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編輯]
| 李鴻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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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晉一等肅毅侯贈太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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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爵位 | 肅毅伯，贈一等侯 | |
| 籍貫 | 安徽省合肥縣 | |
| 族裔 | 漢族 | |
| 字號 | 字子黻、漸甫，號少荃、儀叟 | |
| 諡號 | 文忠 | |
| 出生 | 大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 1823年2月15日 安徽省合肥縣 | |
| 逝世 |  大清帝國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78歲） 北京 | |
| 配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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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屬 | ||
| 出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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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字子黻、漸甫，號少荃、儀叟、省心，謚文忠。清朝安徽合肥人。晚清重臣，官東宮三師、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爵位一等肅毅伯，追贈太傅，追晉侯爵。中國近代地方武裝淮軍的創建者和領導者。歷經太平天國、捻軍、洋務運動、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在經濟上與歐洲的大財閥羅斯柴爾德家族有私人來往。李鴻章曾被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授予皇家維多利亞勳章。[1]著有《李文忠公全集》。有人稱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為「中興四大名臣」。
生平簡介[編輯]
家世淵源[編輯]
李鴻章的先祖本姓許，從江西湖口遷至安徽省廬州府合肥縣（今合肥市）。李鴻章的八世祖許迎溪將次子慎所過繼給姻親李心庄。李家到李鴻章高祖時，終於勤儉致富，有田二頃。父親李文安（1801年－1855年）經多年苦讀，終於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與曾國藩同年考取同榜進士，使李氏家族成為當地名門望族。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鴻章出生於合肥縣磨店鄉（今合肥市瑤海區東北部）。李鴻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後來也官至總督；三弟李鶴章、四弟李蘊章、五弟李鳳章、六弟李昭慶（1835年－1873年），後來也都非富即貴。
科舉出身[編輯]
