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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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變，又稱瀋陽事變、奉天事變、盛京事變、滿洲事變、柳條湖事變等，是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國東北爆發的一次軍事衝突和政治事件。衝突雙方是中國東北軍和日本關東軍，日本軍隊以中國軍隊炸毀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為藉口而佔領瀋陽。
名稱[編輯]
又稱瀋陽事變，歐美稱奉天事變或盛京事變（Mukden Incident），因瀋陽舊稱奉天、盛京（Mukden為滿文，音譯謀克敦，意譯為盛京，或譯奉天）；日本稱滿洲事變或滿州事變（日語：満州事変〔満洲事変〕／まんしゅうじへん Manshū jihen），自清末開始，日本稱中國東北為滿洲或滿州；因為由柳條湖事件引發，又稱柳條湖事變。
背景[編輯]
根據以往的條約，日本擁有中國東北地區境內的南滿鐵路，和鐵路沿線的駐軍權。為擴大利益，日本政府積極主張建設鐵路支線。初期東北的統治者奉系領導人張作霖，為獲得日本的貸款，同意日本修建了一些支線。後來迫於民意壓力，張作霖計劃自行修建鐵路，打破日本的壟斷。
1929年3月26日，中國國民黨東北黨部在奉天成立，並主張收回旅順大連租界與南滿鐵路。1929年底，張學良的東北軍為了從蘇聯手中收回位於中國東北的中東鐵路與蘇聯紅軍爆發武裝衝突，即中東路事件。此役東北軍大敗，暴露了其相對虛弱的軍事實力。事後，中蘇關係徹底斷絕。[2]日本關東軍從上到下則變得極為急迫。
1930年5月，關內爆發中原大戰，張學良於9月率領東北軍主力進入山海關，支持蔣介石中央軍，獲勝後領兵常駐北平、天津，關外防備空虛。自東北易幟歸服中央後，日本人既嫉妒中國之統一，復羨慕東北三省之資源，發動侵略日趨積極。[3]
6月，日軍相繼挑起「間島事件」，軍部和政府趁機在國內大肆渲染「滿蒙生命線的危機」，陸軍大臣南次郎聲稱「滿蒙問題只能用武力解決」。此時，雖然中華民國形式上實現統一，但當時國民政府仍忙於平定中國各地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工農紅軍為首之軍政勢力。
7月，東北發生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張學良指示東北軍保持克制，避免與日軍衝突。7月23日，蔣中正：「中正奉命剿赤，自六月二十一日自京入贛以來……與赤匪作殊死戰之際，忽於軍中接讀朝鮮華僑慘案（萬寶山事件），與石友三叛變，暨粵桂諸逆進犯湘贛之報。中正星夜馳回南昌，總閱各方報告，乃知石友三叛變是受粵中叛徒五十萬收買，且有日本之軍官及贛匪首領出入其軍中，隱與帝國主義（日本）者之侵略及贛、鄂赤匪之擾亂，彼此遙想呼應。又於寧都（江西南部）赤匪之總部搜獲毛澤東致彭德懷之電文，內稱兩廣月內出兵湘贛，接濟子彈五十萬粒，即日可由嘉應解來。」7月28日，長江中下游豪雨成災，漢口堤防潰堤，災民佔全國四分之一人口，國民政府將全國預算七分之一用於賑災，使國家赤字增多，但湖北、安徽、江蘇依舊爆發騷亂，中國共產黨組織災民組建工農紅軍進行反政府的鬥爭[4]。
國民政府對日本的進攻採取不抵抗政策。據張學良部下洪鈁回憶事變發生前的1931年8月16日，蔣介石曾致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此即所謂「銑電」)
柳條湖事件[編輯]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駐虎石台兵營的獨立守備隊步兵第二大隊的第三中隊離開原駐地，在中隊長川島正雄大尉率領下沿南滿鐵路向南行進到文官屯一帶實行夜間演習。晚上10時20分左右，以副中隊長河本末守中尉和小杉喜一軍曹為首的一個小分隊在奉天（瀋陽的舊稱）北面約7.5公里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藥，炸毀了一小段鐵路。日本關東軍並將3具身穿奉軍士兵制服的中國人屍體放在現場，作為奉軍破壞鐵路的證據。晚上11時15分，日本關東軍自動將南滿鐵路柳條溝鐵橋炸毀，誣指為中國軍隊所為，開始進攻瀋陽北大營。[5]
爆炸後，河本末守立刻向北大營方向射擊，並向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大隊長島本正一中佐報告「北大營的中國軍隊，炸毀鐵路，攻擊守備隊」。獨立守備隊又立刻報告了旅順的關東軍司令部。時任關東軍高級參謀的板垣征四郎早已等候在奉天特務機關，島本正一中佐趕到報告時，板垣征四郎下令向奉軍開火，進攻東北軍北大營和瀋陽城。在文官屯一帶的第三中隊向南移動進攻北大營，設在虎石台第三中隊駐地里的火炮開始轟擊北大營和奉天機場。
奉軍第七旅在事先已經得知日軍將要在近期製造挑釁事件，但張學良電令「中日關係現甚嚴重，我軍與日軍相處須格外謹慎。無論受如何挑釁，俱應忍耐，不准衝突，以免事端。」經過反覆研究，第七旅決定對於日軍的進攻，採取「釁不自我開，作有限度的退讓」的對策，如果敵軍進攻，在南北東之間待敵軍進到營垣七八百米的距離時，在西面待敵人越過鐵路即開槍射擊，在萬不得己的情況下，全軍退到東山嘴子附近集結候命行動。事變發生時，旅長王以哲沒在軍中。參謀長潘鎮源用電話向榮臻請示，榮下令「全取不抵抗主義，繳械則任繳械，入占營內即聽其侵入，並告以雖口頭命令亦須絕對服從。」
奉軍第七旅三個團中有兩個團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鐵漢的第六二〇團未及時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衛抵抗，日本人謀本舍三在《關東軍史》寫道：「因慮營內設伏，為激烈之反抗，故前線士兵，不敢十分挺進，只以極猛烈之炮火相恫嚇。」 直到次日兩點多，鐵嶺，撫順的日本守備隊相繼來到，兵力增加，才勉強迫近北大營四周的鐵絲網，從南面突入營垣。中國官兵與敵展開巷戰，激戰到三點多鐘。在王鐵團長率領下突圍，撤退到東山咀子集結待命。
日軍攻陷遼寧、吉林主要城鎮[編輯]
9月18日，當獨立守備隊向北大營進攻同時，關東軍第2師第3旅第29團向奉天城攻擊。駐軍在睡夢中驚醒，死300餘人。[6]駐軍因長官正滯留於關內，聞變無法應付，奉命取不抵抗主義，日軍遂佔領北大營、東大營，以及兵工廠。[6]時張學良方滯北平，嚴令駐軍王以哲旅不作抵抗。[5]
9月19日凌晨，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下令：遼陽的第2師主力增援對奉天的進攻；獨立守備隊第3營進攻營口、第4營進攻鳳城、安東（現為丹東）；第2師第3旅主力、騎兵第2團、獨立守備第1營分別進攻長春寬城子、二道溝、南嶺等地。日軍遂於9月19日上午6時佔領奉天。[5]日軍大隊入城，完全佔領奉天。[6]劫中國兵工廠存儲步槍8萬支，機槍4000挺，飛機200餘架。[7]日軍相繼佔領長春、四平等地。[8]至上午10時，日軍先後攻佔四平、營口、鳳城、安東等南滿鐵路、安奉鐵路（安東-奉天）沿線18座城鎮。長春地區東北軍自發反擊，戰至次日，長春陷落。
