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日戰爭[編輯]
| 中國抗日戰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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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的一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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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中華民國及同盟國外援
|  大日本帝國
及其扶植的傀儡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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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揮官和領導者 | |||||||
蔣中正 何應欽 閻錫山 李宗仁 馮玉祥 陳誠 顧祝同 衛立煌 薛岳 白崇禧 張發奎 孫連仲 杜聿明 傅作義 毛澤東 周恩來 朱德 彭德懷 約瑟夫·史迪威 陳納德 魏德邁 | 昭和天皇 阿南惟幾 朝香宮鳩彥王 畑俊六 板垣征四郎 閒院宮載仁親王 近衛文麿 東條英機 松井石根 杉山元 岡村寧次 南次郎 寺內壽一 西尾壽造 梅津美治郎 清三石川 | ||||||
| 兵力 | |||||||
| 6,270,000人（最高時）[注 1] 逾700架美軍戰機 | 4,100,000人（最高時）[注 2] | ||||||
| 傷亡與損失 | |||||||
| 中國政府軍隊傷亡3,220,000餘人，其中陣亡約1,320,000人；
中國共產黨軍隊損失580,000餘人，其中陣亡160,000餘人。 中國軍民傷亡共計約36,000,000人。[1]
| 不包含大量依附日軍的中國偽軍等，純日軍傷亡為約818,074人，約315,861人陣亡 502,213人受傷[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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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抗日戰爭[注 4]是指20世紀1930年代至1940年代，中國抵抗日本侵略之全面戰爭，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東亞戰事的最重要部分；戰場除中國外，也包括緬甸北部等鄰接地區[2]。一般以1937年7月7日發生的盧溝橋事變、以及1945年9月9日日本向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投降為該戰爭之起訖時間，但在廣義上也可將1931年發生的九一八事變視為起始點。
1931年，日本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完全侵佔中國東北，並開始扶持成立滿洲國等一系列的在華傀儡政權，此後陸續在華北、上海等地挑起戰爭衝突。中國國民政府則採取攘外安內妥協政策，避免衝突擴大。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附近挑起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隨後中國各方政治勢力逐漸達成統一抗日共識，中日雙方均投入大量軍隊，並動員全國力量進行制衡[3]。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國民政府正式對日本宣戰，並與美國、英國、蘇聯等結成同盟國，共同對抗以日本、德國和義大利為聯盟的軸心國，中國抗日戰爭至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組成部分。1945年，隨著美軍攻入日本本土、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等，中國軍隊亦開始對日軍發動總反攻，滿洲國、汪精衛政權等傀儡政權也相繼瓦解。同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向同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同年9月9日，日本在南京向國民政府遞交降書，中國獲得戰爭的最終勝利。
戰後，中華民國作為二戰主要戰勝國之一，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4]。據估計，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9月日本投降之間，中國有3500萬人以上死傷，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達6000億美元[5]。然而戰爭結束後不久，中國再次陷入國共內戰[4]。
名稱[編輯]
| 中國抗日戰爭/日本侵華戰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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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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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名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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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別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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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發動侵華戰事時，日本近衛文麿內閣將這場戰爭的官方稱呼定為「支那事變」（日語：支那事変／しなじへん Shina jihen ?）[7]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東條英機內閣將其納入為「大東亞戰爭」的一部分，更名為「日支戰爭」（日語：日支戦争／にっしせんそう Nisshi sensō ?）。[8]；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應中華民國政府要求，日本禁止繼續使用「支那」這個詞稱呼中國，遂改名為「日中戰爭」（日語：日中戦争／にっちゅうせんそう Nicchyū sensō ?）。而「支那事變」一詞僅作為一個歷史名詞在歷史書中出現。
戰爭背景[編輯]
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力提高，逐漸走向軍國主義。1878年，日本設立直屬於天皇的參謀本部（後分設陸軍參謀本部和大日本帝國海軍軍令部），執掌用兵、作戰等軍令事務，內閣無權過問，由此確立「統帥權獨立原則」[10]。設立參謀本部，標誌日本正式邁向軍國主義[11]。1889年，《明治憲法》規定天皇總攬統帥權。1900年，規定內閣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由現役武官專任。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可以追溯到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日本借八瑤灣事件而向當時台灣動武[12]，事後清朝政府與日本簽訂《北京專約》[13]。1895年，滿清政府求和，訂立《馬關條約》。[14]依照條約：中國承認朝鮮獨立，賠款二億兩白銀，割據台灣全島、澎湖列島及遼東半島，並開四處商埠與日通商。[14]隨後，俄國立即聯合德國、法國等，要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滿清政府，增加賠款3千萬兩，此為三國干涉還遼事件。[14]因此種下日俄之間仇恨，而引起1904年之日俄戰爭。[14]
1900年，中國發生庚子拳亂，引起八國聯軍事件。[15]1905年，在日俄戰爭中，俄國戰敗，與日本訂立《樸次茅斯條約》，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有各種優越利益，及監督保護之權；俄國將旅順、大連讓與日本；俄國築長春、旅順間之鐵路及其支線，及附屬利益讓與日本。[16]日本將中國東北和內蒙古東部稱為「滿蒙」，加上日本1910年通過《日韓合併條約》吞併了朝鮮半島，日本在東北亞獲得了進一步侵略中國的跳板和前沿基地[17]。
1914年6月，歐戰爆發，8月，日本因與英國同盟關係，對德國宣戰；中國則宣佈中立。[16]日本第一步即以參戰國姿態出兵山東半島，奪取德國租借地；進而兵臨濟南，佔領膠濟鐵路全線。[16]日本入侵膠州灣，佔據德國租界。日本隨後在龍口登陸，竟完全越出租借地區，以及中國政府所劃之日德交戰區域，進佔濰縣，兵臨濟南，其間日軍徵收物資，役使人民，把中國視同敵人一般，直到德國在青島守軍完全降服後。[16]
1915年1月7日，中國政府認為戰事已告一段落，照會日本駐華公使置益，要求日本撤兵。[16]日本大隈重信內閣訓令駐華公使答覆中國日本拒絕撤兵，另外再令其向袁世凱直接提出分為五號之《二十一條》要求。[18]1月18日，五號《二十一條》條約由日本駐華公使親手交到袁世凱手裡，打破國際慣例。[18]5月7日，袁政府承認日本二十一條要求。[19]
1928年，日本以保護僑民爲名，試圖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炮轟濟南城，與中國北伐軍發生交戰，造成濟南慘案，殺害中國外交部山東交涉員蔡公時等17人[20][21]。最後，在蔣懲辦參戰主要中國軍官之後，日軍退出濟南[22]。
局部戰爭（1931年9月-1937年7月）[編輯]
日軍侵佔東北[編輯]
1931年6月19日，日本參謀本部制定《滿蒙問題解決方策大綱》，決定在一年內侵佔中國東北，旋命令關東軍執行。[23]關東軍、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在東京策劃入侵東北的軍事行動。[24]6月25日，為進犯東北尋找借口，日本製造「中村上尉事件」。[23]
1931年7月1日，日本警察在萬寶山地區屠殺中國農民，製造「萬寶山事件」，並煽動朝鮮排華。[23]蔣介石親任總司令，動用3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23]7月6日，張學良密電東北政務委員會：「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償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避免衝突，以公理為周旋」。[25]。