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出山志在登鰲頂，何日身才入鳳池?倘無駟馬高車日，誓不重回故里車。即今館閣須才日，是我文章報國年。馬足出群休戀棧，燕辭故壘更圖新。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他日燕臺南望處，天涯須報李陵書。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北京曾國藩門第，受曾補習教導[2]；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歲的李鴻章考中進士，選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時，受業曾國藩門下，講求經世之學。三年後翰林院散館，獲留館任編修。
創建私人武裝淮軍、參與對太平天國及捻軍的戰爭[編輯]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廣西塾師洪秀全為首的農民，以傳播拜上帝教為途徑在廣西桂平紫荊山麓金田村聚眾起義，建號太平天國，軍曰太平軍，經過兩年多的戰鬥，從廣西一隅經湖南攻克武昌，直入長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個與清朝抗衡之政權，並開始北伐西征。
當時清朝武裝八旗綠營腐朽不堪，於是咸豐帝一面用高官厚祿和嚴刑峻法來制止文官武將和綠營兵的潰逃，驅使他們繼續為國效力；另一面努力爭取漢族士紳的支持，動員他們憑藉自己在本鄉本地的的政治、經濟和宗族勢力，「結寨團練」，「搜查土匪」，配合清軍與太平軍作戰。
咸豐三年（1853年），從武漢順江東下的太平軍佔領安慶，殺死巡撫蔣文慶。咸豐帝詔諭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前往安徽，辦理團練防剿事宜。呂賢基以李鴻章籍隸安徽，熟悉鄉情，奏請隨營幫辦一切，遂受命回籍辦團練。同年年底太平軍攻破舒城，呂自殺。次年一月，安徽巡撫江忠源因廬州城破自盡，李鴻章投入新任巡撫福濟幕下，多次領兵與太平軍作戰，官封按察使。
咸豐八年（1858年）冬，李鴻章入曾國藩幕府襄辦營務，負責起草文書。鴻章生活頗無規律，晚睡懶起，曾國藩教訓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言訖拂袖而去，李鴻章「為之悚然」。其後安徽巡撫翁同書（同治帝、光緒帝之師翁同龢長兄）對太平天國戰爭時棄城逃跑，曾國藩起草《參翁同龢片》時採用李鴻章之草稿：「臣職份所在，例應糾參，不敢以翁同龢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當時翁同龢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並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但李鴻章也因此與翁同龢結怨，日後翁處處刁難北洋水師，乃至甲午戰爭，一敗塗地[3]。
同治元年（1862年），編成淮勇五營，曾國藩以上海系「籌餉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國輪船以中立國名義通過太平天國控制的南京長江江面抵達上海，自成一軍，是為淮軍。旋經曾國藩推薦任江蘇巡撫。在掌握地方實權後，在江蘇大力擴軍，採用西方新式槍炮，儼然乃新式陸軍，使淮軍在2年內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萬人，成為清軍中裝備精良、戰鬥力較強的一支地方武裝（後來的淮系軍閥集團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李鴻章及淮軍五虎將、援軍到上海後，同外國僱傭軍（後組建為常勝軍）進攻太平軍，與湘軍一起對太平天國實行戰略包圍。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鴻章率淮軍攻陷蘇州、常州等地，和湘軍一起基本剿滅太平天國。接著李鴻章參與平定了捻軍叛亂，因功加封為協辦大學士，且保住了即將崩潰的清王朝，因此被譽為「中興名臣」。
天津望海樓教案、接替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編輯]
天津教案於1870年天津教案後繼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後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籌辦洋務，成為同治、光緒兩朝的地方重臣。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權，統領一方，有人甚至稱其「坐鎮北洋，遙執朝政」。