9月21日，蔣中正回到南京做出三項基本外交原則：1.堅決抱定保護我國領土主權及行政完整。2.維持東方平和而達到維持世界的和平。3.尊重一切國際公約，尤注重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是日張學良在協和醫院對日本新聞記者談話說：「據昨夜接到遼寧之報告，關於瀋陽中日不幸事件之情形，早已知矣，惟因對此不獨無抵抗之能力，且又無交兵之理由，是以絕對不加抵抗，任日本之所為，此種嚴命，余早已發出」。[9]同日，吉林省政府主席熙洽投降，甘願作漢奸，日軍遂不費一彈，進入吉林省永吉，佔領吉林全省。[6]東北邊防軍駐吉林省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謝安俊率部投敵，日軍第2師主力佔領吉林。
9月22日，蔣中正於南京市黨部：
「如至國際條約信義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忍耐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之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須領導全體國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與國家人格。」[10]
9月23日，日軍進至新民。[7]日軍瘋狂擴大佔領區，5日之內南滿要地相繼陷落。[7]自9月18日至9月23日，5日之間，遼寧、吉林兩省全失，臧式毅、袁金鎧、趙欣伯紛向日軍投降，在瀋陽建立「政權」，僅榮臻率軍退守錦縣。[6]張學良下令「不抵抗」受到國民政府的嚴厲批評，但蔣中正仍然希望張學良前往南京商討外交應變的方法，張卻表示拒絕並改派萬福麟入京[11]。
黑龍江主要城鎮淪陷[編輯]
1931年10月1日，洮遼鎮守使張海鵬投敵，且奉日軍命令派出3個團進攻齊齊哈爾。10月8日，東北國民救國軍成立，高鵬振任司令。[8]10月13日行政院大會，日方則藉口中國抵制日貨，拒絕撤兵。[12]日本又提出直接交涉之議，為國聯所否決。[12]10月16日在嫩江橋，被黑龍江省防軍擊退。守軍炸毀嫩江鐵路橋的第1、第2、第5號橋，以阻止日偽軍進犯。10月21日，馬占山就任黑龍江省政府代理主席。[8]10月24日，行政院除重申9月30日日軍撤兵外，並決議：一、要求日軍在下次開會前完全撤退；二、中國保證日僑生命安全。[12]10月26日，關東軍第2師團第29聯隊佔領四洮鐵路（四平至洮安）沿線主要城鎮。
1931年11月，日軍以偽軍張海鵬部為前導，進攻黑龍江。[7]是月初，日軍運動鬍匪張海鵬起事，在嫩江與馬占山大戰，張部失敗。[13]11月4日，關東軍嫩江支隊攻擊嫩江橋北守軍。日人鑒於取黑龍江計劃實現不易，遂調軍攻齊齊哈爾，馬占山在嫩江鐵橋一役，大勝日軍，全國紛起援助。[13]江橋抗戰，黑龍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東北邊防軍駐江副司令長官馬占山指揮3個旅，5個團共1.3萬餘人，戰至11月18日。但終因不敵日方新式武器，率隊退出苦守20餘日之黑龍江省會齊齊哈爾。[13]11月19日，龍江失守。[7]馬占山撤往克山、海倫。至此，東北三省遂全部失陷。[13]
錦州、哈爾濱淪陷[編輯]
張學良在事件爆發後離開奉天，帶領屬下轉移到錦州。10月8日，關東軍派出12架轟炸機空襲錦州。對此，南次郎陸軍大臣依然對若槻禮次郎首相聲稱「由於受到中國軍隊的防空炮火攻擊，才不得已採取自衛行動。」，此後關東軍發表公開聲明，宣稱「張學良在錦州集結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將對日本權益造成損害。為了儘快解決滿蒙問題，關東軍有必要驅逐錦州政權。」此後，幣原主張國際協調主義外交政策受到嚴重挫折，日本在軍國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
日軍攻佔黑龍江省主要城鎮後，開始進攻遼西地區。九一八事變後僅兩個月，日軍佔領中國東北三省諸多主要城市。事變之後，遼寧省府遷至錦州。[13]12月初，日本藉口剿匪，不顧英、美、法照會，向錦州進攻，並分兵威脅天津、山海關；張學良之榮臻所部，力量不夠，向關內唐山、灤州、昌黎退卻。[13]12月中，別路日軍自旅順北犯。[7]12月15日，關東軍進攻錦州。12月17日，日本陸軍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並從朝鮮調第20師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轟炸飛行中隊以增援關東軍。12月28日，第2師主力渡過遼河進攻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進攻打虎山。
1932年1月2日，日軍佔領錦州，東北軍撤入關內。[8]1月3日，日軍攻陷錦州，關外要地盡失，未及撤出國軍及義胞，乃從事游擊戰爭。[7]1月3日，第20師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佔領錦州。駐錦州東北軍第十二旅、第二十旅和騎兵第三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灤東地區和熱河。1月4日，黃顯聲在熱河北票設立東北民眾抗日義勇軍總指揮部，開展抗日游擊戰爭。[8]1月28日，關東軍第3旅由長春進犯哈爾濱，同時從遼西地區調第2師增援。為轉移國際社會對滿洲關注，日本在國際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發一二八事變。1月31日，依蘭鎮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長李杜率吉林自衛軍進行哈爾濱保衛戰。激戰五天，自衛軍傷亡慘重，撤往賓縣。
九一八事變之東北軍[編輯]