1931年8月16日，蔣以「銑電」密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23]不過這類說法遭到張否認，至今也查無相關跡證。[26]
1931年9月6日，張學良從北平發「魚」電給東北邊防長官公署軍事廳長榮臻[27]，與東三省政務委員會代主席臧式毅[28]：「查現在日方對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健，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當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29][30]同日，日本在東北召開領事會議，準備發動事變。[31]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製造「柳條湖事變」，攻打瀋陽北大營中國駐軍，「九一八事變」事變爆發。[23]當夜11時15分，日本關東軍自動將南滿鐵路柳條溝段鐵橋炸毀，誣指為東北軍所為，開始攻進瀋陽北大營。[32]中國東北軍參謀長榮臻當時駐防瀋陽，接到張學良「不抵抗」命令，不得對日軍作戰。時張學良方滯留北平，嚴令駐軍王以哲旅不作抵抗，日本軍遂於9月19日晨6時佔領瀋陽。[32]東北三省遂全部失陷。[33]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權成立，是由中國共產黨在蘇聯共產黨的支援下、於中國所建立的另一個政權，與當時的國民政府相對立。主張捍衛工農權益，各省市各民族有獨立自決權，其最初的首都在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是毛澤東。
1932年1月16日，鄭孝胥、臧式毅等在瀋陽舉行「滿洲善後大會」，籌備組織日本傀儡「滿洲國」。[34]3月9日，傀儡組織舉行「建國」典禮，以溥儀為「執政」，定年號為「大同」，設偽都於長春，重要機關或由日人任顧問，或由日人充要職。[34]鄭孝胥任國務總理。[23]由駒井任「國務院」總務廳廰長，總攬大權，日人分任次長及司長把握主權，各機關均有日人。[33]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於是時對外國干涉提出威嚇。[35]
1932年3月1日滿洲國成立， 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三省後，所扶植的一個傀儡偽政權。 1932年6月14日，日本政府對「滿洲國」予以承認。[35]8月8日，日本派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為駐「滿洲國」特派全權大使及關東長官，其權力等於總督。[35]9月13日，日本武藤信義為「大使」，於9月15日與其「總理」鄭孝胥簽訂「日滿協定書」，許日軍駐紥東北，確認日本人在東北之權利與利益。[36]於是攫取東北鹽稅、郵權，及關稅，東北同胞遂淪入日本人鐵蹄之下。[36]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東北民眾自發成立東北抗日聯軍、東北抗日義勇軍組織等抵抗日本軍閥侵略，得到了關內民眾同情和聲援，國民政府亦在1933年起支持東北義勇軍，成立東北協會，負責人裴毓貞，並先後將學生送往黃埔軍校，如宋長志、王多年（後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等。[37] 滿洲國
上海事變[編輯]
1932年1月28日晚11時半，日本海軍司令官鹽澤以發動事宜準備就緒，乃命日軍向上海閘北區、虯江路、青雲路、天通菴等地進犯，中國駐軍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以守土有責，遂奮起抵抗。[38]淞滬抗戰開始。[23]2月8日，以最精銳之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師編成國民革命軍第五軍，馳滬增援，仍以第十九路軍名義加入戰鬥。[38]2月14日，張治中奉命率第五軍到上海增援。[23]陳銘樞十九路軍回擊，中日雙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國、法國、美國三國公使介入調停。3月2日，第十九路軍因後援不繼，蔣光鼐、蔡廷鍇、戴戟發表撤退通電。[23]3月19日，中國在上海英國領事館與日方舉行會議，5月5日簽訂《淞滬停戰協定》五款。[39]主要內容如下：劃上海為非武裝區，規定中國在上海至蘇州、崑山地區無駐兵權，只能保留保安隊，日本在該地區則可以駐兵。[40]參與抗戰之主力國軍第十九路軍不得不離開上海。5月19日，蔣下令調十九路軍開往福建剿共。[40]第五軍則撤退至蘇州、南京一帶，日本以壓迫蔣懲辦抗日軍隊之手段，來打壓中國軍民抗日士氣。6月，日本軍閥全部退回日租界。[37]
華北危機[編輯]
1933年1月1日，日軍進攻山海關，中國守軍何柱國所部安德馨營英勇抵抗，經兩晝夜激戰，全部殉國。[40]1月3日，日軍攻陷山海關。[39]3月1日，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扣留軍用汽車偷運鴉片輸送天津，3月3日夜竟率所部滿載私物潛逃[34]，不戰棄守承德。[40]3月4日，日軍以120名騎兵先頭部隊佔領承德。[40]熱河各地隨之陷落。[34]3月8日，政府通緝湯玉麟，命軍政部長何應欽駐節北平，馳調國軍北上增援。[34]3月10日，第二十九軍趙登禹旅在喜峰口與日軍激戰。[40]
1933年5月，日本關東軍派遣偽軍劉桂堂部七八千人、張海鵬部一千八百人、李守信部六千五百人，共約一萬六千多人向察哈爾進攻[41]5月26日，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馮玉祥任總司令。[40]5月31日，黃郛遣代表熊斌與日方代表岡村寧次簽訂《塘沽協定》。[34]中國守軍退出熱河和冀東，日本打開通往華北大門。[37]
1935年8月，日軍大施威脅，縱令特務機關，到處滋擾。[43]
中國分離主義的進行[編輯]
中共同時得以發展，在湘贛粵閩等地建立起多個「蘇區」並不斷擴大。[45]:501931年11月7日，中國共產黨於蘇聯國慶日在中央蘇區創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定都江西瑞金。[46]1931年起，留俄國際派掌控中國共產黨大權，觀念和目標並不切合中國實際狀況，仍然高倡無產階級革命，企圖佔領都市，繼而使各省獨立。[47]:346
1933年12月3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軍事領導人會議，討論是否要派兵支援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會後因十九路軍曾參與第二、第三、第四反共圍剿等血債，12月5日，中共中央轉而不支持中華共和國政府[48]:65-68。
中國的救亡運動[編輯]
1935年12月18日，國民政府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維持實質控制華北，對抗殷汝耕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49]
1936年5月，日本破壞海關緝私，並增兵華北，中國一再提出抗議。[50]
西安事變[編輯]
1936年12月，蔣中正親自來到西安「督戰」[37]。12月12日，張、楊發動西安事變，對蔣「兵諫」，震驚中外。最後，中國共產黨經過內部爭辯，派周恩來到西安與中國國民黨商解決問題，在宋子文、宋美齡斡旋下，蔣放棄「攘外安內」的基本國策而獲釋，國共兩黨表面上聯合抗日，成爲日後影響中國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關鍵因素之一[51]。
全面戰爭（1937年7月－1938年10月）[編輯]
盧溝橋事變[編輯]
1937年7月初，日本中國駐屯軍在北平城外的盧溝橋、長辛店、回龍橋、平漢線等處進行軍事演習，製造摩擦[52]。7月7日，日軍在宛平軍事演習時，以一名士兵失蹤為由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在遭到中方拒絕後，日軍隨即向宛平城和盧溝橋發動進攻[53]，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吉星文奉命率團反擊[54]，盧溝橋事變爆發。隨後，中國在華北軍政最高長官、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在天津與日軍談判[55]，試圖遏制事態擴大[56]。此時南京國民政府判斷日軍有擴大侵略的可能，於是在通過談判[57]、美英調停[58]以阻止日軍進一步侵略的同時，也在進行軍事準備和部隊調動[59][60]。7月11日，日本近衛文麿內閣決定向華北增兵，意圖事態升級為「北支事變」[61]。7月17日，蔣發表《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第二次廬山講話），正式表明準備全面抗戰的方針[62]，盧溝橋事變遂成為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標誌。[63]
“
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
——1937年7月17日，蔣中正《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最後關頭講話》）
蔣之嚴正表示得到中國各地勢力支持，陝北中國共產黨及紅軍、四川川系、廣西桂系、山西晉系、西北馬家軍、雲南滇系等軍政將領一致表態擁護南京國民政府，要求共同抗日[64]。然而此時，中日談判表面趨向緩和，日軍卻暗自向北平增援朝鮮軍和關東軍[65]。7月19日，宋哲元被迫接受日軍和談條件，以要求恢復至盧溝橋事變之前狀態為代價[66]，而準備將北平守軍撤往保定以保全實力[67]。次日，獲得增援的日軍再次發動進攻[68]，並於25日攻佔廊坊車站[69]。26日，日本司令員香月清司向宋哲元發出最後通牒，並在北平廣安門與第二十九軍再次交火[70]。7月27日，日軍進攻整個平津地區，並以3個師團兵力增援華北，另各派1個師團前往青島、上海。7月28日，日軍攻佔南苑，雙方交火激烈，副軍長佟麟閣、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陣亡[71]，而第二十九軍全軍部隊在北平、天津一線與日軍全面交火[72]。月底，日軍進佔天津、北平，第二十九軍主力退守保定一線，餘部由張自忠率領接受日軍條件而困居北平，平津作戰結束[73]。
中日進入全面戰爭[編輯]
1937年7月8日，中國共產黨向全國通電，呼籲國共兩黨親密合作、全民族實行抗戰[74]。中國共產黨首要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聯名電呈蔣，願在領導之下，為國效命。[75]7月1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向中國國民黨遞交《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