洋務運動[編輯]
幫助奕譞創辦北洋水師[編輯]
創辦江南製造局和金陵製造局[編輯]
江南製造局的創建和曾國藩有密切關係。1863年盤踞安慶的兩江總督曾國藩「擬設立鐵廠」，特派從美國留學歸來、懷有用西方科技文明改造中國願望的容閎赴美購買「制器之器」。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遵示撥款萬兩，「交令速往」，並復函曾國藩說：「西人制器之器，實為精巧。醇甫此行，當可購到。海疆自強，權輿於是。」[4]
當時李鴻章與上海道丁日昌彼此講求禦侮之策、制器之方。李鴻章認為，先前設立的炸彈三局，「機器僅值萬餘金，不全之器甚多」，急需「買制齊全」，若托洋商回國代購，路遠價重，毫無把握；不如就近在上海「訪有洋人出售鐵廠機器，確實查驗議價定買，可以立時興造」。1865年，李鴻章讓丁日昌訪求數月，購得設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昌鐵廠，合併原由丁日昌、韓殿甲主持的兩個炮局，於9月奏准成立江南製造總局。容閎所購機器，『亦於是時運到，歸併一局。所有局務，責成丁日昌督察籌劃，先造槍炮兼造制器之器。1867年該局遷至上海城南高昌廟，建造機器廠、洋槍樓、汽爐廠、木工廠、鑄銅鐵廠、熟鐵廠、輪船廠等，開始製造兵輪。後來，該局於1868年－1870年間，陸續設立翻譯館、汽錘廠、槍廠，並在龍華鎮建廠製造洋槍細藥及銅帽炮引，使之逐漸成為一個以生產槍炮彈藥為主、輔之以修造船艦的綜合性新式軍用企業。
1865年，李鴻章升署兩江總督後，將馬格里主持的蘇州洋炮局遷到南京，在雨花台設廠，改稱金陵機器局。此後，逐漸擴充規模，改良設備，到1860年代末，已能製造多種口徑的大炮、炮車、炮彈、槍子和各種軍用品。
天津機器局[編輯]
1865年5月，清廷在飛諭李鴻章派兵北援的同時，命其派員赴天津在崇厚主持下開局鑄造炮彈，以資應用。清廷此舉，「隱寓防患固本之意」[5]，企圖建立由滿洲貴族直接控制的軍火工廠，打破漢族官僚對新式軍工企業的壟斷，藉以扭轉外重內輕的局面。李鴻章看穿了清廷的真實用心，採取了敷衍態度。
6月，他在復奏後第三天，致函率兵北援的潘鼎新說：「天津設局製造，奏中姑宕一筆。俟弟到直，如再有旨催，容與雨生商辦。」「崇厚等如太外行，或多批斥，即作罷論。」8月他函詢潘鼎新：「天津設局製造一事，崇公如何商議？彼太外行，或不甚究心，便可從緩。」[6]「奏中姑宕一筆」、「便可從緩」、「即作罷論」云云表明，只要再無廷旨，就想一推了之。其實，崇厚並非「外行」，所以李鴻章不得不籌商定議。
9月20日他上疏表示：「前奉議飭以天津拱衛京畿，宜就廠中機器仿造一分，以備運津，俾京營員弁就近學習，以固根本。現擬督飭匠目隨時仿製，一面由外購求添補，但器物繁重，非窮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須寬以時日，庶免潦草塞責。」[7]他既答應為天津仿製和購求機器，又要求「寬以時日」，為緩辦預留地步。崇厚秉承奕訢等意旨，專函詳詢李鴻章「何時可以購齊」。李鴻章複信說須到「明年（按指同治五年）夏秋之間，得有眉目，可以籌運」。
輪船招商局[編輯]
清中葉以後，由於京杭運河淤塞，朝廷南北貨物的調運部分由漕運改為海路。並且，李鴻章為了「自強」、「求富」，企圖通過興辦民用企業，解決軍事工業的原料、燃料供應、「調兵運餉」的交通運輸困難和「練兵練器」的經費問題。
1872年內閣學士宋晉上疏，借口製造船艦糜費多而成船少，請旨飭令閩、滬兩局暫行停止製造。李鴻章復奏指出，宋晉的主張代表了頑固守舊勢力的迂腐之見，「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學而昧於數千年來一大變局，扭於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創巨而痛深，後千百年之何以安內而制外，此停止輪船之議所由起也。」[8]國家諸費皆可節省，惟養兵設防、練習槍炮、製造兵輪之費「萬不可省」，否則「國無與立，終不得強矣。」他深知國家經費困難，要繼續製造輪船，就「必須妥籌善後經久之方」。