東北軍獨立第7旅王以哲（9月18日發動北大營突圍戰，先撤錦州，再撤關內） 東北軍獨立第12旅張廷樞（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獨立第19旅孫德荃（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獨立第20旅常經武（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獨立第27旅吉興（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3旅張樹森（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騎兵第4旅郭希鶻（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騎兵第7旅常堯臣（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8旅程志遠（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1旅趙芷香（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2旅蘇德臣（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3旅李桂林（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5旅張作舟（9月19日發動長春突圍戰，戰敗被俘投日） 東北軍獨立砲兵第8旅劉翰東（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當時東北軍共有陸軍獨立步兵18個旅，獨立騎兵5旅，砲兵4團1營，工輜各一營，陸軍總兵力189,505人以上（部份地方兵力不計），槍枝96,897枝。空軍4個大隊，飛機262架。海軍船艦約3萬噸。以如此大的兵力放棄中國東北令人惋惜。[14]
放棄錦州[編輯]
此時日本之軍事擴張，完全因為中國本身實力太差，無力與日軍週旋，而全國上下，把唯一希望寄託在國際聯盟身上；豈知國際力量微弱，不但拿不出辦法來，反而鼓勵日本橫行。[13]九一八事變後，南京就設立了特種外交委員會。即過多天商討，決議了一個《現在處理時局之根本方針》，客觀評估了當時的局勢條件。著名的台灣歷史學家梁敬錞博士事後評論說：「……，持與今日英國日本各方面檔案與其他著述資料相互印證，大抵皆能正確，允稱政略之傑構。其中明知國聯不足恃，而不得不仍作信賴國聯之表示：明知解決事變不得不出於軍事之犧牲，而仍不能不計較犧牲之真實代價，皆可鑒政府當時應付艱局之苦心。而可憾者，當時忍耐止境只限錦州，錦州有難，即當抗戰。而其後錦州卒至不戰而退，事變範圍反之擴大了。」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在粵系的逼迫下辭職，張學良也辭去副司令的職務，但獲得一個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軍奪取錦州之戰即在此後展開。以粵系為主的新南京政府，孫科為行政院長，陳友仁為外交部長。
在孫科政府上台以前，蔣介石、顧維鈞二人均屢次向張建議：「錦州一隅如可保全，則日人尚有所顧忌……關係東省存亡甚巨。」顧於12月5日致張電中猶敦促張： 「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前途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抵禦。」
張學良始終傾向於「直接交涉主動撤軍」，11月28日，日本駐平參事矢野真前來與張學良商洽雙方解決方案，張表達「雖未獲訓令，但本人對此贊成」日方進一步希望：「地方局部問題就地解決，錦州衝突攸關東北軍切身利害」，隨後更情商前東北參議湯爾和進行遊說。12月7日，張學良首肯將自錦州撤兵[15]。但張學良對外界都堅稱死守錦州，據日本關寬治等的《滿洲事變》記載，「陸軍方面收到中國方面的兩份重要電報。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錦州的榮臻給張學良的，主要內容是說錦州附近由張廷樞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設置中立地帶。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張學良給蔣介石的，內容是否定關於主動撤出錦州的謠傳。張學良的這種態度反映出來之後，國民政府四日就反對設置中立地帶的方針，向國聯的中國代表施肇基發出訓電，同時開始宣傳說，設置中立地帶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國聯萬一不能阻止日本的進攻，中國不得不為自衛而戰鬥。根據中國方面的上述動向，關東軍認為，中國確實要決心保住錦州。於是，十二月十日，關東軍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個師團。同時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張學良在錦州駐有重兵，據《蔣總統秘錄》記載，關東軍看穿了張學良自蔣於十五日下野之後已經喪失了戰意。據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在滿州事變中軍的統率」文件中，錄有獲自中國軍方的下述兩件情報為例，分析張學良內心業已動搖：
12月21日，北平綏靖公署令第二軍司令部：「我軍駐關外部隊，近當日本來攻錦州，理應防禦；但如目前政府方針未定，自不能以錦州之軍固守，應使撤進關內，屆時，以遷安、永平、灤河、昌黎為其駐地。」
12月22日，張學良上蔣總統電 ：「公（蔣）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處，乞公賜予最後指針。」
就在國民政府孫科給張學良發出「死守錦州」命令的同時，身為參謀總長的朱培德就在特種外交委員會上指出，「錦州至多只能守一個星期，而且關內無兵可援」，所以對於東北戰局，他以軍人立場認為：「一條路是不顧一切以赴之，另一條路便是和日本議和」。
當時的錦州，國民政府一再要求張固守，張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說，「日軍傾全國之力，而我僅一域之師」，「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將同時牽動」，不斷去電請示援助。當時日本在天津有駐屯軍，山海關有守備隊，山海關方面還配有海軍艦艇。錦州之戰以前。日本即發動「天津事變」，被東北軍鎮壓。在兩國沒有全面開戰的前提下，這些日軍又都合法存在，捲入事件的只是關東軍，華北的日本駐軍似乎仍然置身事外。但實際上，華北的日本駐軍有一個秘密配合關東軍圍殲錦州所駐東北軍的計劃，只是被關東軍方面拒絕。東北軍在錦州外圍與日軍激戰失利後，錦州駐軍擔心退路被截斷，在沒有後方支援的情況下陷於背水一戰的境地。
同時，東北方面也質疑粵系的抗日態度是否真實，因為其外交部長陳友仁，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期間曾到日本向幣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議，要與日本合作以打擊蔣介石，並準備出賣滿蒙的權益以換取日本對廣東提供一批武器。不過幣原喜重郎正是反對日本軍人這種做法的，雙方沒有談攏而作罷。粵系南京政府向張學良共發了三個「死守錦州」的命令，張學良也向中央發出三次請援，內容超乎尋常，目的在給粵方難堪[16]。請援無下文，「請械請彈無應，請航空隊救護隊，亦無應」。當時孫科已經出任行政院長，但財政部長黃漢契卻無財可用。中央政府的反應激起東北軍前方的強烈抗議，奉命守錦州的東北軍將領榮臻厲詞批評：「中央不撥一分糧餉，不發一槍一彈，只在發命抗敵，顯然有意徒令東北軍犧牲，故置東北軍於死地」。
