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編輯]
陸軍一級上將 閻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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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1949年6月13日-1950年3月10日 | |
前任 | 何應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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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任 | 陳誠 |
任期 1949年6月12日-1950年1月30日 | |
前任 | 何應欽 |
繼任 | 顧祝同代理 正任:俞大維 |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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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 男 |
出生 | 1883年10月8日 大清山西省五臺縣 |
逝世 | 1960年7月22日(76歲) 中華民國臺灣省臺北市[註 1] |
籍貫 | 山西省五臺縣 |
國籍 | 大清帝國(1883-1911) 中華民國(1912-1927) 中華民國(1927-) |
政黨 | 中國國民黨 |
專業 | 軍人 |
軍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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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 | 中華民國陸軍 |
服役時間 | 1927年-1960年 |
軍銜 | 一級上將 |
獲獎 | 青天白日勳章 |
學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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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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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錫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字百川、伯川,山西省五臺縣人,清末舉人,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將軍府同武上將軍,國軍(及其前身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北洋軍閥晉系領袖。曾任行政院院長、國防部部長及總統府資政等職務。
早年經歷[編輯]
身世[編輯]
辛亥革命[編輯]
1901年入山西武備學堂,1904年赴日本留學,入東京振武學校。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9年自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返國,出任山西陸軍小學教官、監督。不久應清朝行省鄉試,中舉人。任山西陸軍第二標教官,後任標統。武昌起義發生後,當時的山西巡撫陸鍾琦很早已經意識到山西新軍不穩定不可靠,為防意外,他一方面從外面調配巡防營駐紮省城維護秩序,另一方面將駐守省城的新軍調往外地。陸鍾琦給出的開拔時限為10月28日。當天下午,新軍中具有新思想的軍官黃國梁、閻錫山、張瑜、溫壽泉、喬煦、南桂馨等集會決定利用開拔命令領取武器彈藥,當天夜裡突然發難,駐紮太原城外的新軍第八十五標第三營管帶姚以價率先從南門攻城,駐守在城內的第八十六標標統閻錫山迅即響應。僅一夜功夫,太原全城就被起義軍佔領,山西巡撫陸鍾琦、協統譚振德被擊斃,滿城亦降。稍後,山西全省各州縣仿照省城相繼光復。辛亥革命成功後,閻錫山任山西都督,按新軍起義的順序,山西省是全國的第五個宣布獨立的省份。[1]
中年經歷[編輯]
北洋時代[編輯]
袁世凱洪憲稱帝時,閻表示積極支持,因此獲封一等侯。之後閻亦繼續支持北洋政府。1917年護法運動期間,奉段祺瑞令帶兵赴湖南作戰。因晉商富甲天下,山西省於清末與民國初年為中國富庶省份;作為1910年代至1920年代地方領導人,閻錫山因此成爲中國重要人物之一。[2]
農業政策[編輯]
1917年開始,閻錫山重拳出擊,推出「六政三事」(「六政」:水利、種樹、蠶桑、禁煙、斷辮、天足;「三事」:種棉、造林、牲畜)來發展農業。梁漱溟在1922年到山西考察村政建設時,也曾在山西國民師範發表了一篇誇獎山西農村建設成績的演講:「現在全國各地都亂到極點,個人自由的權力,全被剝奪無遺。……如廣西、廣東、湖南、四川、陝西……,哪處不是民不聊生!……山西這方面,無論如何,我們總是可以讚美地方政府有一種維持治安的功勞。」