為此，提出兩條具體辦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舊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輪，把修造艇船的費用撥歸製造兵輪；二是閩、滬兩局兼造商船，供華商領雇，華商為了同壟斷中國航運業的洋商競爭，應自立公司，自建行棧，自籌保險。他還從「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出發，進而提出用西法開採煤鐵以「與船器相為表裡」的主張。他指出：「船炮機器之用，非鐵不成，非煤不濟，英國所以雄強於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閩、滬各廠日需外國煤鐵極多，一旦中外關係緊張，外國對華採取禁運措施，各鐵廠就勢必「廢工坐困」，所有輪船也必將因無煤而寸步難行。中國煤鐵礦藏豐富，外商垂涎三尺，處心積慮地攫取中國內地煤鐵開採權。他認為中國「誠能設法勸導官督商辦，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辦，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煉得法，銷路必暢，利源自開，榷其餘利，且可養船練兵，於富國強兵計，殊有關係。」他還警告說：若不「因時為變通」，而「徒墨守舊章，拘牽浮議，則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讓洋人專利於中土，後患將何所底止耶！」[8]經過李鴻章等的力爭，清廷不僅否定了宋晉的停造輪船的主張，而且為洋務派興辦輪船招商局和用西法採煤煉鐵開了綠燈。
1873年，輪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李鴻章給招商局的定位是：沒有大事的時候，輪船可以運糧食和載客；有戰事時輸送軍火。（「無事時可運官糧客貨，有事時裝載援兵軍火，藉紓商民之困，而作自強之氣」[9]）他還希望在航運上可以和外國的船隻抗衡。所以叫作招商局，是因為李鴻章採用招商集資的方式來解決經費問題。招商局是先由官商合辦、後改官督商辦的民用企業。
甲午戰爭[編輯]
在開戰之前，由於北洋水師發展停滯數年，已經沒有多少「大艦巨炮」優勢可言，晚清用1600萬兩白銀購德國軍艦，李鴻章的親信駐德公使李鳳苞按例收回扣5%即80萬兩白銀。事後有人指責李鳳苞將此款私扣，李鳳苞回辯說，這80萬兩都是給李鴻章及其家人用作國外旅資，自己沒有私吞。
戰爭中，李鴻章重用了陸軍統帥葉志超和水師提督丁汝昌[10]。在陸地上，平壤一戰，當時駐守的清軍三十五營共一萬七千人，日軍有一萬六千多人，雙方人數相當。左寶貴料知葉志超貪生怕死，故以下犯上，派人監督葉志超控制局面，但左寶貴戰死後葉志超臨陣脫逃，致使入朝清軍潰敗，而葉志超逃跑當時清軍的傷亡小於日軍。在海洋上，丁汝昌「只識弓馬」，不懂海軍建設和海戰，致使北洋艦隊喪師黃海，一敗塗地。
1894年中日對比是20CM以上火炮：31/15，20CM以下火炮230/140，速射機關炮244/294，魚雷管39/43，航速11.48/12.84，鐵甲艦2/0，裝甲巡洋艦3/1，防護巡洋艦3/8[11]。豐島海戰和黃海海戰兩遇日本聯合艦隊，北洋艦隊被擊沉多艘大型艦艇，但未能擊沉一艘日艦。傳是丁汝昌「只識弓馬」，一干管帶也全用錯了炮彈，不用海戰時的開花爆破彈，用了穿甲彈甚至訓練彈（雖實際狀況是，日軍的海軍指揮原先也只是陸軍軍官，因此雙方實際指揮皆為「副帥」——劉步蟾與東鄉平八郎兩位海軍軍官，而未用爆炸彈的原因是，當時並未攜帶足夠爆炸彈）。豐島海戰中，日本吉野號被一枚濟遠艦150毫米口徑火炮擊中右舷，擊毀舢板數隻，穿透鋼甲，擊壞發電機，墜入機艙的防護鋼板上，然後又轉入機艙里。可是由於彈頭裡面未裝炸藥，所以擊中而不爆炸，使吉野僥倖免於報廢。黃海海戰中，北洋海軍發射的炮彈有的彈藥中「實有泥沙」，有的引信中「僅實煤灰，故彈中敵船而不能裂」。當時在鎮遠艦上協助作戰的美國人麥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1860-1897，美國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畢業，但經口述歷史學者唐德剛的查證，麥氏不過是個拖船駕駛）認為，吉野號能逃脫，是因為所中炮彈只是固體彈頭的穿甲彈。據統計，在定遠和鎮遠發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徑炮彈中，半數是固體彈頭的穿甲彈，而不是爆破彈頭的開花彈[12]。