諷刺的是，12月25日日軍總攻錦州，張學良撤軍主動放棄。1月2日錦州失守，當日陳銘樞在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上報告：「自12月30日以後就沒有前線消息」。放棄錦州的消息是經由外國通訊社報導傳回中國，當時張學良未向中央提起。
再失熱河[編輯]
一二八事變後，廣東軍奮起抗敵，迫使日軍三易主帥。時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精衛，希望張學良出兵南北夾擊日軍，並派陳公博和李濟深北上班請救兵。張學良職務是負責保衛熱河、察哈爾、河北等地，以他的方針回答道：「鞏固後方，推進前方，保衛地方，擁護中央」，不肯出兵。
汪精衛對軍隊系統內部過節不甚明暸，且與張本有中原大戰的宿怨，另外當時東北根據地已失，華北局勢未穩，大軍開拔需要糧餉，汪不撥分文，卻以此疑忌，一再逼迫張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出戰，顯示其實際目的在於以東北軍之犧牲賺取政治資本和輿論支持。調兵入熱的問題本可以協商解決，最後卻演成一場意氣之爭。
1932年8月6日，汪精衛通電請求辭職，並逼張一同下野：
「北平緩靖公署張主任漢卿勛鑒，溯兄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里土地，陷於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賴第十九軍及第五路軍奮起抵禦，為我民族爭生存，為我國家爭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於兄。然亦冀兄之激發天良，有以自見。乃因循經年，未有建樹，而寇氛益肆，熱河告急，中央軍隊方事剿匪，溽暑作戰，冒諸艱苦。然為安定內地，鞏固後方防計，義無可辭。此外惟兄擁兵最多，軍容最盛，而敵兵所擾，正在兄防地以內。故以實力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敵人，兄在職一日，斷非他人所能越俎。須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凡屬族類，皆有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義務，當日第十九軍及第五路軍作戰淞滬，實本斯義，豈有他求！及戰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賦，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糧景從，以助士氣。今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自一紙宣言捍禦外侮以來，所責於財政部者，即籌五百萬，至少先交兩百萬；所責於鐵部者，即籌三百萬；昨日則又以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責之於行政院矣。當此民窮財盡之時，中央財政歇蹶萬分，亦有耳目，兄寧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挾，誠不解是何居心！無論中央無此財力，即令有之，在兄為實行抵抗以前，弟亦萬不忍為浪擲！弟誠無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饜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於弟唯有引咎辭職，以謝兄一人，並以明無他。惟望兄亦以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則關內之中國幸甚！」
張學良回復：
「自九一八日本侵華以來，國家力謀團結禦侮，汪先生如欲辭職，盡可明白向余表示，何必發表與事實不相符合之談話？自日軍侵犯東北以後，余毫無個人生命財產之觀念，但因華北治安責任在身，未敢擅離職守，余為軍人，負責統率大軍，一切行動當不如汪先生自由也，余雖準備交卸，但一旦在職，不得不努力華北治安。」
張學良嗣後引咎辭職，東北軍將領和宋哲元等北方將領則聯名願與其共進退。汪精衛聲言抗日，卻在熱河抗戰前夕掀起政壇風波，蔣介石亦在日記中稱其「不顧大體」。
3月7日，張學良上呈中央辭職：（節錄）
「自東北淪陷之後，效命行間，妄冀待罪圖功，勉求自贖，詎料熱河之變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種種原因，釀成惡果，要皆學良一人誠信未孚，指揮不當，以致上負政府督責之殷，下無以對國民付託之重，……學良雖粉身碎骨，亦無補於國家，無補於大局，應懇迅賜命令，准免各職，以示懲儆。」[17]
3月10日保定會議，張學良辭職照准。因熱河失陷，張下野赴歐洲戒毒治療，汪兆銘復出。
滿洲國成立[編輯]
1931年，由於受到國際輿論普遍譴責，關東軍不敢悍然吞併滿洲全境，因此考慮建立傀儡政權。日本人善於利用傀儡，取得東北三省後，土肥原賢二把清遜帝溥儀從天津運到旅順。[13]土肥原賢二大佐時任特務機關負責人，遊說已經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謊稱表示滿洲本為滿族故土，以復興滿清為條件，說服溥儀回到東北。11月10日，溥儀從天津出發，11月13日到達營口，最後留在旅順日本軍營內。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滿洲國正式成立。3月9日，在日人牽引下，正式成立「滿洲國」傀儡政府。[13]溥儀宣布就任滿洲國執政儀式，擔任國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今長春），年號定為「大同」。（1934年3月1日改大滿洲帝國，登基稱帝，改年號為康德）。由駒井德三任國務院總務廳廳長，總攬大權，日本人分任次長及司長把握主權，各機關均有日本人參加監視，共達3000名之多。[18]上述宣言都在東北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張景惠的公館發表。
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他於是時外國干涉提出威嚇。[19]6月14日，日本政府對「滿洲國」予以承認。[19]日本當時對國際外交之陰謀，是藉「滿洲國」來搪塞國際責難。[19]一切劫奪行為也可委諸「滿洲國」而自享其利。[19]