7月3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宣布「既然和平絕望，只有抗戰到底」：
“
「這次蘆溝橋事變，日本用了卑劣欺騙的方法，佔據了我們的北平、天津，殺死了我們的同胞百姓，奇恥大辱，無以復加，思之痛心。自從九一八以後，我們愈忍耐退讓，他們愈兇橫壓迫，得寸進尺，了無止境，到了今日，我們忍無可忍，退無可退了。我們要全國一致起來與倭寇拚個他死我活！我們軍人，平日受全國同胞的血汗供養，現在該怎樣的忠勇奮發，以盡保國衛民的責任！我個人做了全國的統帥……我常常說：我們既戰，就要必勝，只要我們全體將士能夠一心一德，服從命令，結果一定可以打敗倭寇，雪我國恥。……各位要知道，我們自九一八失去了東北四省以後，民眾受了痛苦，國家失去了領土，我們何嘗一時一刻忘記這種奇恥大辱？這幾年來的忍耐，罵了不還口，打了不還手，我們為的是什麼？實在為的要安定內部，完成統一，充實國力，到最後關頭來抗戰雪恥！現在既然和平絕望，只有抗戰到底，那就必須舉國一致，不惜犧牲來和倭寇死拚。我們大家都是許身革命的黃帝子孫，應該要怎樣的拚死，圖報國家，以期對得起我們 總理與過去犧牲的先烈，維持我們祖先數千年來遺留給我們的光榮歷史與版圖，報答我們父母師長所給我們深厚的教誨與養育，而不致於對不起我們後代的子孫。將士們！現在時機到了，我們要大家齊心，努力殺賊，有進無退，來軀逐萬惡的倭寇，復興我們的民族！」[78][79]
”
8月，中國進入戰時體制，成立大本營作為軍事最高統帥機構，成立國防最高會議作為戰時黨政軍最高領導機關。8月9日，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國防會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要領導人、部分地方高級將領以及中國共產黨代表共同出席。根據會議決定，8月15日蔣中正下達全國總動員令，正式成立大本營，蔣以大元帥身份行使最高統帥權。
8月12日，政府設立國防最高委員會。[80]推蔣為陸海空軍大元帥，統率全局，領導對日抗戰。[81]中國國民黨臨時常務委員會決定成立國防最高會議，以蔣為會議主席，授權他可以超越日常程序處理一切事務。[82]:351-355
8月15日，日本政府發布聲明，明確提出要根本排除和消滅中國抗日運動，真正宣佈全面侵華戰爭。8月17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放棄之前「不擴大」方針，並於8月24日通過動員案。日本陸軍隨即向中國大規模增兵，海軍宣布封鎖中國全部海岸。
8月19日，蔣發表紅軍改編命令。8月20日，蔣下達大本營第一、二號訓令，頒布《國軍戰爭指導方案》和《國防作戰指導計劃》。訓令聲明決心維護中華民族生存和國家領土完整，對於入侵的「敵國倭寇」「以武力解決之」，提出「以達成持久戰為基本主旨」，確定戰爭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明確大本營的組織系統，將中國軍隊分為5個戰區。8月22日，陝北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年底，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為陸軍新編第四軍[83]。
此外，8月20日至25日，中國共產黨召開洛川會議，確立中共抗戰方針[84]。同日，毛澤東則命令八路軍跨越山西至河北，支持傅作義部隊作戰，卻事後透過無線電告知前線指揮官，早先命令純粹為宣傳，事實上八路軍應盡量放慢移動速度，「每天移動五十里，每行軍三天，休息一天。」[85]8月28日，日本宣佈封鎖中國港口，對沿海一帶，中國苦無海軍，僅由陸軍固守。[86]
9月2日，日本內閣通過閣議，將「華北事變」改為「支那事變」[88]。
9月4日，日本為建立戰時體制召開臨時議會，以議會開幕詔書代替正式宣戰詔書。日軍曾砲轟廈門。[86]
9月5日，近衛在議會上發表施政方針演說，表示為使中國放棄抗日政策，即使日本「長期戰鬥下去亦在所不辭」。
9月10日，國聯理事會舉行例會，中國代表顧維鈞於9月12日向理事會提出正式聲明，要求根據盟約第十一條及第十七條採取必要行動。[89]
9月22日，中共中央發表《共赴國難宣言》。[90]中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91]9月23日，蔣中正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成立。[82]:355-357[83][91]
10月6日，經遠東諮詢委員會審查後，國聯大會通過委員會提出兩個報告，主要內容是，（一）日本在中國的軍事行動，違反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二）邀請九國公約簽字國於最短期間開會討論，並建議：1. 對中國表示精神上的援助，請各會員國個別援助中國；2.勿採取削弱中國抵抗能力的任何行動。[92]
華東戰場[編輯]
8月11日，蔣中正命令受過精良訓練、配備德式武器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師移防上海市郊，以分散在華北日軍力量，蔣中正與德國顧問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也堅信「上海必須固守」，因為華北平原無險可守，日本機械化部隊可橫行無阻，而上海的街道與水道，則有利於中國輕武裝部隊作戰。[95]中日軍在上海狹窄的巷弄里進行巷戰，雙方都死傷慘重。[96]8月14日，鹿屋及木更津海軍航空隊分批侵襲杭州、廣德機場，被中國空軍第四大隊高志航部痛殲。[81]8月15日、16日，日機再襲杭州、南京、嘉興等地，被國軍擊落達46架之多，鹿屋及木更津兩機隊幾盡殲。[81]
11月20日，中國軍隊在傷亡25萬人之後，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淪陷；由於下達撤退命令過於倉促，後方國防工事交接發生失誤，加上中國抗戰初期軍隊訓練素質低，使撤退演變為潰敗。同日，國民政府宣布將首都和所有政府機構由南京遷往陪都重慶，而軍事作戰中心先遷往武漢直到武漢會戰，後再遷往陪都重慶。日軍攻佔上海後，進攻南京。
12月12日，唐生智命令中國守軍「突圍」，南京隨即陷落。日軍以持續數月的南京大屠殺打擊中國民眾士氣，殺害中國平民和戰俘約30萬以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統計為26萬人以上）。下令進行南京大屠殺的日軍上海派遣軍（後改稱華中派遣軍）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殺戮最嚴重的第六師團師團長是谷壽夫。[37]
華北戰場與徐州會戰[編輯]
8月初，日軍編成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聯合中國駐屯軍一部沿平綏鐵路東段向察哈爾進攻，以「解除對中國駐屯軍後側及滿洲國境的威脅，消滅察哈爾省內的中國軍隊」。中國任命傅作義為國民革命軍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加強防禦華北，負責平綏鐵路東段。8月7日，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十三軍進入南口陣地。日軍在關東軍參謀長坂垣策劃下，以相當大兵力主攻南口，我方由湯恩伯部之王仲廉師苦守，8月9日，日軍開始正式攻擊。[97]日軍並以一部側擊南口西側長城防線。中國軍隊經激烈戰鬥仍未能抑制日軍攻勢，8月下旬，懷來、延慶、南口、張家口相繼失陷。8月29日，日軍兩支部隊在宣化會合，防禦平綏鐵路西段的中國軍隊面臨夾擊危險，遂分頭撤退。日軍察哈爾派遣兵團隨即在偽蒙騎兵協同下沿平綏鐵路向西繼續進攻。
8月31日，日軍中國駐屯軍與到達的國內援軍編組為華北方面軍，連同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在內，日軍用於華北作戰部隊合計約37萬人。
9月，日軍為確保華北主力側翼安全，以第五師團、察哈爾派遣兵團分東、西兩路從北面進攻山西。9月11日，中國第二九九團孤軍堅守天鎮一週後失守。9月13日，李服膺部在天鎮、高陽一線守護不力，大同棄守。[98]9月中旬，日軍逼近內長城，中國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在平型關、雁門關一線組織防禦，決心與東線平型關當面日軍決戰。9月下旬，彭德懷、朱德決定不顧中國共產黨中央與毛澤東反對[99][100][101]，擅自同意林彪配合國軍抗日[102]，派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林彪第一一五師、賀龍第一二〇師支援第二戰區作戰。9月24日，日軍攻佔重鎮平地泉。第八路軍朱德部奉命增援，與山西王靖國部配合兩方夾擊。[103]9月25日，日軍第5師團第21旅團被八路軍第115師在平型關以東設伏，經過激戰，該部日軍1,000餘人被全殲，並繳獲大批軍用物資。[91]9月26日，中國軍隊殲敵一個聯隊，日軍向蔡峪口潰退，大國軍隊繼伏重兵於平型關之土溝，待其增援之兩聯隊經過，盡予以殲滅，遂成平型關大捷。[103]斃傷日軍運輸隊500餘人[104][105]。蔣致電嘉獎。[91]9月26日起，日軍於連雲港與中國軍隊發生炮戰，圖在墟溝登陸。[86]9月27日，中國軍隊乘勝攻靈邱，兩敗日軍。[103]9月29日，西路日軍攻佔繁峙，遮斷平型關正面中國軍隊退路，閻錫山被迫下令南撤五台山地。
10月，日軍相繼攻陷綏遠省會歸綏和重鎮包頭。平綏鐵路作戰結束，日軍完全控制內蒙，並解除其華北主力進攻河北、山西側翼威脅。10月2日，日軍佔領連雲港外東西島。[86]是月初，衛立煌率國民革命軍第十四集團軍從河北石家莊轉赴晉北增援，並負責指揮忻口會戰。忻口正面中國守軍與處於日軍後方第十八集團軍密切配合，多次重創日軍，使日軍在晉北苦戰[82]:434-452[106]:12。由於上海戰事擴大，日本大本營命令華北方面軍迅速完成平漢、津浦線北段作戰任務並佔領太原，以抽調兵力增援上海。10月21日，日軍第二十師團從河北石家莊沿正太鐵路分兩路進攻山西。日軍右縱隊強攻河北井陘娘子關，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依工事頑強抵抗。10月26日，日軍左縱隊進抵娘子關側後，中國守軍主力倉促後撤，日軍當日攻破娘子關，並追擊潰退的中國守軍，10月30日佔領晉東陽泉。
11月2日，晉東方向日軍佔領昔陽，形成與晉北日軍會攻太原之勢，忻口中國守軍當夜南撤保衛太原[82]:470-475。第二戰區前敵總指揮衛立煌命令主力撤至太原以南，以傅作義率領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守太原。11月5日，日軍從東、北兩面逼近太原城郊，11月8日總攻，經過激戰在當晚突破北面城垣，傅作義率部從城南突圍，太原在11月9日陷落。
1938年2月，日軍華北方面軍企圖南下和華中派遣軍會合。國民革命軍在以徐州為中心地區與日軍激戰，史稱徐州會戰。3月，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令川軍王銘章部守滕縣，因無援兵，滕縣失守，王銘章師長戰死殉國[108] 。李宗仁遂以西北軍孫連仲第二十六路軍在徐州以北的台兒莊與日軍反復爭奪，以西北軍張自忠國民革命軍五十九軍和龐炳勛軍團掩護台兒庄右翼臨沂戰場。以中央軍湯恩伯軍團卷擊台兒庄日軍側背，最終取得台兒莊戰役勝利，以斃傷日軍一萬多人的戰果成爲近代日本第一次軍事挫敗。[109][110]1938年，日軍第10師團與第5師團攻勢遭到滯遲。但日軍仍持續自南北兩線包圍徐州戰場。為免遭到圍殲，中國軍隊退出徐州。[37]