在直隸候補道徐建寅的《上督辦軍務處查驗北洋海軍稟》之後附有《北洋海軍各員優劣單》、《北洋海軍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種彈子數目清摺》、《北洋海軍存庫備用各種大炮彈子數目清摺》中統計，經鍾琳的分析，認為由於徐到威海視察已經離大東溝海戰三個月，並不能確證摺中的炮彈數目就都是戰前運到的，再加上國產炮彈質量低下，藥包引信與彈不能配齊「克虜伯炮有藥無彈，阿姆斯特朗炮有彈無藥！」等因素，大東溝海戰中北洋艦隊的彈藥不足確實是客觀的後勤不力造成的而不存在「海戰中彈藥短缺而大量的炮彈卻堆在基地裡」的事。[13]
從武器裝備的角度來看，北洋水師當時原有軍械普遍陳舊，購置新軍械又苦於經費不足。擔任天津軍械局總辦、負責軍需供應的張士珩是李鴻章的外甥，被指責供給海軍的彈藥不合格。梁啟超為此評論說：「槍或苦窳，彈或贗物，槍不對彈，藥不隨械，謂從前管軍械之人皆廉明，誰能信之？」在黃海海戰前半個月李鴻章上書光緒帝要求「保艦」的祕摺上陳述中日軍事實力時，寫道：「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僅定遠、鎮遠兩艘』……」，之後他致電駐英公使龔照瑗「急速搶購四千噸以上的大型巡洋艦」與「搶購智利鐵甲艦兩艘」，顯示出了焦慮。9月23日李上摺請求將1888年以建海軍名義籌集來，實際一直由中央控制作修園基金的「海軍巨款」260萬兩撥下，得到其中150萬兩[註 2][註 3]。丁汝昌戰前提出在主要艦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艦速射炮的優勢，需銀六十萬兩購買20門速射炮，但是沒有資金，李鴻章只能從海軍日常糧餉給養之中，擠出二十萬兩，聊購次等快炮十二尊，在甲午海戰時還未安裝到位。這時北洋艦隊每年得款僅130萬兩，虧空70萬兩僅能勉強運營[14]。戚其章認為之所以換裝速射炮遲遲不能落實根本原因是李自己確定了緩行的方針[15]。這其中的原因在於李鴻章的政敵、當時的戶部尚書翁同穌以慈禧太后大壽為由，剋扣了海軍衙門的軍費去修繕頤和園。學者蕭一山認為，「海軍衙門所用於頤和園工程之款，大約為白銀三千萬兩。系時人所周知者，必非捕風捉影之談也。」[16]然而慈禧內侄稱，修園的費用只是十年間花五百萬兩[17]。
傳統說法常認為李指示給丁要「避戰保船」，但是實際上這是一種偏頗和誤傳，如9月28日電令「丁督催修理各船早竣，以後專在北洋各要口巡擊」[18]。而末期也曾命令丁試著突圍逃跑而丁此時連拼力掙脫漏網的意志都已失去，回電拒絕[19]。而時人認為李鴻章對甲午戰敗的責任，尚存在爭議[註 4]。雖然存在著種種爭議，但從整個甲午戰爭的進程來看，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確實將所有淮軍主力部隊派往前線，從主觀希望上全力與日本一戰，但雙方實力懸殊，同時用人不當導致了戰敗。吳汝綸曾說：「平壤之敗，李相國痛哭流涕，徹夜不寐……及旅順失守，憤不欲生。」[20]梁啟超則說「李之失機之處多矣，然不失機亦絕無可勝之理」。
馬關條約[編輯]
李鴻章委任爭執[編輯]
戰敗後在各方指責之下，原本紅極一時，堪稱疆臣首領的李鴻章，亦從此不再有以前的風光。慈禧太后六十大壽之日，破格賞予李鴻章漢人唯一的「三眼花翎」（原只有滿族宗室貝子或以上貴族獨有，曾國藩亦只獲授雙眼花翎）。甲午兵敗後，李鴻章之三眼花翎被褫奪。不久，由於日本拒絕張萌桓和邵友濂為談判代表，李氏不得不受命赴日本講和，在赴馬關前向朝廷要求，而再獲三眼花翎。
李鴻章遇刺事件[編輯]
1895年3月24日，李鴻章在日本商討馬關條約簽定問題時，被刺客小山豐太郎開槍擊中左面，血染官服，當場昏倒。一時間，現場大亂，行人四處逃竄，行刺者趁亂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個店鋪里。隨行的醫生馬上替李鴻章進行急救，幸子彈未擊中要害，李鴻章復原迅速。行刺事件發生後，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豐太郎，據此人供認，他本人是日本「神刀館」的成員。他不希望中日停戰，更不願意看到中日議和，一心希望將戰爭進行下去，所以決定借刺殺李鴻章，挑起中日之間的進一步矛盾，將戰爭進行到底。
簽訂《馬關條約》[編輯]