9月15日，日本與滿洲國於新京簽訂《日滿議定書》。武藤信義在「日滿」議定書中說：「茲因日本國，確認『滿洲國』根據其住民之意思，自由成立，而成一獨立國家之事實。因『滿洲國』宣言，中華民國所有之國際約款，其應得適用於『滿洲國』者爲限，即應尊重之，滿洲國政府及日本國政府……為協定如左：一、『滿洲國』將來滿日兩國間未另訂款約之前，在『滿洲國』領域內，日本國或日本國臣民，依據既存之日華兩方間之條約協定，其他約款及公私契約，所有之一切權利利益，即應確認尊重之。二、『滿洲國』及日本國……相約兩國協同當防衛國家之任，爲此所要之日本國軍，駐紮於『滿洲國』內……」[20]在這議定書下，遼、吉、黑三省，就為日本所劫奪，予以「獨立」，成為中國無比之創傷。[21]關東軍並藉口「日満親善」繼續向南擴張。
中國國內反應[編輯]
國民政府[編輯]
1932年1月2日，蔣發表「獨立外交」演講，痛切指陳宣戰之弊害。[22]
蔣事後在1934年10月檢討：中國東北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胡適等人甚至不惜主張依據日方所提〈幣原五原則〉進行直接交涉。中國中央政府卻堅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則，致使日本緩和派不能抬頭，日本少壯軍人氣勢日張，問題愈陷僵化。[23]
中國共產黨[編輯]
1931年9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譴責日軍侵略，同日，中共中央代總書記王明發表「武裝保衛蘇聯」的講話。9月2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提出組織東北游擊抗日（後形成東北抗日聯軍，即抗聯）。12月6日，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北大南下示威團由中央大學集結出發，沿途散發「被壓迫民眾團結起來」、「全國無產階級暴動起來」、「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等傳單，行經成賢街浮橋時打傷警官2名，警員7名，憲兵1名。12月11日，中共帶領北大南下示威團繼續發動示威暴動，並拿出「打倒國民政府」、「工農兵聯合起來」、「爭取反帝及一切自由」、「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各類油印傳單或標語。12月15日，北大南下示威團手執紅旗直搗國民政府外交部，數名職員不來及逃出遭毆打成重傷；一部份學生約200名左臂縳紅布赴中央黨部，以木棍擊昏陳銘樞並綁架蔡元培，黨部衛士鳴槍示警營救追回，由於蔡元培年事已高又遭脅持拖行半公里，手臂紅腫，頭部亦受擊傷送醫[25]。
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編輯]
榮臻，九月十八日深夜：（節錄）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副司令以電話報告，並請應付辦法。當經奉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長，令不抵抗……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炮廠、火藥廠，均被日軍襲擊。當時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
張學良，九月十九日下午：昨日接到瀋電，驚悉中日衝突事件，惟東北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由瀋，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
張學良在戰後曾解釋：「當時我沒想到日軍會那麼蠻幹，我以為他們絕不會這樣做。我覺得日本是要以這種軍事行動來挑撥我們，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決這個事件……後來國民對我的不抵抗有所責難，對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責備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陰謀，我承認我有責任。」「從前許多學者研究認為是國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實國民政府的指示是『相應處理』，『相應處理』意思是看情況自己去辦，等於中央不負責的。因此不能將九一八事變沒抵抗的責任推給國民政府。我因為不希望擴大事件，所以採取不抵抗政策[27]。……」
另外，據何柱國旅長回憶，9月12日，蔣在河北石家莊召見張學良時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只有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准抵抗。」但空口無憑，至今也沒有證據顯示蔣曾與張在石家莊會面以及說過此話。[2]1947年，馮玉祥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當中，更是鐵口咬定，九一八事變張學良的不抵抗決定，只是在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但張學良在重獲自由後，還堅決否認有人說他曾把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電文隨時放在身邊的說法，說這是「瞎說，瞎說，根本沒有這種事情」。根據蔣介石的日記，則否定了張、蔣在河北會面，因為按照蔣介石日記，9月12日蔣介石正在去武漢的船上。[3]另外，關於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回憶「九一八事件當晚，蔣介石曾十多次電函張學良不准抵抗」的說法也沒有根據，因為當時蔣介石正在坐船從南京到南昌去指揮剿共的途中，通過蔣介石的日記，也不能證明蔣當晚知道九一八事變的爆發[4]，並且至今並未找到蔣給張發的不抵抗指令的電報，同時郭維城1934才加入東北軍。[28]
儘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在接到蔣介石8月16日電報指令後，於9月6日致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在1991年其重獲自由後，張學良在各種場合多次承認九一八事變當中的「不抵抗」決策完全是其一人所決定，中央政府不應該承擔責任。[29]張學良1990年接受日本公共電視台NHK採訪時，表示他當時認為「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戰爭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應會約束關東軍」。「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國民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但是也有人認為，張所一直強調是自己做的主張，恰恰很可能是張由於對蔣的私人情感而自願背負罪名。
