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元吉
出身豫章豐城（今屬江西）望族，在淨明道系譜中稱淨明嗣教、旌陽三傳。十二歲入西山玉隆萬壽宮，師事清逸堂朱尊師，又得朱師王月航之教；復得劉玉器重，元吉事之如父，事其夫人如母，即使遠遊，飲食必祝劉玉而後嘗。劉玉亡故，元吉為第三代旌陽公，掌教後於西山造玉真、隱真、洞真三壇傳授弟子。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黃元吉游京師，極得贊譽，「公卿大夫士多禮問之，莫不嘆異」。泰定元年（1324年），三十九代天師張嗣成向元廷推薦黃元吉。元廷賜號「淨明崇德弘道法師、教門高士」，為「玉隆萬壽宮焚修提點」。後住崇真萬壽宮，次年卒於京師。
黃元吉學際天人，修養工夫又達到“金液還丹”的高深境界，他以精深的學養透徹闡發道的全體大用，將內聖外王之學和千古口口相傳的返本還原之法融為一爐，宣洩於《道德經講義》之中。《樂育堂語錄》是記述黃元吉內丹心法最為詳盡的一部書，細細品讀，可以想見當時黃元吉因機設教、因人而異、循循善誘的動人情景。
《道德經講義》注本特點是：每章首揭常道，次述丹道；首言世法，次言丹法。道學精微，文理密察。本末兼賅，體用咸宜。尤以其融儒入道，而能鑿空無痕；因道弘儒，而能渾全一體。明道修德，可端天下之風尚；養心養氣，足正成世之人心。本人道以明仙道，字字金科玉律；體聖學以闡玄學，言言口訣心傳。深入淺出，親切平實。以之為用，可以明心見性，可以入聖登真，可以明哲處世，可以治國平天下。可藏可守，仕隱咸宜。衡情而論，確為《道德經》解本中不朽名著。無論道家儒家，皆可奉為無上聖經，視作修聖修仙之不二法門也。
1910年4月，湖南發生饑民搶米風潮，官府派兵鎮壓，長沙全市罷工。湖南革命黨人焦達峰給湖北革命黨人黃申薌的書信約定，湖北、湖南同時起義。黃申薌收信後，立即與自己信得過的黃元吉、查光佛、吳王佐、湯行健、丁仁傑、江炳靈等人密謀，打算成立臨時軍政部，以便起義時統一調度指揮。後因搶米風潮平息，焦達峰停止了攻打長沙的行動。武昌新軍準備起義的消息也傳播開來，清政府大肆逮捕革命同志，黃申薌、湯行健等人逃到上海教堂避難，湖北的起義也被迫取消。黃元吉因為身份尚未暴露，仍然留在軍中伺機行動。
湖北新軍中有兩大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分別積極在軍隊中發展。兩團體的領導人常以人數眾多而自炫，甚至彼此歧視，給革命運動帶來諸多不便。黃元吉、陳孝芬、劉復基等認為兩組織雖分屬兩派，實為一體，政治目的一致，如合則力量聚而大，分則力量散而小，於是他們積極奔走於兩派之間，使得兩團體同意推舉代表，相互協商。1911年5月11日，在武昌分水嶺七號孫武住處開會，協商未獲結果。會後，黃元吉等人在兩組織間做了大量的說服工作，講明比力量、爭權力不利於協商、不利於革命的道理。6月，在黃元吉等人的極力撮合下，於武昌長湖堤龔霞初家中舉行第二次協商會議，達成“萬不可互爭黨員”的協議。9月14日，在武昌雄楚樓十號劉公家召開第三次聯合會議，實現了文學社、共進會的聯合，決定以蔣翊武為總指揮，管軍令；孫武為軍務部長，管軍政；劉公為總理， 管民事。