馬關交涉期間遇刺負傷，最後訂定《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澎湖及遼東半島並賠償二萬萬兩白銀，因此背上賣國賊罪名。據梁啟超記載李遇刺後說「舍予命而有益於國，亦所不辭」而稍愈後日本送來和約綱要，李「除第一朝鮮自主外，餘皆駁議」。最後一稿和約，日本方面毫不讓步，於是只好被迫簽約，而在條約上簽字的時候，李鴻章故意把自己的名字連在一起，變得難以辨認，使其看起來像一個「肅」字[21]；但事後由於條約過於苛刻以及損害了俄德法的在華利益，於是三國聯手干預，逼日本修改條約「退還」遼東半島，但日本在「退還」的同時向中國勒索3000萬兩白銀賠款，很多人因此事指責李鴻章沒有努力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獲得一個更有利於中國的條約。
李鴻章出使歐美諸國[編輯]
傳說李鴻章在簽訂馬關條約後，立誓「終身不履日土」。後來他於1896年環遊諸國，出訪俄國、德國、比利時、法國、英國、美國[22]，所到之處皆受當地元首接待，他在美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抨擊了排華法案。返華途中，經橫濱港換乘輪船，他命人在兩船之間搭木板而行，終不違當日之誓。然因甲午戰敗簽約，在輿論指責下，李鴻章調離直督要缺，改督兩廣。
李鴻章照X光[編輯]
1896年6月13日，李鴻章赴德訪問，在德國醫生建議下，李鴻章往醫院使用問世僅7個月的倫琴射線（X光）拍照檢查遇刺的傷口。當他親眼看到X光片上日本製造的鉛彈以何種姿勢鑲入其頭骨時（李遇刺後子彈因手術風險高而沒有取出），李鴻章對此大感興趣，並為這種技術取名為「照骨術」。李鴻章也成為了第一位照X光的中國「名人」。
中俄密約[編輯]
時任俄羅斯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為此報請沙皇批准成立三百萬盧布所謂「特別基金」，以抵補和授給中東鐵路授讓權有關費用[23]，該基金又被稱為「李鴻章基金」。但之後由於維特的阻擾李鴻章僅得到小部分款項，維特的回憶錄否認在聖彼得堡談判時行賄，但未說明之後是否行賄[24]。直到1901年（中俄密約簽訂五年後）維特仍然在打電報給駐北京全權公使指示協定締結後可再打五十萬盧布給李鴻章[25]。時任俄羅斯陸軍大臣的庫羅巴特金也在日記中說維特收買了李鴻章[26]。馬文忠則認為沒有任何資料能夠說明李、張為了實踐對俄國人的「承諾」而勸說了哪些人，將旅大租借協議的簽訂完全歸結於李、張的極力促成恐怕與事實有相當的距離。[27]
戊戌變法和庚子事變時期[編輯]
1900年八國聯軍進圖北京之際，李鴻章與兩江劉坤一、湖廣張之洞等督撫協議東南互保，甚至與革命黨人接觸[28]，試探光緒、慈禧兩宮萬一殉難之後，可能政局；光緒皇帝、慈禧太后抵達西安的消息傳出後，共和之議遂未成局。在西安方面多次敦促之下，原意不願北上收拾殘局的李鴻章方不得已而受命。李鴻章到北京，全無談判籌碼，在各國嚴厲要求之下，經多番請示行在，終於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國所提條件簽訂《辛丑和約》；李鴻章心力交瘁，簽約不久便即去世。據傳李鴻章重病彌留之際，俄國公使尚自迫其在不利於清廷利益的條款之上簽字，景況堪憐。
身後哀榮[編輯]
李鴻章有一首臨終詩：「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另付一遺疏：
奏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遺疏，仰求聖鑒事。竊臣體氣素健，向能耐勞，服官四十餘年，未嘗因病請假。前在馬關受傷，流血過久，遂成眩暈。去夏冒暑北上，復患泄瀉，元氣大傷。入都後又以事機不順，朝夕焦思，往往徹夜不眠，胃納日減，觸發舊疾時作時止。迭蒙聖慈垂詢，特賞假期，慰諭周詳，感激涕零。和約幸得竣事，俄約仍無定期，上貽宵旰之憂，是臣未終心事。每一念及，憂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喀血碗余，數日之間，遂至沉篤，群醫束手，知難久延。謹口占遺疏，煩臣子經述恭校寫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時局艱危，不敢自稱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興。