總之，在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落下了「不抵抗將軍」的評價。由於張學良的不抵抗，日本關東軍隨後發動了侵佔中國東北的戰爭，以1萬餘人進攻有14萬人中國東北軍，並在短短半年內佔領東北三省。
自從東北軍守錦州開始，先後無數次向中央提出彈藥、人員、資金方面的支援，結果中央政府一方面堅決要求東北軍抵抗，另一方面卻分文不拔，東北軍將領認為中央政府這樣做，是要將東北軍置於死地，以借日本人之手消滅奉系軍閥的勢力。其中，東北軍將領榮臻厲詞批評道：「中央不撥一分糧餉，不發一槍一彈，只在發命抗敵，顯然有意徒令東北軍犧牲，故置東北軍於死地」。當時的行政院長孫科由於從財政部得不到任何增援東北軍的資金，辭職下台。繼任的汪精衛亦只能一面責令東北軍抵抗，另一面分文不出，致使他的抗日要求被張學良婉拒。而另一方面，汪的積極抗日主張也與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路線完全相左，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憤而辭職出洋。
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編輯]
9月22日，蔣介石向全國人民宣稱：「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之態度，靜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蔣介石當時以「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為原則，以先消除共產黨的反對勢力分裂主張，再集結力量對抗日本軍等外來勢力為方針。近期通過蔣介石日記的解密，根據民國史學家楊天石先生的研究，在北伐戰爭時期，曾在日本留學並熟知日本軍力的蔣介石，就有「三月亡國」之論，認為中日國力懸殊，一旦開戰，中國沿海地區就會陷入日軍之手。日軍於1928年出兵濟南，製造「五三慘案」，北伐軍對日妥協，刻意避開日軍，繞道北上，蔣在5月3日日記中寫道：「身受之恥，以五三為第一，倭寇與中華民族結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蔣在5月10日的日記里，第一次親筆寫下「不抵抗主義」，但從此之後，蔣介石的日記均以「雪恥」開頭。
另外，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19日，蔣在日記里寫道：「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佔領我營房。刻接報已佔領我瀋陽與長春，並有佔領牛庄等處。是其欲乘粵逆叛變之時，內部分裂，而侵略東省矣。內亂不止，叛逆毫無悔禍之心，國民亦無愛國之心，社會無組織，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論決無存在於今日世界之道，而況天災匪禍相逼而來之時乎？余所恃者惟一片愛國心。此時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
9月20日記寫道：「雪恥，人定勝天。日本侵略東省，是已成之事，無法補救。如我國內能從此團結一致，未始非轉禍為福之機。故對內部當謀團結也。因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強佔以後，心神哀痛，如喪考妣。苟為我祖我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省永無人格矣。小子勉之。內亂平定不遑，故對外交太不注意，臥薪嘗膽，教養生聚，忍辱負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與敬之、真如、天翼協商，下午從南昌出發回京。」
9月21日：「雪恥，人定勝天。團結內部，統一中國，抵禦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喚醒國民，還我東省。下午二時到京，約會幹部。余主張：日本佔領東省事，先提（交）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國，以求公理之戰勝；一面則團結內部，共赴國難，忍耐至相當程度，以出自衛最後之行動。對廣東，以誠摯求其合作。一、令粵方覺悟，速來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幹部均可退讓，只要粵方能負統一之責，來南京改組政府。三、胡、汪、蔣合作均可。」
9月22日：「雪恥，人定勝天。上午到市黨員大會，余講至『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之句，有一人譏為『言過其實』一語。余心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國亡無日，哀痛之至，拋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覺失態。余復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濟南炮擊機射，余實倭炮中遺留不死之身，決非誇詞耳，乃益悲憤。因知愛國者多，而亡國者少，國事猶可為也。下午請稚輝、季陶詳述余之懷抱與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權之意。悲戚痛楚，欲哭無淚，哀喪未有如此之甚也。」
9月23日：「雪恥。人定勝天。昨日國際聯盟會決議，中日兩國停止戰時行動，雙方軍隊退回原防，聽候聯盟會派委員查察裁判。此實為一外交之轉機，亦對內統一之機。如天果不亡中國，則此次外交當不致失敗也。漢卿派萬福麟來京要求外交早日解決，所以官長之財產與東北之痛苦為念，聞之心痛。粵方勾結倭寇以召外侮，圖謀推倒中央為快，東北又為一部分之利害急謀解決，不問國際地位與國際形勢，以及將來單獨講和之喪辱。嗚呼，外侮既急，國內政客官僚非賣國即畏敵，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國際聯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國內不能一致對外，則中國從此無人格矣，憂焚無已。晚與萬福麟詳談外交形勢與東三省地位，與其單獨交涉而簽喪土辱國之約，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國際仲裁，尚有根本勝利之望。否則亦不惜與倭寇一戰，以決存亡也。」