兵工業[編輯]
閻錫山對山西工業特別是軍火業的發展也不遺餘力。他所設立的太原兵工廠和山西火藥廠,曾與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漢陽兵工廠和瀋陽兵工廠並列。生產的彈藥不僅能滿足自己軍隊的需求,也成為他拉攏和要挾其他軍閥勢力的重要工具。由於彈藥充足,閻錫山曾下令官兵在打靶時,一律用實彈。這種氣派,在全國軍隊中絕無僅有。
北伐革命時期[編輯]
1927年1月,蔣介石提請任命閻錫山為國民革命軍北路總司令。[4]6月,閻錫山通電擁護三民主義,除五色旗,改懸青天白日紅旗,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司令,對張作霖作戰。1929年,任陸海空軍副總司令。1930年元旦,獲國民政府頒授一等寶鼎勳章。
中原大戰時期[編輯]
北伐結束之後,閻錫山與蔣介石就「國軍編遣事件」意見相左。1930年2月,閻錫山通電以禮讓為國,要蔣下野出國。[5]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團軍將領57人,通電擁閻為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為副總司令,出兵討蔣,引發中原大戰。7月,國民黨反蔣各派在北平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部擴大會議」,決定另組「國民政府」,閻任「國民政府」主席。9月,奉系領袖張學良通電支持蔣介石,並派兵攻入山海關關內,隨即掌握北平。馮、閻大敗。9月,閻錫山通電下野。[6]10月15日,閻錫山宣布下野,12月赴大連,研究哲學。
1931年8月5日閻錫山乘飛機潛回大同。一個月之後九一八事變爆發,蔣介石為了抗日和昔日反對勢力和解。1931年12月,在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閻錫山的中央執行委員被恢復。次年2月20日被任命為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利用全面抗戰前的幾年和平時期大力發展經濟,同時積極「防共保鄉」。
抗日時期[編輯]
1936年日軍進入與山西相鄰的綏遠,閻錫山政策也改為聯共抗日,與共產黨薄一波、徐向前等人合作[7]。9月成立「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自任會長。11月命令晉綏軍傅作義、趙承綬等部對依日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偽軍進行反擊。11月16日,蔣介石從洛陽致電閻:「應即令傅作義主席向百靈廟積極佔領,對商都亦可相機進取,對外交決無顧慮,不必猶豫,以弟之意,非於此時乘機佔領百靈廟與商都,則綏遠不能安定也。」[8]在百靈廟戰役中獲勝。
晚年經歷[編輯]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編輯]
1945年8月下旬,時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的閻錫山,以其第十九軍軍長史澤波率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國民革命軍第六十一軍一部共1.7萬人進攻晉西南。共軍集中太行、太岳、冀南3個戰區的主力及地方武裝共3.1萬人,發起上黨戰役。至10月12日,共軍取得完全勝利,共殲國軍3.5萬人,其中生俘3.1萬人,繳獲山炮24門,機槍2000餘挺,各種槍1.6萬餘支,國民革命軍第七集團軍副總司令彭毓斌陣亡,第十九軍軍長史澤波被俘。
1946年1月,國共雙方達成停戰協議。是年6月,隨著國共內戰全面爆發,閻錫山部在山西各地進攻解放軍。但先後遭到賀龍、聶榮臻、陳賡、王震、徐向前等解放軍部隊打擊,最後閻錫山部只掌控著太原及大同兩座孤城。1948年12月29日,閻錫山晤蔣介石、李宗仁、張群。[9]:8762下午出席立法院招待會,並發表演說,稱「共產主義為診斷錯誤之醫術,而共產黨為診斷錯誤之醫生」。[9]:8762
1949年1月1日,閻錫山乘專機返太原。[9]:87662月17日,閻錫山到溪口同蔣介石「談其今後黨、政、軍等改造的意見」[10]。隨著國軍在戰場上失利,在接到時任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的邀請電後,閻錫山於3月29日乘機飛往南京。4月24日,共軍攻克太原,山西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及特種警憲指揮處特務40餘人自殺,從而結束閻錫山在山西的38年統治。
南京失守後,中華民國政府南遷廣州。1949年5月31日,出任行政院長。[11]6月2日,國防部由廣州遷往重慶。閻錫山在廣州就任行政院長併兼任國防部長。9月29日,立法院發生倒閻錫山風波,在台北監察委員王冠吾等電閻錫山,請閻打消辭職意圖。[9]:902011月,閻錫山求蔣介石指示,一日數電。[12]11月14日,閻錫山在重慶向蔣介石提議進行土地改革,遭到陳立夫憤怒回應「共產黨還沒到,你就想趕在他們前面迫害地主嗎?」[13]