齎志以終，歿身難瞑。現值京師初復，鑾輅未歸，和議新成，東事尚棘，根本至計，處處可虞。竊念多難興邦，殷憂啟聖。伏讀迭次諭旨，舉行新政，力圖自強。慶親王等皆臣久經共事之人，此次復同更患難，定能一心效力，翼贊訐謨。臣在九泉，庶無遺憾。至臣子孫，皆受國厚恩，唯有勖其守身讀書，勉圖報效。屬纊在即，瞻望無時，長辭聖明，無任依戀之至。謹叩謝天恩，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哭失聲」，太后稱讚他是「再造玄黃」之人。贈太傅，晉一等肅毅侯，諡文忠。賜白銀五千兩治喪。原籍和立功之省，建祠十處，賜北京建祠。北京之祠由地方官員定期祭祀。清代漢人官員北京建祠者，僅此一人。
- 北京李公祠：東城區西總布胡同27號
- 天津李公祠：河北區天緯路李公祠東箭道、西箭道。現為五十七中校址，主體建築已被拆毀，僅存附屬兩個小四合院。
- 保定李公祠：淮軍公所街
- 上海李公祠：華山路1626號復旦中學內
- 濟南李公祠：大明湖，1961年改為辛棄疾紀念祠
- 南京李公祠：白下區四條巷77號、五福巷
著作[編輯]
評價[編輯]
李鴻章一生共簽下30多個條約，大多為不平等條約。近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對這位清末重臣也逐漸評價多元化。
自我評價[編輯]
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嘗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29]
正面評價[編輯]
《清史稿·李鴻章傳》評價說：「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其勛業往往為武功所掩。鴻章既平大難，獨主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沖，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
孫文上書李鴻章時，曾這樣說李鴻章：「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1896年，美國《紐約時報》認為美國民眾對李訪美反響熱烈是因為「都想一睹清國總理大臣的風采，因為此人統治的人口比全歐洲君主們所轄子民的總和還多」國賓禮遇「不僅表明了他個人的崇高尊嚴，同時也表明了大清帝國的偉大。」[31]
1896年，李鴻章訪俄，俄羅斯帝國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評論對李鴻章的印象時說：「我認為李是一個卓越的人物，當然他是中國人，沒受過一點歐洲教育，但受過高深的中國教育，而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頭腦，善於清晰地思考。正因為如此，他在中國歷史上，在治理中國方面起過重要的作用，這就不足為奇了。當時治理中華帝國的實際上就是李鴻章。」[32][註 5]
負面評價[編輯]
1895年因馬關條約簽訂，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省籍的士紳打算擁清抗日，爆發了乙未戰爭，隨即敗於日本。臺灣客家大老丘逢甲在乙未戰爭後寫下一詩：「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其中前兩句意在諷刺李鴻章。
張伯駒曾著有《紅毹紀夢詩注》一書，回憶自7歲以來，70年間所經歷過的菊壇史料，吟哦成詩199首收錄其內。詩中記載，《馬關條約》簽訂後，招致民間物議沸騰。當年在北京唱蘇崑曲的，有一個飾演丑角的名演員劉趕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戲時，就敢公開嘲罵李鴻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詞：「拔去三眼花翎！」恰遇李鴻章的侄子也在場看戲，聽後大怒，立即上台打了劉趕三好幾個耳光，經人勸阻方罷。劉趕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鬱在心，不久竟因而棄世。時人就此事而作聯嘲諷曰：「趕三一死無蘇丑，李二先生是漢奸。」由於「趕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對不上，經過輾轉相傳後，就變成了楊三。另有說法曰，劉趕三小名「羊三兒」，故訛傳為「楊三」。也有說法是「楊三」指的是，蘇州籍的名丑楊鳴玉。