5月19日，日軍佔領徐州。6月6日，日軍佔領河南省會開封。6月9日，蔣命令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南岸大壩。雖然洪水暫時阻擋日軍南下，但是黃河下游大規模水災，使得上百萬民眾直接死亡或間接因飢荒而死[111]，使部份民衆不滿中國國民黨。參與會戰的中國軍隊分路撤退，使日軍未能合圍。徐州會戰結束後，部分國軍留在魯南蘇北敵後戰場，蔣下令組建魯蘇戰區，戰區司令為東北軍于學忠，並堅持到1943年，在日偽軍壓迫下，被迫退出魯南蘇北。華北日軍主力進攻山東津浦鐵路方向，以一部向河北平漢鉄路追擊，宋哲元率部抵抗，退至黃河以北的河南北部。
華中、華南戰場[編輯]
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漢會戰，是1944年以前，中國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的會戰，參戰日軍達30多萬人，國民革命軍達110萬人。會戰中，侵華日軍損失近20萬人，由此喪失戰略進攻能力。中國軍隊大部脫離戰場，安全撤退，一部留在大別山區敵後堅持游擊，主要是桂系軍隊。會戰中，在第九戰區南潯路戰場上，薛岳指揮國軍取得萬家嶺大捷，使日軍第106師團損失約萬人，幾近覆滅，是戰役中國民革命軍最大勝利。10月21日，日軍在大亞灣登陸，佔領廣州，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部退至粵北地區。10月25日，湖北重鎮武漢三鎮相繼陷落。中國政府作戰中心遷往重慶市繼續抵抗。[37]在佔領武漢和廣州後，日軍轉入休整，戰線拉長，無力作進一步大規模戰略進攻。
會戰期間，以盧作孚為首的民族企業家運送大批軍隊及作戰物資到前線，將武漢地區大批工業裝備和人員轉移到四川，在敵機狂轟濫炸下，川江航線為抗戰勝利立下殊勛。總計日軍對西南大後方，投彈60,174枚；重慶受創最烈，尤其是5月3日至5月4日，落彈上萬枚，傷亡慘重。此外，蘇聯航空志願隊參加保衛武漢的空戰。會戰迫使日軍大本營重新調整對華戰略，改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戰略，以求儘快結束所謂的「支那事變」。日本政治誘降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到1940年，汪精衛政權在中國國內影響甚小，無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強的黃埔系軍隊，於是選定蔣中正為誘降對手，但終未成功。武漢會戰歷時4個多月，中國軍隊傷亡40萬人，日軍損失10餘萬，無力繼續進攻，中國抗日戰爭開始戰略相持。[37]據中國大陸1980年代資料稱，由於蔣介石實行片面抗戰和單純防禦之戰略方針，致使中國大片土地相繼淪陷。[113]尤其是武漢失守以後，抗日力量嚴重削弱。[113]
中日相持（1938年10月－1941年12月）[編輯]
日本政策的轉變與分而治之的策略[編輯]
由於鑒於綿延上千公里的戰線以及敵後區地方游擊隊等等之不安定因素，讓日本此時對於中國採用分而治之的政策，積極扶持中國人成立效忠日本的傀儡政權。[114]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12月14日，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1938年3月28日，梁鴻志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並與日本訂立條約[115]:21，發行鈔票。後來日本又在佔領區設立親日的汪精衛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德王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權分化中國士氣與國際影響力，但是蔣中正與國民政府沒有屈服。日本侵略中國時，曾打著「反對共產主義」旗號，多次與國民政府接觸，希望同蔣合作。
日本作戰方針最早為「三月亡華」，1938年11月第二次近衛聲明表示「東亞新秩序應由中日共同主導」、「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聲稱只要答應和解，就從華中、華南撤軍，華北在名義上屬於中國。日本僅用少量資源即能引誘中國農工階層加入皇協軍隊伍，創造出大量不同名義的與日協作軍，在經濟上也誘惑資本受損的中國資產階級，向他們開放日軍佔領區的實業投資。面對這些因素，國民政府中開始不斷出現「中日和解」的聲音。同年底，第三次近衛聲明發表，將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部分義務由中國分擔，透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詳見陶德曼調停），藉以從側面誘導國民政府和談，並承諾和談成功後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歸還租界。[37]
日本態度轉變引起歐美國家與中國注意，其中歐美研判第三次近衛聲明的目標由中國轉向蘇聯，行動將有助於各國的利益，與慕尼黑協定類似，希望將日本戰火燃燒到蘇聯土地上，因而歐美各國開始向國民政府派遣遊説團勸説，希望蔣中正在各方利益沒有太大損失的情況下，與日本達成停戰協議。然而在內面臨戰局不利外受到列強壓力的困局下，蔣中正對抗戰始終未有動搖，堅持抗戰到底，其夫人宋美齡亦以三國時期之赤壁之戰曹操勸降孫權為例子，勸告蔣切勿聽信日本人，而務必堅持民族大義。[37]
受此影響主張與日本媾和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到達越南。他在1938年12月29日發表「艷電」響應近衛聲明，提出與日本「恢復和平」。汪精衛當時是中國第二號人物，在戰爭最緊張時，這番言論被視作公開叛國投降，打擊抗戰士氣。1939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召開臨時緊急會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並撤銷其一切職務。之後發生「河內刺汪案」，蔣中正派出特務企圖暗殺而不果。3月，軍統策劃刺殺汪精衛，汪在事件中生還，使他徹底投向日本，並於5月在上海與日本開展秘密談判。9月30日，汪精衛與日本秘密簽訂《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1940年3月26日，汪精衛偽組織在南京成立。[116]1940年，汪精衛在日本的保護下來到南京，以「還都」的名義於3月29日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115]:132。汪精衛出任代理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蔣嚴正駁斥，明令通緝。
1939年8月23日蘇聯與德國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同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隨即提出：「結束一黨專政，召集能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權力的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並抨擊在國民黨執政下，毫無政治自由可言[117]:124。
1940年，日軍出兵侵入越南，威脅英荷南洋帝國。[118]7月，英國政府為討好日本，竟封鎖中國唯一國際邊道滇緬公路，使中國作戰物資之出口完全斷絕。[118]美國表示反對。法國關閉滇越鐵路，中國對外交通完全斷絕。自此中國深感財政困難，通貨膨脹不已，軍民生活日益艱苦，直到1944年秋間，實為中國抗戰最艱苦階段。[118]9月，六萬日軍登陸安南北部進攻滇桂。[116]
1941年4月，蘇聯與日本簽署《日蘇中立條約》、《共同宣言》，其宣言內有：「……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119]。中國共產黨表態全力支持。[120]為此，《新華日報》發表社論[121]。
敵後戰場的發展[編輯]
1937年8月，中共向國民政府提出「紅軍擅長運動戰，陣地戰非其所長」，因而紅軍「願意一部深入敵後方，打其後。」[122]
進入相持階段之後，日軍由於軍事進展過於迅速，兵力和後勤補給均不敷使用，只能保證對主要城市和軍事據點，以及主要交通線的佔領。[來源請求]1938年5月，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提出抗日戰爭應分為戰略防禦階段、戰略相持階段和戰略反攻階段[123]。
1939年9月，納粹德國閃擊波蘭，法國、英國向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歐美各國放棄將法西斯國家力量引向蘇聯的企圖，支持中國國民政府抗戰，反對中日和談。超乎預料，1940年6月22日，歐洲列強法國迅速向德國宣佈投降，德國迅速組織空襲英國。世界各地戰況均有利於法西斯。中國這時也出現廣泛悲觀傾向。在此情況下，國共兩黨以不同宣傳，鼓舞抗戰士氣。其中三次長沙會戰對日軍造成重大打擊；1941年，薛岳指揮第三次長沙會戰，殲滅日軍5萬多人，使戰略部署回復到會戰前，改變當時中國國內抗戰士氣。一些不受國民政府指揮之組織（如中國共產黨設立之邊區政府、蒙古抗日遊擊隊等）也逐步壯大。
敵後戰場大多為國民政府地方部隊。之前中共曾多次向國民政府提出遊擊戰建議，未被採納，而1938年10月之後，蔣中正看到中共游擊戰法成效，遂決定重視敵後游擊戰[124]。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夕，蔣在高級將領緊急軍事會議上說：「吾人慾驅逐敵人，消滅敵人則必須利用游擊戰，擾亂敵人之後方，而牽制敵人之行動，破壞敵人交通運輸，而減少其力量，以協助正規軍作戰」[124]。與會的第十八集團軍代表朱德提交國共兩黨舉辦抗日游擊幹部培訓班的提議，並獲得蔣中正同意。1938年11月25日，蔣中正於南嶽軍事會議確立敵後戰場作戰方針，提出「二期抗戰，游擊戰重於正規戰」[125]，並確定仿效共產黨、八路軍的辦法，在南嶽創立抗日游擊幹部培訓班[125]，同時向中共請求派遣幹部作為教官展開培訓[124]。其後葉劍英、李濤等30多人代表中共軍隊前往執教。游擊幹部訓練班共辦7期，每期3個月，畢業學員共計5659名。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畢業學員，成為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的骨幹力量[125]。