台灣時期[編輯]
11月20日,李宗仁以養病為由,宣佈中樞軍政交由閻錫山負責。12月8日閻錫山自成都飛到臺灣,編查「太原五百完人」名單,宣傳以梁化之為首的「太原五百完人」事跡,並短暫代理中華民國政府在台軍政。1950年3月,蔣介石於臺灣續任中華民國總統「復行視事」,閻錫山隨即自行辭職,並被聘為總統府資政。
閻錫山定居陽明山,過著「十年隱居,十年著作」的生活,期間共有近五十名忠心部屬也跟著遷入,打理閻錫山住居生活。1960年,閻錫山病逝臺北,葬於陽明山。閻病逝後,人員逐漸散去,但故居與墓園仍由張日明、井國治等老侍衛整理、維護,數十年如一日。閻錫山故居與閻錫山墓園分別在2004年10月7日與2010年3月16日,被臺北市政府公告為市定古蹟,但仍由閻錫山侍衛打理。
同僚[編輯]
哲學理念[編輯]
閻錫山創立了自稱為「中的哲學」哲學思想。他認為不偏不奇、情理兼顧,不過不及是為中,事之恰好處是為中;人事得中則成,失中則毀;承認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對消,達到適中,以求生存;認為事理有母理與子理之別,母理是不變的,子理服從母理,人事以生為最高母理;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15]
用人理念[編輯]
閻錫山在《日記》中不憚其煩地多次總結他的用人經驗。他很欣賞曾國藩說的「用人以外無經濟(經國濟民)」的話,認為「得人事舉,失人事敗」,「有幹部即有政權」,「沒有人的困難比沒錢的困難還大」;同時,他感到用人是一件很難的事,多次說過「知人難,用人尤難」,認為「用人如御馬,御之善可以行遠,御之不善反能覆身」。「用人處事,不慎之於始,必悔之於終」。他憂慮的是自己「智不足以知人,勇不足以勝人,仁不足以感人」。
和民國時代的許多權勢人物一樣,閻錫山用人,亦存在很濃重的鄉土、親族特色,對親戚十分照顧。他夫人徐竹青的叔叔徐一清,當了山西財政司司長兼大漢銀行經理,掌握山西財權。還有個遠親,靠閻錫山的關係進了山西省糧食局任職。有人向閻批評「此人根本不懂糧食」。閻哼了一聲說:「那他會吃糧食麼?會吃就行。」
軍國主義[編輯]
留學日本的閻錫山受軍國主義影響很深,並在山西省內積極宣傳,並撰寫有所《軍國主義談》一書,1915年7月中旬印製成冊,分發全省各機關學校閱覽,廣泛流傳。全書採用問答體、共13問,約2萬餘字。主要有軍國與強國、戰勝之術、武德教育、軍人地位、軍心作用等觀點。[16]
經濟理念[編輯]
閻錫山曾說:「各取所需是聖人制度。各取所值是賢人制度。勞資合一是常人制度。私產生息是盜賊制度。常人多只好行常人制度,賢人多可行賢人制度,聖人多始可行聖人制度。」[17]這句話顯然包含閻錫山對共產主義、資本主義中經濟制度的理解。
教育理念[編輯]
民國的義務教育,則始自閻錫山治下的山西,正如教育家陶行知所言,「山西是中國義務教育策源地」。那樣一個內憂外患,曾被蔣南翔呼作「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的年代,閻錫山卻在山西為學齡兒童們造了幾十萬張課桌,使山西學齡兒童受義務教育比例長期保持在70%的高度,同時閻氏能夠將「受教育」與「當兵」、「納稅」並列,稱之為「國民之三大義務」,放在《告諭人民八條》的首條,要求山西民眾全體遵守,實屬不易。 [18]
名譽[編輯]
1930年的美國《時代》記述:「作為山西省的『模範督軍』,閻實際上聳立在一個獨立王國之中——處於各軍閥的包圍之中。儘管目前晉西南地區還存在糧食短缺,但閻為1100萬人帶來了繁榮,在中國,他們最富裕,因而使他顯得出類拔萃。閻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鴉片,甚至也不是金錢,而是優質的道路、紡織、防禦部隊、維持秩序的警察,發展優良的牛、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為他的鄉親直接帶來好處的事物。」[19][20]
家人[編輯]
閻氏趣聞[編輯]
對聯[編輯]
抗戰前夕,閻錫山到江蘇無錫遊覽。有人撰一上聯,登在上海《大公報》上,徵求下聯。上聯是:閻錫山,過無錫,登錫山,錫山無錫。此聯奇巧,很長時間無人能對出下聯,幾乎成了絕對。直至1942年,《大公報》記者范長江來到天長縣新四軍駐地採訪。他猛然想起數年前《大公報》上的征聯,頓生靈感,隨口對道:范長江,到天長,望長江,長江天長。該下聯中,同樣以人名、地名入聯,與上聯相對,十分工整,可謂天衣無縫。
「人肉換豬肉」[編輯]
閻錫山近親,一是自己的閻家,二是他的娘舅曲家,但這兩家人都是搞經濟的,除閻錫山之外,沒有從政的,也可以說沒有從軍的(閻的族孫閻樹梅短期參軍,1939年逝世)。因為閻、曲兩家都是由經商發家,家族的傳統認為從事經濟工作既實惠又少風險。閻錫山的表兄曲清齋的兒子憲治要到日本留學學軍事,徵求閻錫山的意見,閻說:「咱家的子弟,怎麼能拿上人肉換豬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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