閉)口述歷史，新台灣文庫26
張超英口述，陳柔縉執筆，2006宮前町九十番地，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官方史料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陳興唐，1992，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上卷、下卷(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台北：人間。
國史館，1997，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上、中、下)。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
國史館，2008，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一至十八冊)。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
林德龍編，1992，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陳芳明導讀。台北：自立晚報。
王景弘編譯，2002，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密。台北：玉山社。

其他種類說法

二二八事件的引爆點有另外一種說法，認為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並非取締私菸造成，而是當時一位外省軍人向林江邁的女兒（林明珠女士）買菸，由於語言不通，在該外省軍人的手往口袋裡掏時，被群眾認為其欲掏槍，造成群眾衝突，進而爆發此一事件^[149]。然而對照當時（1947年3月18日）台北市警察局第四組警員在事後對林江邁所做筆錄內容（史料已公佈）相比對，這種說法（語言溝通不良的誤會）與事實完全不符合^[150]。
朱浤源認為日本人於交接台灣前，蓄意放棄糧食配給管制，造成戰後陳儀政府時期的糧荒災難，進而指出日本人在228事件中需負最大責任。朱浤源又提出二二八事件是前美國副領事柯喬治支持台獨，醜化蔣政權的結果，而二二八當天的槍擊事件，「可能」是「暴民」所放的黑槍，並假冒政府人員所為。朱浤源在向華府漢學會發表研究成果有五大突破性發現：第一，過去若干口述歷史，執筆者在文字中「上下其手，置入不該有的情緒」。第二，台灣光復以前，中共地下黨已經滲透到國民政府多個部門。第三，台灣的國軍可用之兵僅七百。第四，美國少數希望託管台灣人士介入很深。第五，長老教會廣泛參與攻擊行動。朱浤源認為基督教長老會與大流氓結合，會同台籍日本兵、中共地下黨等人一齊暴動^[151]。朱浤源指出，事件的第一位死難者陳文溪是在前一天喪生，係淡水中學畢業。陳文溪的哥哥是大流氓，侄兒也是大流氓，「大流氓與教會就在二二七的晚上結合了」^[152]。所撰「二二八事件真相還原」文章中又稱死亡人數遭灌水。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於事後發佈「有關朱浤源等人所撰『二二八事件真相還原』一文之澄清」^[153]，特地對外澄清與說明。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澄清文中，聲明朱文內容諸多謬誤，且所指與事實不符，而且朱誤將戶籍地當成受難地點，並以此例解讀成死亡人數遭「灌水」，二二八基金會認為其不應草率解讀，有違學術立場。

附錄

戰後初期台灣流行一句俗話：「狗去豬來」，形容日本人（狗）統治台灣剛結束，國民政府（豬）又來。狗很兇很會叫但還會看門，豬卻只會吃，顯示台灣人在國民政府取代日本人成為台灣統治者後，內心的失望與不滿^[154]^[155]。
戰後的台灣另流行一首俗諺：「吃銅吃鐵，吃到ALUMI（鋁）。有毛的，吃到鬃簑；無毛的，吃到秤錘；有腳的，吃到樓梯；無腳的，吃到桌櫃。」批評來台接收的國府軍政人員，貪污腐敗至極。
228事件發生前一年（1946年）流行一首民謠：「台灣光復真吃虧，餓死同胞一大堆，物價一日一日貴，阿山一日一日肥。」描寫當時米價暴漲，路有餓莩，而中國軍公教人員卻享盡好處的情形。
戰後的台灣流行一首打油詩，並為1946年「閩台通訊社」編的《台灣政治現狀報告書》所引述：「盟軍轟炸驚天動地，台灣光復歡天喜地，官員接收花天酒地，政治混亂黑天暗地，民生痛苦呼天喚地。」^[156]描述國民政府政治腐敗、貪污橫行、人民痛苦民不聊生。
1946年6月10日的美國《時代雜誌》內文標題「This Is the Shame!」裡面有一段話：「台灣民眾迎接來訪的美國人（記者）說：『你們對日本人真仁慈，丟給他們原子彈，卻丟中國人給我們！』」（Formosans greeted the few visiting Americans with: "You were kind to the Japanese, you dropped the atom on them. You dropped the Chinese on us!"），顯示當時台灣人對陳儀政府的強烈不滿^[157]。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徵召約一萬五千名台灣青年投入國共內戰（70軍約徵召10000人、62軍約徵召3000人、21師約800人、海軍技術兵員大隊約300人、其他如海外留用及醫務人員約800人），其中約一萬二千人死在中國戰場^[158]，最終只有一千餘人得以回到台灣。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於1947年3月7日向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提解決問題之《三十二條處理大綱》，當中的政治方面根本處理的要求之一「縣市長於本年六月以前實施民選」，此項於1950年－1951年中華民國縣市長選舉才獲得實現。
二二八事件時鎮壓台灣軍隊之一的國軍整編第21師，奉調返回中國大陸時恢復軍級建制，1948年4月王克俊接任軍長。事隔兩年之後，於國共內戰上海戰役中，因軍長王克俊帶領團長以上軍官丟下部隊搭船逃跑，部隊於1949年5月25日遭共軍殲滅大部，殘部於5月26日列隊投降。
二二八事件爆發一年多後，陳儀於1948年6月任浙江省主席。陳儀見當時局勢對國民政府不利，欲投奔中國共產黨，並以親筆信函策反湯恩伯投共。最後陳儀便因「通共」的罪名遭處刑，陳儀由中國大陸被專程押赴台灣台北馬場町執行槍決。《中央日報》報載前往守候觀看行刑的台灣民眾高達兩萬人。
1949年7月13日在澎湖發生了山東流亡學生反抗國府徵兵而導致流血衝突的澎湖七一三事件，被後人稱為「外省人的二二八事件」。
造成二二八事件的原因（苛虐暴政、貪污腐化、經濟崩潰、軍紀敗壞），也是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失去民心，在第二次國共內戰失敗的主要原因。

garden

2014年10月1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