國民政府將敵後戰場劃分為十二個作戰區域。第一戰區建制豫皖邊區總指揮孫桐萱、豫南遊擊區、豫北游擊區、河北游擊區、豫魯邊區、太行游擊區龐炳勳、中條游擊區高桂滋。第二戰區建制第七游擊縱隊、陝東河防游擊縱隊、河北民軍等。第三戰區建制福建保安司令陳儀、溫台寧守備俞濟時、第一游擊區陶廣、第二游擊區顧祝同。第四戰區建制西江挺進、瓊崖游擊區、廣東南路第七游擊區、粵桂邊區游擊。第五戰區建制鄂豫邊區游擊、豫鄂皖邊區游擊（廖磊、李品仙）、鄂東游擊區。第六戰區建制游擊總指揮、挺進軍。第七戰區建制閩粵贛邊區、東江指揮所挺進縱隊、海陸豐守備區。第八戰區建制察哈爾游擊區、綏遠游擊區、伊盟守備軍陳長捷、東北挺進軍馬占山。第九戰區建制湘鄂贛邊區游擊（挺進軍）。第十戰區建制陝西抗日義勇軍第一縱隊。魯蘇戰區建制山東游擊沈鴻烈（1942年改為于學忠，1943年7月國府將魯蘇戰區與魯蘇皖戰區合併第十戰區）、第一游擊區韓德勤、魯東游擊牟中珩。冀察戰區建制察哈爾游擊石友三、河北戰區游擊指揮孫良誠、河北民軍、太行山游擊區龐炳勳。[126]，在其後數年中，約半數成為偽軍。
武漢、廣州失守後，已經在華北、華中奪得大面積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軍隊，通過游擊戰和運動戰結合的戰術，在各個犬牙交錯的小型戰場上消耗牽制了大量日軍兵力，與正面戰場的國軍形成夾擊之勢。而日軍在佔領武漢、廣州後，由於戰線過長，兵力不足，消耗過於巨大，被迫「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立場，對國民政府提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的「近衛三原則」，開始優先保護鞏固佔領區，應對中共軍隊在敵後戰場的威脅。中共軍隊則採取「鞏固華北」的方針，八路軍進入冀南、冀中、冀魯豫邊平原地區和山東地區以對抗日軍的「先平原後山區」策略，反擊日軍的「掃蕩」。同時大力發展華中，開闢了豫鄂邊，豫皖蘇邊和皖東根據地[127]。
隨著汪精衛等投日，約56萬敵後中央軍和地方軍閥部隊投日[來源請求]，也有部分人不滿國民政府，投向中國共產黨部隊（如呂正操）。至1940年7月，中國共產黨部隊已增至近40餘萬人，擁有約1億人口的抗日根據地和近200萬民兵，除反對日軍外，也常與國軍武裝衝突。在1940年周恩來給史達林信中提到，中共基本政策是支持蔣領導抗日，在中國100萬以上傷亡士兵中，八路軍傷亡數量13萬人，新四軍則為11萬人[128]。
1940年8月，中國共產黨以彭德懷為主部分將領，未經中國共產黨中央批准，私自發動百團大戰[129]，初期動員22個團，主要破襲正太路，其次破襲平漢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晉路，後又有其他中國共產黨部隊加入，據中國共產黨稱，共消滅日、「偽軍」2.5萬餘人，俘虜約2萬人。但中國共產黨軍隊也遭到約1.7萬人傷亡巨大損失。[130]
中國共產黨新四軍與當地國軍因發展敵後根據地，佔據有利地形等問題多有衝突，而其背後則是毛澤東直接領導。1940年10月，中共新四軍發動黃橋戰役突襲蘇北韓德勤部隊[131]，韓德勤部89軍全軍覆沒。1941年1月4日至12日，共產黨部隊新四軍9000餘人經安徽涇縣茂林地區時，遭事先埋伏的國民政府軍7個師8萬餘人襲擊，除2000餘人突圍成功，多數戰亡。該次事變稱為「皖南事變」[132]。
百團大戰後，日軍推行治安強化運動，調回20餘萬部隊，在華北日軍兵力達到47萬，並集中了傀儡政權中投入戰場的全部軍隊，先後共調集60萬日軍以及90萬偽軍，發動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133]。為應對中國共產黨方面的遊擊戰術，採用了「保甲制度」來斷絕共產黨軍隊與當地民兵的接觸，設立無人區，進行三光政策，甚至時常使用違反國際法的生化武器來作戰[134]。共產黨面對日軍掃蕩的壓力下，全軍退入山區和鄉村，化整為零保留實力，並積極開展山地及平原游擊戰遲滯和消耗日軍鋒芒。華北日軍因找不到共產黨軍隊主力，便把參與掃蕩任務的日軍為基礎，發動五一大掃蕩，八路軍左權、常德善、王遠音、於時雨犧牲，發動中條山戰役、一號作戰，以期消滅中國力量。華中地區，日軍開展「清鄉」戰爭，新四軍羅忠毅、廖海濤犧牲。八路軍總兵力由40萬下降至30萬，新四軍總兵力由13萬下降至11萬 [132]。
與此同時，中共陝甘寧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以解決自己的補給問題。1940年起，中共根據地開始從事特貨種植銷售，1942年鴉片收入成為中共邊區經濟最重要收入來源，1944年更達到總財政收入30％的規模，透過此類貿易賺得許多金子、法幣等。[135][136][137]，以晉北及陝北栽種區域最廣[138][139][140]，將鴉片統一收購運至耀縣及柳林銷售[141]，國民政府曾於1943年4月欲派內政部陝豫甘寧綏區煙毒檢查團赴陝北調查，遭蕭勁光拒絕[142]
太平洋戰爭（1941年12月－1945年8月）[編輯]
同盟國與戰略反攻[編輯]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日本的戰略重心從中國轉變為美國。翌日，美國對日本宣戰，並呼籲世界各國對日本實施貿易制裁。12月9日，中國正式向日本宣戰。不久之後，除了先前與日本簽立互不侵犯條約的蘇聯以外，英國等同盟國也對日本宣戰。從此中國不再獨立對日作戰，抗日戰爭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美國加入二戰後以租借法案的名義通過滇緬公路和「駝峰航線」從緬甸、印度向中國運送作戰物資支持中華民國繼續抗戰。
世界各國的介入主要是因為英美希望中國拖住日本陸軍主力。因此中國與英國簽訂了友好同盟條約，並與英美等國簽訂廢除部分不平等條約，令重慶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上升。[144]
香港時間12月8日早上8時，即珍珠港事件後僅數小時，由酒井隆指揮的日本軍隊從深圳向香港發起進攻，香港保衛戰於此開始。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率駐港英軍投降，香港淪陷。同時，日本在國內進一步徵兵動員，將戰場擴大至荷屬婆羅門（今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英、荷、美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奪取當地產量豐富的石油、橡膠等戰略資源。並派兵向英國遠東軍進攻，接連攻克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並在暹羅灣發動主力決戰，將威爾斯親王號戰列艦擊沉，標誌著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已無人能敵。
日本方面不滿足於控制東南亞的油氣資源，同時注意到滇緬公路對中國戰場的意義，轉而出兵緬甸，意圖切斷滇緬公路孤立中國。此時英國在遠東的軍隊已無力抵抗日本的進攻，轉而向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求援。於是羅斯福與蔣中正磋商組建了盟軍中緬戰區，由蔣中正兼任司令，中國派代理司令長官杜聿明率10萬名集合中國精銳力量的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與日本作戰。原本中英兩國軍隊預定在曼德勒籌劃與日軍會戰，但是日軍先奪取了英軍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軍開始向印度方向退兵，於是日軍迂迴至中國軍隊背後，令中國遠征軍右翼暴露，結果聯合作戰破局成為各自潰退的慘劇，遠征軍第5軍殘部被迫自野人山回國或撤往印度，第66軍撤退回國。這次戰鬥中，200師師長戴安瀾戰死。最終緬甸被日本佔領，滇緬公路中斷，10萬遠征軍經血戰只有4萬餘人安全撤離。而杜聿明被召回，美軍兼任中緬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將軍和新38師師長孫立人、廖耀湘則留下繼續負責在印度編練軍隊。
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形勢惡化，兵力不足與運輸船隊遭美國獵殺使得戰爭物資緊缺：橡膠、鋼鐵被列爲國家資源，禁止向民間出售；華北地區的資源生產遭到當地民兵與八路軍連續不斷的襲擾，絕大多數地區喪失了生產能力。爲了取得東南亞地區的物資，必需打通中國的鐵路線，於是日本發起了豫湘桂會戰。日本華北方面軍輕易擊潰湯恩伯在河南省的大軍，第36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陣亡，結果日軍打通了平漢線之河南至武漢段。之後，華中日軍乘勝追擊，在第四次長沙會戰中擊敗薛岳，一路追擊至湖南南部重鎮衡陽。第十軍軍長方先覺率部頑強抵抗47天，最終城破。華中日軍與華南日軍又聯手發起桂柳戰役，一路佔領廣西，打通湘桂鐵路，最後打到貴州獨山，震動重慶；另一路則從衡陽南下與廣州北上的日軍打通了粵漢鐵路。中共則在潘漢年通知下即早獲知豫湘桂會戰情報，幾乎未遭受損失。[145]
豫湘桂會戰，日軍以40萬兵力投入到廣闊的地區，竟使號稱600萬之眾的國軍損兵70萬。戰後中方丟掉大小城市146座，淪陷國土20萬平方公里，航空基地7個，機場36個，而遭日軍奴役的國民不下600萬人 [146]全國輿論嘩然，各界痛斥。此役日軍事先精心準備，兵力也經過大大補充；中國守軍一方面因爲長期的相持局面而放鬆了警惕，另一方面精銳部隊被史迪威調往西南戰場，導致豫湘桂會戰的大潰敗。日軍雖然最終控制了華南交通動脈粵漢鐵路並打通「大陸交通線」，但卻無法保證其使用順暢，反而使得兵力分散的弱點更為突出，為中國日後的反攻，尤其是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恢復與發展創造了戰略條件。在這之後，八路軍、新四軍發起局部反攻，基本恢復1941年前的根據地範圍。此外，中共還派出王樹聲進軍河南，派出王震進軍湖南，開闢新的根據地。
日本戰敗（1945年2月－1945年9月9日）[編輯]
1945年2月，英、美、蘇簽訂《雅爾達協定》，規定在歐洲戰爭結束後三個月內，蘇聯應對日宣戰。中國沒有被邀請參加。由於美英是以犧牲中國的主權（如承認外蒙古獨立），來換取蘇聯對日出兵的條件，也被稱為「遠東慕尼黑」陰謀。
1945年2月以後，盟軍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於是為了消滅美軍在中國的飛機場以維持大陸交通線的通暢並早日結束中日戰爭以集中全力於本土防衛，1945年3月起日軍先後發動豫西鄂北會戰和湘西會戰。在河南，日本軍於3月下旬從豫中會戰之後的防線以東向西發動攻擊，其前鋒一直衝到西峽口。在湖北，3月日本軍向西北部發動攻擊，於4月8日攻陷老河口；不過之後國民政府軍隨即發動反攻，收復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軍佔領的地區。在湖南，日軍以空軍基地芷江為目標，於4月向湖南西部發動攻擊，但是在中國軍隊抵抗之下，日軍遭受挫敗而退回原陣地。之後中國軍隊乘勝追擊，向廣西地區發動反攻，於5月27日收復南寧，6月29日收復柳州，7月27日收復桂林，8月收復廣西全境。此外，中國軍隊原本預定於8月收復廣州以打通中國對外運輸要道，因為日本投降而無須實行。
1945年7月26日，中國蔣委員長、美國總統杜魯門、英國首相邱吉爾，在波茨坦發表聲明，對日本提出最後通諜，促其宣佈無條件投降，否則將使用三國巨大之陸海軍全部力量，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毀滅。[147]三國予以日本「最後之打擊」。由於此時美國的原子彈已試驗成功，美國新總統哈利·S·杜魯門對於蘇聯的參戰並不抱太大興趣，所以未邀請蘇聯協商或署名，造成蘇聯頗為不滿。