李鴻章訪問德國，會見德意志帝國鐵血宰相俾斯麥。俾斯麥問他：「你當了一輩子的中國宰相，告訴我，你有甚麼足以自傲的政績？」李鴻章就說，他怎樣領導軍隊剿滅了太平天國和造反的捻匪。據梁啟超記述，俾斯麥聽了通過翻譯告訴李鴻章：「真的是很崇高啊！不過，我們歐洲人卻認為，打仗要戰勝外族人才是功勞；國內自相殘殺來保持一國的穩定，我們歐洲人不拿出來談。」[註 6]然而，俾斯麥卻是以武力統一德意志而聲名鵲起。
俾斯麥聽說李被稱為「東方俾斯麥」後，說可沒有人說他是「歐洲的李鴻章」；這話其實是在諷刺李鴻章簽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俾斯麥可不敢以歐洲李鴻章自居。
中立評價[編輯]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評價「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居位之高之久，卻乃使龐然碩大之支那降為二等國。」「以兵事論，俾斯麥所勝者敵國也，李鴻章所夷者同胞也。」 [34]
後代[編輯]
李鴻章死前，遺產都分給了後代，外孫張志沂（張愛玲父親）得租界洋樓八幢，金銀無數。張沂李鴻章原配夫人周氏生子李經毓，早年夭折。周氏於1861年病故。
其他[編輯]
- 李鴻章被稱作「東方俾斯麥」。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被視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伊藤博文自傳》）。但同時，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簽訂的馬關條約為當時空前苛刻之條約，簽訂後連其他列強都無法忍受，逼迫日本做出重大修改，讓出遼東半島。
- 李鴻章即使身處逆境，也仍然注意「養生之術」，保持在軍營中養成的生活習慣。每天6、7點鐘起床，少許吃些早點後，就開始批閱公文，辦理公務，公餘則隨意看書和練字。他常常翻閱《資治通鑒》和《莊子》，前者意在從歷代治亂興亡中取得借鑒，後者企圖從道家經典中追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主觀精神境界，以期安時處順，逍遙自得，從失勢的苦悶中解脫出來。他曾從曾國藩學習書法，推崇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妍美流便的書法，此間每天臨摹唐僧懷仁《集王書聖教序》碑帖，臨過之後，細看默思，力求神似。午間飯量頗大，無非山珍海味之類。飯後還要喝一碗稠粥，飲一杯清雞汁，過一會兒再飲一盅以人蔘、黃芩等藥物配製的鐵水，然後就脫去長衫，短衣負手，在廊下散步，除非遇到嚴寒冰雪，從不穿長衣。散步時從走廊的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數十次，並令一個僕人在一旁記數，當僕人大聲稟報「夠矣！」時，就掀簾而入，坐在皮椅上，再飲一盅鐵酒，閉目養神，一個僕人給他按摩兩腿，很久才慢慢睜開眼睛，對守候在一邊的幕僚和僕人說：「請諸君自便，予將就息矣，然且勿去。隨即上床午睡1、2小時。當僕人通報「中堂已起」之後，幕僚連忙入室，同他說古道今。晚餐食量較少，飯後讓幕僚自便，「稍稍看書作信，隨即就寢」。這種生活規律，「凡曆數十百日，皆無一更變」。[36][37]
- 李鴻章因嗜食鱸魚，時人送綽號「李鱸」。
- 李鴻章1896年遊歷美國，喜歡到當地的中餐館進膳。當地一些美國人打聽李鴻章選的餐點，中餐館店主難以回答，便說是「雜碎」，於是「李鴻章雜碎」名聲大嘈，風行北美乃至於拉丁美洲，至今仍是美國及拉美華人餐館一道經典的菜色。
- 洋務要員容閎則估計李家所發的洋務財有4千萬兩。根據合肥李府管事的記載，李鴻章家族擁有的良田數目為257萬畝。[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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