9月26日：「雪恥，人定勝天。聞暴日不接受國際聯盟通知，並主張中日直接交涉，而國聯態度因之轉化，從此暴日勢焰更張。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則必無良果。我不能任其梟（囂）張，決與之死戰，以定最後之存亡。與其不戰而亡，不如戰亡，以存我中華民族之人格。故決心移首都與西北，集中主力於隴海路也。」
民國史學家楊天石認為，蔣介石無疑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但他雖然對東北領土的淪陷痛心疾首，並也存在團結一致、對日決戰、寧死戰不苟活的理想，並且在九一八事變後的日記中多次提到拒絕與日本和談，但由於當時中國形勢複雜，蔣介石又嚴重低估了中國人民的抵抗能力，蔣介石實際上的所作所為與他在日記當中的表達的愛國激情有較大差距，可看出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的複雜歷史背景。（參見楊天石著作《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同時，蔣介石對日本人的痛恨也無時無刻不躍然紙上，如九一八事變後，蔣曾經與日本方面交涉，他在日記中憤恨的寫道：「見日本代表，感想無窮。始見之如和柔，一與之接近，則狡獪之色，輕侮之行，立現無餘。歐美各國代表，皆可親可愛，未有如日本之惡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禮義，東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殘矣。」
國內輿論[編輯]
九一八事變，東北全境陷落，全國譁然。國人對於張學良「不抵抗」也頗為不滿。迨熱河失守後，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全國震驚之後」一文，認為熱河失守，張學良罪責難逃。胡適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良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地質學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獨立評論》發表了「給張學良的公開信」，批評張學良既無指揮能力，又不親赴前線督師，但卻戀權不放，陷東北百姓於水火，貽誤國家。
當時，在廣東另立中央的汪精衛嚴厲譴責蔣介石丟失東北，並要求其下野。不久，蔣介石宣布下野負責。汪精衛與孫科等粵系國民黨領袖入主南京中央政府。
東北抗日聯軍[編輯]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開始大規模入侵東北地區，各地民眾及駐軍紛紛奮起抵抗，較著名的有如國民政府黑龍江代省主席馬占山將軍率領的江橋抗戰（1931年11月3日～19日）。惜由於各自為政，遭到日軍一一肅清，東北三省遂於民國二十一年初全部淪陷。
民間遊行示威[編輯]
9月28日，北平20萬人舉行抗日救國大會，要求對日宣戰，收復失地。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學生請願，衝擊國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長王正廷被學生打傷，被迫辭職。
12月，學生運動達到高潮，要求立即「對日宣戰」，北平、濟南學生佔領車站，癱瘓馬路交通，上海市長張群遭群眾包圍，上海市區戒嚴。12月5日，「國際聯盟」中國代表施肇基、外交部長顧維鈞遭到華僑、民眾毆打侮辱請辭。廣東、浙江、山西教育廳長，北京、中央、中山大學校長，相繼被迫請辭。國民政府中樞機關、行政院、中央黨部遭到罷課學生癱瘓，人員幾無辦事之地。12月15日，蔡元培與行政院副院長陳銘樞在會見學運代表時，遭到學生批鬥毆辱[31]。
文藝作品[編輯]
日本反應[編輯]
1931年狂熱的軍國主義者林銑十郎，獨斷地派出三萬多人的軍隊增援關東軍，使關東軍佔領全東北。關東軍挑起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政府實行了不抵抗政策，試圖通過外交的方式解決問題，中國政府9月21日向「國際聯盟」提出起訴。日本政府並不贊成關東軍搞獨立的「滿洲國」計劃----日本當時是「國際聯盟」的常任理事國，日本代表9月25日在「國際聯盟」宣布了日本政府的方針：1：日本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2：日本的軍事行動是為了保護當地的日本居民。3：日本軍隊將立刻開始撤退。 日本陸軍大臣和總參謀長都支持立刻撤軍，但關東軍的軍官們卻根本不理會上面的指示，使出了「下克上」的手法，反而在10月18日又向在錦州的張學良軍隊發動猛攻。當時在瀋陽的日本總領事曾找關東軍的高層交涉，試圖解釋政府希望和平解決的方針，但關東軍的軍官竟然拔出軍刀來威脅說：「你是不是想要干涉我們的事？」。
日本內閣[編輯]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南次郎陸軍大臣強調這是關東軍的自衛行動，但是幣原喜重郎外務大臣（男爵）懷疑這是關東軍的陰謀，並且試圖通過外交手段解決這次事端。9月24日，內閣會議決定「不將事態進一步擴大」的方針。由於無法解決東三省危機，12月11日，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次日，犬養毅任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荒木貞夫任陸軍大臣。由於犬養是孫中山的密友，而且曾對流亡日本的孫中山等人進行過多方關照，和國民政府的很多上層人物都有較好的私人關係，所以犬養毅打算通過和平的手段來解決當時的東三省危機。12月20日，犬養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與中國政府高層會談。但首相的秘密和談工作被泄露（據說是電報被軍方截獲），激怒了軍隊內的激進派，這對於當時暗潮洶湧的日本軍界無異於火上澆油。
1932年3月1日，在關東軍的策划下，「滿洲國」宣告成立，而與此同時，犬養首相當政的日本政府卻沒有對「滿洲國」予以承認。3月12日，犬養毅內閣作出決定「滿蒙是從中國本土分離獨立的統治地域，今後，（日本將）幫助其建立國家體制。」事實上，日本政府在這次事件上被動地被獨斷專行的關東軍制約。（同年日本爆發五一五事件，犬養毅被暗殺。以後的文職內閣政府變成了對軍人戰戰兢兢的畏縮政權，使日本失去控制而走向自爆的軍國主義道路。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
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國際聯盟」。從此日本走上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道路，亞洲的戰爭策源地正式形成。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變後，日內閣就已成為軍部的奴僕）