1945年8月6日，為避免採取大量傷亡的登陸戰以及在先蘇聯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8月9日又在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蘇聯紅軍根據《雅爾達協定》，隨即在8月8日對日宣戰，發動八月風暴行動，於8月9日出兵中國東北。此時日本關東軍僅有70萬人，部署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蘇聯紅軍則多達150萬人投入到遠東戰場，雙方裝備懸殊。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橫掃日本關東軍，由於軍紀敗壞，對戰敗日本人及中國東北人搶劫、施暴及強姦等，在當地造成巨大恐慌。蘇聯於中國東北撤軍前，投入大量人力大規模拆運東北地區原有工業、鐵路等基礎設施，使中國損失巨大。蘇軍撤出後，將大批軍火彈藥交給中共軍隊[148]。
1945年8月10日下午7時，日本政府正式向中、美、英、蘇四國發出《日本請降照會》，全文如下︰
晚上8時許，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經中央通訊社收獲，發佈號外，「頃刻震動全市，街頭人山人海，遍處歡呼吶喊……超過十萬以上之男女老少市民……奔赴國民政府暨中央黨部前歡呼，向蔣主席致敬……」[151]同日，在延安總部，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發佈大反攻第一號命令：
「一、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依據《波茨坦宣言》規定，向其附近各城鎮交通要道之敵人軍隊及其指揮機關送出通牒，限其於一定時間向我作戰部隊繳出全部武器。在繳械後，我軍當依優待俘虜條例給以生命之保護。二、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偽軍，偽政權送出通牒，限其於敵寇投降簽字前，率隊反正，聽候編遣，過期即須全部繳出武器。三、各解放區所有抗日武裝部隊，如遇敵偽武裝部隊拒絕投降繳械，即應予以堅決消滅。四、我軍對任何敵偽所佔城鎮交通要道，都有全權派兵接受，進入佔領，實行軍事管制，維持秩序，並委任專員負責管理該地區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壞或反抗事件發生，均須以漢奸論罪。」[152]
同時，由於美國原子彈攻擊與蘇聯軍隊參與，中國內部開始有人感到中國抗日戰爭即將終結。在美軍空運、海運幫助下，中國國民黨迅速佔領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中國共產黨由毛澤東發表《對日寇最後一戰》，將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據地一一連通。中國共產黨則接收經營多時的中小城市、鄉村地區，在蘇軍協助下，也收復一個省會城市張家口。八路軍、新四軍於敵後長期控制大量鐵路幹線，增加在西南正方對敵的之國民革命軍接收日佔區之困難。
1945年8月15日晨，同盟國由瑞士政府之通知，獲悉日本天皇已頒勅令，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項規定，宣告投降後，遂同時公佈日本無條件投降。[153]是日正午，日本昭和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終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
8月16日，日本大本營向全體陸海軍發佈命令，停止戰鬥行動。[154] 日本既已宣佈無條件投降，盟國遂委任麥克阿瑟將軍為遠東盟軍最高統帥，接受日本投降，並負責主持佔領日本本土，日投降代表團由首席代表河邊虎四郎參謀總長率領，於8月19日乘飛機至馬尼拉，簽訂投降條件。[155]國軍按照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所劃分之受降範圍，中國戰區受降範圍，應為中國（東北除外，歸蘇軍受降）包括台灣及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接受日本全面投降。[155]對此，岡村寧次表示絕對服從，朱德以中國解放區總司令名義致牒英、美、蘇駐華大使，聲言國民政府無法代表中國接受日、偽軍投降，唯有延安總部才有權代表參加受降工作，並稱蔣介石為「法西斯頭子獨夫民賊」、「挑撥內戰」[156]。接著，朱德致電岡村寧次要求日軍分別向華北、華東、華中、華南中共將領投降，最終遭到日軍拒絕，盟國則完全不予理會[157]。蘇軍總參謀長安東諾夫大將發表聲明：「八月十四日日皇所發表的投降聲明，僅僅是無條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給武裝部隊關於停止敵對行動的命令尚未布，而且日本軍隊還在繼續進行抵抗，因此，日本實際投降尚未發生。我們只有在日皇命令其軍隊停止敵對和放下武器，而且這個命令被實際執行的時候，才承認日本軍隊投降了。鑒於以上各點，遠東蘇軍將繼續對日攻勢作戰。」[158]
「急：南京日軍駐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將軍電：一、日軍政府已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三、軍事行動停止後，日軍可暫保有其武裝及裝備，保持現有態勢，並維持其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聽候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之命令。四、所有飛機及船艦應停留在現地點，但長江內之船艦應集中在宜昌、沙市。五、不得破壞任何設備及物資。六、以上各項命令之執行，該指揮官及所屬官員，均應負個人之責任，並迅速答覆為要。」[159]
8月17日下午5時32分，接獲岡村寧次之覆電如下[159]：
「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閣下：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賜電敬悉，今派今井副總參謀長，橋島參謀二人，率同隨員三人，準於本月十八日乘機飛至杭州等候尊命，再起飛玉山，敝處使用雙引擎發動機一架，並無特殊標識，並請咨照玉山飛機場派員接見，仰賴照料為感。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印」[160]
9月2日，日本向同盟國投降簽字儀式在日本東京灣美國戰列艦「密蘇里號」上舉行。[161]日本政府代表、外相重光葵和日本大本營代表梅津美治郎在投降書上簽字，中國代表徐永昌將軍參加儀式。9月8日，何總司令由芷江飛南京，9月9日上午9時，代表最高統帥，主持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162]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南京向中華民國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呈交投降書。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至此正式結束。按盟軍指令，中國戰場上的日軍必須立即向國民政府投降，但中共中央則不這麼認為，除熱河、察哈爾之張家口、山海關等6都市由蘇聯軍所佔據轉交給中共外，其餘重要都市多未進入和平狀態，戰事仍然持續[163]。
12月25日，美國國務院照會國民政府，希望中國能儘快派兵赴日參加佔領。後因國共內戰，中國最終未能派佔領軍進駐日本。
外部援助[編輯]
美國援華[編輯]
美國對中國的抗日戰爭進行過大量的援助。抗戰初期，美國奉行中立政策，對中日雙方都不提供武器，但可以提供原材料。因為日本工業基礎強於中國，此舉實際上有利於日本。初期的美國援助，包括2500萬美元的桐油貸款和2000萬美元的錫貸款。1940年汪精衛政權成立後，美國大幅度增加對華援助，同時援引「租借法案」，向中國提供武器。美國共向中國提供了超過8億美元的援助，是二戰期間中國最大的援助國。美國武器主要在遠征軍、駐印軍的滇西緬北戰場派上用場。
美國在外交上支持中國，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美國對日本提出抗議并力促中國和日本的和談。1941年，由於中日和議始終難於達成和日本入侵中南半島，美國對日本實行石油和鋼鐵禁運。斷絕了石油和鋼鐵來源的日本不得不冒險偷襲珍珠港，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
1941年，美國陸軍航空隊退役飛行員陳納德在美中兩國政府批准下，召集一批名義上退役的美籍飛官，為中華民國空軍組建一個美籍志願大隊（俗稱「飛虎隊」），以幫助中國抗戰；但飛虎隊整訓直到1942年才初步完成，因此在1941年日本零式艦上戰鬥機橫掃中國戰場時，中國曾經歷一段遭受日軍空襲卻無空中反擊能力的時期。
美國參戰後，承認志願隊員軍籍，並將原志願大隊擴編為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與中國空軍混合聯隊，在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防空情報電臺總臺首任少將總臺長陳一白指揮偵報日機情報電訊精確，擊落大量日機，令中國軍民士氣大增。14航空隊與獲得美援的中華民國空軍取回了中國戰場制空權，共擊落日機2,600架，支援中國抗戰。
1942年末，日軍佔領緬甸，為防止日軍入侵西南地區，國民政府炸斷惠通橋並沿江佈防，滇緬公路封閉。為保證中國物資供應，美軍開闢飛越喜馬拉雅山脈、橫斷山脈等高寒山區的駝峰航線，開始空前的大規模空運。在三年多，向中國空運超過70萬噸物資。駝峰航線的地理和氣候條件極端惡劣，在運輸過程中，損失近500架飛機，有1,579名美國飛行員遇難。1944年6月，美國飛機從成都多個機場出擊900多架次，轟炸日本本土。美國開闢中印空運之初﹐僅供給美國14航空隊之需要，直到1944年春季之後，方始運我作戰物資，至於美國對我國之援助，空軍方面而獲有數百架飛機及配件和油料，陸軍則獲得29個師輕裝備，其價值約為5億美元，若按美方援助盟邦之物資2,800億美元計算，或相等於裝備588個裝甲師或2,000步兵師，中國所佔者實在微乎其微。[164]
蘇聯[編輯]
1937年8月21日，蘇聯同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其第二條規定：「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協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以施行。」蘇聯先後與中國簽訂了三次貸款協議，總額為2.5億美元，實際到位1.7億美元。蘇聯允許中國使用這些貸款從蘇聯購買武器裝備，成為抗戰初期中國軍事裝備的主要來源。
1937年10月，第一批蘇聯航空部隊與500名蘇軍專家一同到達漢口空軍基地，他們開始向中國飛行員教授駕機技術。蘇聯在戰爭期間，協助培養了部分飛行員、領航員及地勤人員[165]。1937年12月1日，蘇聯航空志願隊首次參戰。1938年冬，第二批志願隊來華，其中有當時被授予蘇聯英雄的雷恰戈夫，先後在武漢和台北給予日軍重創[165]。