兩團體的聯合，為武昌首義的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11年10月9日，黃元吉、鄧炳三、楊玉如、馬驥雲等20餘人密議當晚9時起義，決定以壇角工程隊舉火為號，以營中原有白三角巾捆左手為暗記。隨後，黃元吉直趨武昌小朝街82號，與蔣翊武、劉復基、彭楚藩、蔡大輔、徐達明、王華國等會晤，然後到千家街楊洪勝處告以消息；再找到測繪學堂方興、第三十一標趙又云、陳獻斌等，叮囑他們做好起義準備。不料，湖廣總督瑞澄突然調來巡防營、警察隊、消防營、守衛隊、巡警教練隊，分佈各街巷，以10人為一班，盡力巡查，異常嚴密。這一夜不僅沒有集合的機會，各革命機關也同時被破壞，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被捕就義。壇角工程隊雖然點了火，卻沒有人響應。
10月10日上午九時，黃元吉從後山到胭脂巷附近，遇到胡祖舜，相互之間不敢說話。胡見黃的神情后，尾隨黃到一偏僻處。經商議，黃元吉到第三十一標一營通知趙又云及各同志，並囑咐趙通知測繪學堂的方興等，然後黃出城到南湖與陳子龍等接洽，告訴陳當天下午吹下操號時發動起義。當時盛傳孫中山派了幾千革命黨人到武漢，槍支、子彈、炸彈很多，瑞澄聽後非常害怕，下令全城戒嚴，命令各軍營士兵不准相互走動，不准接待客人。原定當天吹下操號時起義，但因當日各種號都沒吹，只好改為第三十一標舉火為起義暗號。商議妥後，黃元吉四處通知革命同志，讓他們為起義作好準備。
晚上8點多鐘，工程營督隊官阮榮發被熊秉坤擊斃，各標營聽到槍聲都紛紛響應，一時武昌城內槍聲大作。黃元吉帶隊響應，率趙又云、陳獻斌、江光國、程英侯、劉少廷等200餘人攻打楚望台。佔領楚望台後，派馬明熙等人出中和門迎接南湖砲隊入城。黃元吉又同蔡濟民、熊秉坤、吳醒漢及各位同志集合第二十九標、工程營、第三十一標、第四十一標等部隊進攻督署；同時，命令砲兵到蛇山嚮督署射擊。因為天太黑，砲彈總不能命中，衝鋒數次，仍攻不下督署。見此情況，黃元吉帶領幾名士兵將督署附近的六也茶館點燃作為目標，督署才被攻占。瑞澄、張彪等人在輜重八營的掩護下，從督署後牆穿洞逃上軍艦。不久，黃元吉帶人到督署，裡面的人都逃光了。這時，天已大亮，黃元吉等人聚集在諮議局，扶助黎元洪為湖北軍政府都督，把諮議局改為軍政府，一面招湯化龍到軍政府議事，以維持秩序，一面派兵守住藩庫、官錢局、善後局、度支公所等處。午後一點左右，第三十1911年10月11日晨，經過一夜激戰，革命軍佔領了湖廣總督署標管帶率200多清兵向督署反撲，督署裡的人紛紛逃跑，亂作一團。黃元吉指揮士兵奮起還擊，打退敵人。下午，黃元吉隨黎元洪到左旗，召集各標營士兵訓話。由於當時非常混亂，各城門都無人防守，黃元吉奉命佈置了各標營的守城任務。10月14日，經黃元吉等人再三勸說，曉以大義，黎元洪等剪去辮子，表示與清廷勢不兩立。黎元洪委派黃元吉為軍政府參謀，後代理第三協統領。
10月15日，清廷派蔭昌率二鎮陸軍及薩鎮冰統領海軍楚有、楚謙、楚豫、楚太、建安、建威等艦，水陸兩路夾擊起義軍，陽夏戰爭爆發。為了先發製人，起義軍準備先進攻漢口劉家廟的清軍，再向北進攻，阻止清軍南下。10月16日，黎元洪在閱馬場誓師，登台祭告天地，懸賞緝拿瑞澄、張彪等人。黃元吉奉命率領敢死隊連夜渡江，拂曉開始攻打劉家廟的清軍。10月17日，起義軍向三道橋發起進攻。當日，蔭昌的先頭部隊約一標人到達灄口附近，等待後續部隊。下午2時許，清軍攻勢加強，起義軍的陣地眼看就要丟失，黃元吉率敢死隊拼命從敵右側進攻，打退敵人，並與敵人在劉家廟、丹水池一帶展開了拉鋸戰。10月18日，熊秉坤所在的一協、謝元愷所在的一標渡河增援，於下午1時許將劉家廟、丹水池完全佔領，殲敵500餘人，殘敵向灄口潰逃。