上海日本僑民[編輯]
1931年10月11日、10月27日、11月1日、12月6日，日本僑民連續在上海召開僑民大會，通過宣言和決議，以強硬措辭聲稱要懲罰「暴戾」之中國。[32]日本浪人復在中國各地尋釁，搗毀商店，擊傷民眾。[7]
國際反應[編輯]
1931年9月19日下午，國民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臨時會議，與會人士作出決定「對外仍採訴之國際聯盟，請求主持公道，對內則亟謀全國國民及本黨同志犧牲成見，一致聯合[33]。」外交部隨即電告「國際聯盟」中國代表施肇基，要求依照國際盟約促使日軍退出佔領區[34]。中國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代表施肇基，要求國際聯盟理事會主持正義，制止日本侵略。[7]施肇基向國際聯盟報告日本侵佔瀋陽情況。[8]施肇基懇請國際聯盟主持公道。日本代表芳澤謙吉則藉口「地方事件」，希望兩國直接交涉。[7]
9月19日、9月20日和9月22日，中國政府先後向日本嚴重抗議，指責日軍應負事變責任，要求日軍從速撤退。[7]
9月21日，由中國出席國際聯盟行政院第六十五屆代表施肇基，根據盟約第十一條，向行政院常會申訴，日本代表芳澤謙吉在會場揚言「日軍以地方情形改善為比例撤退至鐵路線以內」，9月30日大會隨其聲明作成決議。[12]其時國際間一致不滿日本之行為，9月30日國際聯盟行政院通過限日本撤兵期限不得超過10月13日，日本內閣有所顧忌，頗有妥協之表示，其外相幣原屢次覆中國駐日公使蔣作賓照會，有日軍將撤至南滿鐵路附屬地表示，因不能約束其少壯軍人，至10月13日日軍不僅擴大東北佔領區，且派軍艦砲擊長江口，空軍轟炸遼西一帶。[7]日本非但不撤兵，反擴大侵略，指使土匪，破壞交通，轟炸錦州。[12]
10月13日，國際聯盟行政院復開特別會議，至10月24日以13票對日本1票，限令日本於11月16日再次會議前完成撤兵。[7]屆時國際聯盟行政院改在巴黎開會，至12月20日，決定組織一個調查團，調查「九一八」事件之真相。[7]由5個委員國組成，中日兩國各派贊助員1人參加。[7]美國雖非國際聯盟會員國，國際聯盟討論日本侵略東北問題時，為表示同情中國，特派日內瓦總領事吉伯特列席。[35]
日本之橫行一時，列強之放縱容忍亦有很大關係；九一八事變時，美國國務卿亨利·史汀生曾向英國提議，須制裁日本侵略，而英國外相西門，反在國際聯盟為日本張目，將九國公約、國聯盟約、非戰公約置之度外。[12]英國祗求保持自己利益，在沒有受到直接損害前，不願採取任何行動。[12]同時英國認為日本侵略滿蒙，可以使日本與蘇聯發生利益衝突，而減少進攻南洋群島之可能。[36]所以英國不肯制裁日本，袛願派出一個李頓代表團。[37]
1932年1月7日，美國國務卿亨利·史汀生發表宣言，聲明凡違反對華門戶開放政策及條約義務所造成之情勢，所訂立之條約合同等，美國概不承認。[30]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國發照會，宣布日本對滿洲侵略是干涉中國領土內政，違反巴黎非戰公約，因此美國政府對此不予承認。這被稱為「史汀生主義」。中國和當時歐洲各國對此都普遍表示贊同，但是日本卻無視這一通告。
1932年10月2日，該調查團發表李頓報告，強烈譴責日本政府行為，指出日本發動事變是侵略中國。1932年3月，「滿洲國」成立。這時正當國際聯盟派李頓來華調查，日本帶著既成事實之威脅，要求國際聯盟承認。[19]李頓調查團之報告，雖然承認日本侵略，但還是主張中國承認日本在東北之特殊地位。[19]由於國際聯盟拒絕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家，日本表示抗議，並且退出國際聯盟。調查團在事變後一年多後才發表報告，誠然是為時已晚。日本不理會國際聯盟譴責，繼續侵略中國。
國際聯盟此時姑息退縮，對中國影響很大，也直接威脅國際和平。[37]因為日本侵略行動沒有受到制止，納粹德國、義大利王國深受鼓勵，自此以後，併吞奧地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跟著侵犯阿比西尼亞；蘇聯入侵波蘭、芬蘭共和國也是受此影響。[37]
紀念[編輯]
1991年9月18日，中國政府在瀋陽開放了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前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1997年訪華時拜訪過這個地方，寫下「以和為貴」，成為進入該館的第一個在位日本首相。9月18日被不少中國人認爲是「國恥日」，而中國民間要求將9月18日訂為國恥日的訴求也不時出現。
從1995年始，瀋陽在每年9月18日晚上鳴響防空警報3分鐘，以警示民眾勿忘國恥。目前，已有哈爾濱、長春、成都、昆明、合肥、杭州、烏魯木齊、克拉瑪依、南昌、齊齊哈爾、金華、本溪、太原、西安等百餘座城市選在每年9月18日進行防空警報鳴放。[38]
除了瀋陽的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外，在遼寧遼陽市的白塔公園內，還有一座九一八事變策劃地紀念館，當時被稱作白塔會館。事變前一日，本庄繁與關東軍主任參謀石原莞爾和關東軍高級參謀坂垣征四郎在火車站前白塔旅館召開了事變前密謀會議。
近代對事變起因的探究[編輯]
史學家唐德剛則認為張學良的「易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他在書緣與人緣一書曾評論：「張少帥未嘗不可效當年李鴻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聯俄以抗日，亦聯日以抗俄，於二寇均勢中，自圖生存。而學良亦捨此老例於不顧，卻（如他自己所說的）『不自量力，擬收回北滿權利』，『揮師抗俄』。作了希特勒式冒險之前例，對南北二寇，兩面開弓。結果力有不敵，終於棄甲曳兵而走。或問學良當年何不見及此？答曰無他，一股青年熱血沸騰而已」。而張學良之所以能有這股「赤子之心」的原因，「他上無其心難測的上司，中缺爭權奪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屬，日常行政處事，一切為國、為民、為『系』，也就是為著自己，他沒有搞『勾心鬥角』的必要。」
根據日本史料的公開，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早就蓄謀已久，侵略東北地區的秘密策劃一直沒有停過，而當時的日本少壯派軍人則認為1931年為侵略東北地區的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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