蘇聯繼1939年與納粹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之後，1941年4月13日蘇聯和日本簽定《蘇日中立條約》，背叛了1937年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日中立條約》宣稱「蘇聯政府和日本政府莊嚴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蘇日中立條約也違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簽訂的《中蘇協定》，該《協定》第四條規定：「兩締約國政府聲明，嗣後無論何方政府不訂立有損害對方締約國主權及利益之和約及協定。」。蘇日簽約後，史達林親往火車站送日本外相松岡洋右，並破例與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車送行。4月25日，蘇聯和日本政府代表在東京交換條約批准書，宣布《蘇日中立條約》正式生效。條約的有效期為5年。根據《蘇日中立條約》，蘇聯停止了對中國的援助。
然而日蘇雙方都把對方作為潛在的敵人。日本把幾十萬關東軍守在東北，準備大量化學武器一旦和蘇聯發生戰爭時用，直到今天，還有中國人因為地下化學武器泄露而傷亡。日本支持白俄反蘇，而蘇聯支持東北抗日聯軍的游擊活動。
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政府在中國政府不知情的情況之下，簽署了《雅爾達條約》，劃分了戰後在華利益。1945年4月5日，蘇聯在《蘇日中立條約》到期前單方面宣布《蘇日中立條約》失效。並於8月8日對日宣戰，佔領了中國東北全境、日本北方四島和朝鮮半島北部。蘇聯一個多星期的作戰，換取了中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
德國[編輯]
德國也是抗戰初期中國的重要援助國。德國顧問團在中國國民政府中服務。從1936年起，德國和中國簽訂了2.82億馬克的軍火銷售協議。希特勒曾經希望將中華民國拉入反對蘇聯的聯盟當中，並積極調停中日戰爭。但日本步步進逼，始終未能成功[166]。1938年，在日本的抗議下，德國召回軍事顧問，並中止同中國的軍火合同。但德國軍火在中國抗戰初期依然有重大影響。中德合作令國民政府軍裝備大大改進。戰爭初期，中華民國政府曾有數個德制師投入戰場，參與上海保衛戰等戰役。
英國[編輯]
英國在19世紀時在中國擁有龐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東亞已是鞭長莫及，而且要與北非和西歐的德軍作戰，英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援基本上只限於道義上的。對中國的幫助行動包括開通滇緬公路和為駝峰航線提供基地。
華人華僑[編輯]
林雲穀於1938年發表了小冊子《抗戰與華僑》，黃警頑（日偽佔領上海時期上海商務印書館職員）編寫了的《華僑對祖國的貢獻》，長達339頁，由上海棠棣社於1940年出版，這兩本書都詳細介紹了華人華僑在抗日戰爭中做出的貢獻。
戰後統計[編輯]
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在華日本軍人數最多時近200萬，協助日軍的中國「偽軍」最多時超過100萬（抗戰期間「偽軍」總人數約210萬）。據日本厚生省1964年調查後統計，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約為44萬人。（不包括印緬戰場上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和美英協同殲滅的約16萬日軍，及蘇軍在東北消滅的日軍。）
中國抗日戰爭中，中國國民政府軍兵力最高時達500萬人。中國國民政府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軍與日本軍共有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小型戰鬥38931次[167]。據中華民國國防部1946年統計，國軍作戰傷亡322萬7926人、病亡42萬2479人，總計損失365萬0465人[168]:243[1]。軍令部統計自七七事變以來陸軍陣亡131萬9958人、負傷176萬1135人、失蹤13萬0126人，空軍陣亡4321人、負傷347人，海軍艦艇全部損失，損失戰機2468架。[169]:36-37[1]。[170]日軍八年在中國戰場之傷亡，負傷131萬8670人[171]，陣亡177萬9774人[172]。[170]這一數字不包含同時期內未正式加入國軍的強拉壯丁的傷亡，也不包括在後方編訓時的非正常傷亡。[來源請求]根據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中共抗日部隊發展史略》一書中的《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游擊隊人員損失統計》，中共軍隊八年損失統計為：傷290,467人，亡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蹤87,208人，共計584,267人。
國軍各方高級將領常常虛報戰績，如據1943年7月中華民國駐英大使顧維鈞轉述，英國方面認為「我國抗戰公報多誇大不足信，尤以報告敵人傷亡數目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稱敵方傷亡三萬，超過不啻十餘倍云云。」[173]據何成濬日記記錄，薛岳在第三次長沙會戰後由於虛報戰績過於誇大，被同儕將領「笑斥」[174]。軍令部長徐永昌對國軍將領普遍虛報戰績的現象感慨：「由謊報一點看我國軍人無恥，可謂達於極點。」[175]日軍和中共軍隊一般會將內部報告和對外宣傳區別對待，內部報告較為真實，而國軍則內部報告亦不可靠。國軍的抗日戰績其實是經過注水而來的。[176]根據其日記所記錄，蔣中正對外宣報戰績時也常常將斃敵數目增加十倍而將己方傷亡縮減十倍[177]。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游擊隊，主要在日軍後方及日佔區進行游擊戰。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記載：八路軍、新四軍、華南遊擊隊共作戰125,165次，斃傷日軍52萬0463人、偽軍49萬0130人，俘虜日軍6213人、偽軍51萬2933人，日軍投誠746人、偽軍反正18萬3632人。繳獲長短槍68萬2831支、輕重機槍1萬1895挺、各種炮1,852門。[178]繳獲和摧毀的輜重統計為：擊毀飛機57架、坦克69輛、裝甲車164輛、火車頭301輛、汽車和摩托車6,080輛；繳獲汽車、摩托車347輛，馬30,448頭。[179][180]
中國平民則約有900萬死於戰火，另有800萬平民死於其他因素，9500萬人成為難民。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按1945年貨幣折算，約為6500億美元。抗戰八年，國民政府兵役部門實征壯丁總數為13922859人[181]。除了徵兵之外，還有更多的壯丁被國軍徵召去義務修築軍事工程，據蔣緯國書中記載：根據蔣緯國《抗日禦侮》一書記載：「抗戰八年，國民政府兵役部門徵兵近1400萬，至於游擊區、淪陷區、壯丁，則由戰區司令長官自己設法招募」。此外「凡屬軍事所需之工事、道路、機場，均由民工以義務勞動方式，參加土工作業。八年抗戰各戰區工事之構築，軍用道路之開闢，被炸橋樑之搶修，以及敵軍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壞，先後所發動之民工，當在10,000,000人以上。」[182]而據蔣夢麟回憶錄稱，有1,400萬壯丁被國軍拉夫後死於飢餓疾病。[183] 另外，中國抗日戰爭直接傷亡合計可能達2,062萬人，合可累計之戰爭直接傷殘人口，軍民傷亡至少3,480萬人；同時，還有估計認為，中國抗日戰爭直接傷亡合計可能達4,100萬人以上，合戰時失蹤被俘等人數，戰爭直接使中國人死亡、傷殘及失蹤共計超過4,500萬；中國人口總損失應在5,000萬人以上。[184]
戰爭罪行[編輯]
中國戰爭罪行[編輯]
由於中國是戰勝國，其戰爭罪行很少被提及。
日本戰爭罪行[編輯]
戰後審判[編輯]
國際審判[編輯]
戰後，盟國在東京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但由於日本跟美國的政治協商成功，所以只對東條英機為首的28名日本甲級戰犯宣判有罪，而對已經逮捕的其他數十名重要戰爭嫌疑犯陸續予以釋放[185]（當時日本天皇甚至不需要上庭作供或辯護）。對於裕仁天皇的處置，在1943年開羅會議上，西方代表曾有在戰後廢除天皇一設想，羅斯福對此咨詢蔣中正意見，蔣中正則表示「應讓日本人民自己決定」[186]。戰後美日同盟的形成，最終使裕仁逃過一劫。[187]。
中國審判[編輯]
中國戰區則在1945年10月3日，將陳公博由日本引渡回中國。12月在南京（南京軍事法庭）、上海、北平、漢口、廣州等十處成立戰爭罪犯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和漢奸進行審判，並判處各種刑期。日軍中將酒井隆，戰後由第十一戰區緝獲，押解戰犯軍事法庭證據確鑿判處極刑正法。
1947年4月26日，南京大屠殺主謀谷壽夫中將（華南派遣軍司令官）經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押赴雨花臺執行槍決。6月11日，松本潔（嘉山之虎）經戰犯法庭判處兩個死刑，立即核准執行。6月17日，日本戰犯米村春喜、下田次郎行刑[189]。
1948年1月28日，百人斬（南京大屠殺）之中的田中軍吉、野田岩、向井敏明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場執行槍決。國府成立戰犯法庭，由石美瑜任審判長。[190]12月22日，經過多方求證之後，松井石根因參與南京大屠殺，被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絞死。
1949年1月26日，原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上海被國府國防部軍事法庭宣布無罪，引起全國人民的激憤。[191]中國共産黨對此向南京國府提出強烈抗議，得到國內輿論的廣泛贊同。[192] 後國府代總統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但最終岡村寧次還是被國府釋放回日本。
1950年，蘇聯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移交武部六藏等日本戰犯969人、溥儀等偽滿戰犯約300人。這批日本戰犯和此前在國共內戰中俘獲的140名日本戰犯，分別被集中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和太原戰犯管理所集中關押改造。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1956年4月宣布，對在押的日本戰犯從寬處理。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開審判無一人被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同年，其他1017名被認為罪行較輕、表現較好的日本戰犯被免予起訴釋放回國。[193][194]1964年3月，在中國服刑的最後一批日本戰犯共3人被特赦釋放。