10月19日，起義軍與清軍在灄口、三道橋一帶的七里河對攻。下午，起義軍的砲彈擊中清軍運兵車頭，同時，灄口一帶的草房也被擊中起火，清軍大亂。3時許，起義軍攻過灄口及戴家山一帶，清軍向孝感潰退。黃元吉等人力主乘勝追擊，或在灄口、戴家山一帶設防。臨時指揮官何錫藩不聽，且退兵到劉家廟、造紙廠一帶。隨後，何以生病為由不再擔任臨時指揮官。黎元洪不顧眾人反對，委任張景良為臨時總指揮。張景良原為張彪部下統帶，心懷異圖。張到任後，消極怠工，不發作戰命令。而敵人卻爭分奪秒在灄口、戴家山一帶布防，在三道橋口架設機槍，盡力死守待援。
10月25日，黃元吉等奉命率敢死隊佔領灄口、戴家山一帶，拂曉向三道橋搜索前進，第二標統帶謝元愷率部向戴家山一帶涉水前進，並同時向清軍發起進攻。因為清軍在三道橋口架設了機槍，所以沖鋒數次都攻不下來，雙方在三道橋的七里河一帶相峙。10月27日，馮國璋、段祺瑞率清廷援軍分三路向起義軍進攻，起義軍因為臨時總指揮張景良錯誤指揮，損失慘重，相繼潰退到諶家磯、大智門一帶。10月31日，漢口完全失守。馮國璋縱火焚燒漢口3天，燒毀數千民宅。雖然清軍在戰爭中暫時佔了優勢，但已完全喪失了人心，人們爭相支援起義軍，各省紛紛宣布獨立，加上袁世凱不斷給清廷施壓，12月2日早上8時，清廷宣布停戰，並派代表南下議和。
議和成功後，孫武個人權力慾望惡性膨脹，自認為在湖北革命軍中資深且富於智謀，卻沒有得到重用。他鄙視舊日革命同志，並於1912年1月在上海召集一批失意軍官如張振武、孫發緒、藍天蔚、王正廷、朱瑞、石星川、夏占奎等組成民社，以黎元洪作為民社的後盾，並在武昌成立以“擁黎（元洪）反孫（中山）”為目的的民社分社，命令黃元吉把統領職務交給夏占奎。於是，黃元吉與孫武產生了矛盾。2月27日，黃申薌、向海潛等策動“倒孫事件”（即武昌二次革命），黃元吉、李基鴻等人積極參與。此前，孫武聽到風聲，已經避到漢口。後經調解，孫武發出退職宣言。
1913年，北京稽勳局敘首義之功，黃元吉名列甲種。之後，1915年“討袁”及1917年“護法”，黃都挺身而出。1927年，革命轉入低潮，他仍率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從事農運工作，一度被捕入獄。1938年，武漢失守，他深感難以自保，遂組織地方武裝，參加抗日游擊隊。1941年3月，黃元吉當選為應城縣抗日民主參議會議長和鄂豫邊區參議員。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軍隊進駐湖區，黃為地方安全努力調停。1949年2月，黃元吉被國民黨軍隊槍殺。生前撰有《革命烈士傳》、《祝炳奎傳》、《吳王佐傳》及《湯行健事 略》等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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