戰爭終止[編輯]
舊金山和會[編輯]
1951年，美國主導並邀請52個國家召開舊金山和會，中國因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權問題未參加此會。和會的結果是48個戰勝國與戰敗國日本於1951年9月8日簽訂的對日《舊金山和約》，但與會的越南、朝鮮、蒙古宣布不承認該條約。周恩來也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合法性[195]。
中日和約[編輯]
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政府在台北與日本單獨簽訂《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在中日《台北和約》及舊金山和約中，日本放棄台灣、澎湖群島、西沙群島及南沙群島之主權。[196]最早從美國政府內部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後，美國在冷戰期間希望國民政府放棄外島，意圖將台灣法律地位從中國內戰及主權中分離出去。[197]因此支持台灣獨立的學者據此認為因為條約沒有指明名歸屬任何特定國家，最後引起台灣獨立運動的產生（參見臺海現狀與台灣問題）。另外一派學者則認為條約是與中華民國簽定的，當然是歸還給中華民國政府，並且「約文第三條指出日本有關台澎包括在主權之內的財產、債務之處置對象為「在台灣及澎湖之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198]。有人認為[誰？]日本沒有指明特定歸還給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
1972年以前日本承認的中國政府是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的《中日和平條約》中，於第一條第二款宣布「出於對日本國民的寬厚和善意」，自動放棄了向日本索討「戰爭賠償」的「要求」，（但需要注意的是並非「權利」，法律學上權利比要求更為基本，所以說中國還是保留了對日戰爭索賠的權利）[來源請求]，但並不包含「民事損害賠償」。
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建交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放棄要求日本國家賠償的權利，但沒有放棄民間要求賠償的權利。取而代之[來源請求]的是日本以「作為鄰國互相協助」・「反省過去的過錯」等理由及為援助中國發展，承諾實施政府開發援助（ODA）作為最終解決戰後處理的方案。[來源請求]從1979年開始，日本在對華ODA貸款總額超過3萬億日圓[199]，2008年日本停止了對華ODA貸款項目。
領土變更[編輯]
與七七事變前相比，中國收回了被日本佔領的東北地區、甲午戰爭中割讓給日本的台灣、澎湖地區。蘇聯則以戰後不支持中國共產黨、不支持新疆獨立及出兵消滅東北日軍為條件，換取了中華民國承認外蒙古獨立，並佔領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但是由於蘇聯違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華民國依聯合國通過的「控蘇案」，由立法院於1953年2月24日廢止該條約，拒絕承認「蒙古獨立」。此外，蘇聯還在中國東北獲得了中東鐵路和旅順港的使用權，後歸還中國。
戰爭賠償[編輯]
戰爭反思[編輯]
戰爭影響[編輯]
意義[編輯]
抗日戰爭是自1842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全面勝利戰爭。
1938年7月13日，日本舉行五相會議決定：「為了使中華民國喪失抗戰能力，並推翻中國中央政府，應設法造成法幣的崩潰，取得中國在國外的外匯，由此在財政上使中國中央政府自行消滅。」因此透過滿州國中央銀行搜刮中國佔領區內黃金，共向日本輸出黃金29,247,524克，銀塊19,767,194克，大洋1億6958多萬，成為日本外匯換取戰略物資。日本在中國扶植政權，共設立「滿洲中央銀行」、「冀東銀行」、「察南銀行」、「蒙疆銀行」、「中國聯合準備銀行」、「華興商業銀行」、「中央聯合儲備銀行」等銀行，大量發行不足值的貨幣以套取國民政府法幣，再以法幣換取中國外匯輸給日本本國。並成立「登戶研究所」偽造法幣，共印製法幣40多億元（相當於中國抗日兩年軍費），造成中國戰後嚴重通膨與經濟外匯損失。
中國犧牲5000萬人(包括軍人與民眾)，拖住60-80萬日本陸軍，不能用來進攻亞洲和太平洋，使蘇聯避免東西兩線同時作戰之不利，[來源請求]減少美國在太平洋戰區之壓力， 使美國能大量派兵往歐洲，保證同盟國在西線勝利[來源請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很重要。[200]
中國平民約有900萬死於戰火，另有800萬平民死於其他因素，9500萬人成為難民。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按1945年貨幣折算，約為6500億美元。據蔣夢麟回憶錄稱有1400萬壯丁被國軍拉夫後死於饑餓疾病。[201]
抗戰八年，國民政府兵役部門實征壯丁總數1392萬2859人。[202]
影響[編輯]
中國時局方面[編輯]
經歷八年抗戰後，國共兩黨軍事實力對比大變，中國共產黨軍隊由戰前約9.2萬人[203]猛增至約127萬人[204]，另有268萬民兵[205]。「解放區」面積達104.8萬平方公里，擁有1.255億「解放區」人民[206]。國軍則由抗戰初期的170萬[207]增加到524萬陸軍[208]，海空軍另計。抗戰結束後，國軍改編150萬日、「偽」軍，中華民國軍隊控制中國大部分地區，大多數工業城市、鐵路和四分之三人民，在內戰初期武器裝備也優於中國共產黨軍隊。因此抗日戰爭對國共內戰結果有關鍵影響，對中國戰後影響深遠。抗戰結束，國共矛盾凸現，內戰爆發不可避免。[209]同時，中國抗日戰爭亦因為日軍消滅中國軍閥，使軍閥數量減少，促進中國統一。
日本方面[編輯]
陸軍總部確定計劃後，即下令各戢區、各方面軍、及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遵照實施，國軍遂依計劃空運、車運、水運及徒步各種方法，由各方面向各要點推進，日軍則於國軍到達後即遂次集中，並同時解除武裝。[210]
從1945年9月11日起，到10月中旬止，日軍大部業已集中繳械完畢，經過情形十分順利，祗有蘇北、山東及華北方面，因受阻礙及交通關係，致未能完全按照預定之日期完成，直到1946年2月初，這些地方始繳械完畢。[211]
當時受降之後，日軍及日僑共為2,039,974人，另外還有韓籍俘虜及韓僑與台胞10萬餘人，分別集中於中國大陸，及台灣、海南島越北各地，由塘沽、青島、連雲港、上海、廈門、汕頭、廣州、海口、三亞、海防、基隆、高雄等12個港口出港歸國。[212]並由美方使用85艘登陸艇、自由輪100艘，及部分日本船隻擔任輸送；此一遣俘工作，由1945年10月底開始，直到次年6月底始遣送完畢。[212]1947年1月7日，盟軍駐日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宣布：留中國各地約300萬日本僑民、日本戰俘已遺送完畢。[213]:8260
中華民國方面[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編輯]
研究[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和中國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觀點，研究多傾向於對中共軍隊的敵後戰場，對於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的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視而不見，由於中國大陸政治環境和學術環境，研究的價值與真實性值得商榷。隨著海峽兩岸關係的緩和與中共和中國大陸環境的改善，對國民黨抗戰歷史研究逐漸增多，真實。
中華民國對抗戰研究有戒嚴時期的一黨制的單一研究發展到戒嚴後及民主化呈現多樣性，同時受日治台灣時期的影響，對抗日戰爭觀點亦是多樣化的原因。
評價[編輯]
| 從民國26年到34年，為8年全面對日抗戰時期。影響抗戰陣營最大的因素是中共，共軍的主力用在敵後擴張基地，國民政府除全面抗日外，還要防止中共的擴張。戰爭初期，沿海各省及華北、華中、華南相繼撤守。民國30年珍珠港事變後，抗日戰爭變成同盟國對抗軸心國的戰爭，中國和盟邦並肩作戰，不僅中國戰場的情勢日趨穩定，而且派遣遠征軍支援緬甸戰場。8年抗戰使中國社會發生很大的變遷，民眾在抗日宣傳中獲得國家觀念，強化了民族主義，這種主義後來被中共用來對抗美國；民眾為逃避戰火，造成重大的人口移動，減少省際的隔閡，有助於社會的整合和政治的統一。但戰爭使各項產業蕭條，尤其田園荒蕪，生產減少，農村經濟衰退，造成許多退伍而不願歸田的人，成為政府和社會的負擔。 |
紀念[編輯]
- 北京建有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 南京建有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 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決定將9月3日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並於每年的9月3日舉行國家紀念活動。[214]
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宣傳[編輯]
1949年直到1980年代，中國大陸基本上未正面宣傳過國軍在抗戰中的表現，如1979年徐州師範大學歷史系編寫的教參《世界歷史大事紀年》和196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中學歷史教師手冊》中的中國抗戰年份大事表，自八一三事變後，唯一提到國軍行動的就是豫湘桂戰役，此外還有花園口決堤和封閉生活書店發動反共高潮之類，主要內容都是中共的活動和作戰。1980年代起開始宣傳國軍的作戰，如台兒庄戰役。在近年來大陸的歷史教科書中（如人教版，上海版，四川版等），描寫國軍正面戰場抗戰的篇幅已大幅增加，並且盡量避免提及國軍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給偽軍發軍餉，全面抗戰爆發四年後才對日宣戰之類的負面內容。相反台灣教科書幾乎對抗戰時共軍的作戰內容一字不提，有提及的在篇幅上也遠不及大陸教科書描寫國軍的內容，基本上未正面宣傳過共軍在抗戰中的表現。[215]
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大陸曾出品數部講述國軍正面戰場的電影，如《血戰台兒庄》、《鐵血之血戰南寧》、《崑崙戰役》和《我的團長我的團》等。相比之下，中華民國政府在遷台後，政府或業界幾乎未拍攝過正面描寫共產黨抗戰的電影。[來源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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