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編輯]
汪兆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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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期 1940年3月20日－1944年11月10日 | |
| 繼任 | 陳公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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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期 1932年1月29日－1935年12月15日 | |
| 前任 | 孫科 |
| 繼任 | 蔣中正 |
| 任期 1925年7月1日－1926年3月23日 | |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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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83年5月6日 大清廣東三水 |
| 逝世 | 1944年11月10日（61歲） 大日本帝國名古屋 |
| 安葬地點 | 梅花山（後被炸毀） |
| 國籍 |  大清帝國(1883-1911) 中華民國(1912-1921) 中華民國(1921-1940).svg){kind=small} 中華民國（汪兆銘政權）(1940-1944) |
| 政黨 |  中國國民黨 |
| 配偶 | 陳璧君 |
| 親屬 | 父親汪琡 |
| 母校 | 日本法政大學 |
| 職業 | 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武漢國民政府主席、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汪兆銘政權）主席兼行政院院長 |
汪兆銘（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別號精衛（亦為其筆名），歷史多沿用其號，稱其「汪精衛」，中國近代政治人物，祖籍浙江山陰（今紹興縣），生於廣東三水（現屬佛山市），清末秀才、公費留學生，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青年時曾經參與革命組織中國同盟會，1910年，因謀刺清朝攝政王載灃失敗，被捕下獄問死。後在肅親王善耆斡旋下，改判終身監禁；翌年辛亥革命成功後獲釋。早年擔任孫文的秘書、文膽，歷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行政院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中國國民黨副總裁等。直到中日戰爭初期，仍是蔣中正主要政敵之一。同時也是詩人、文學家。
家庭背景[編輯]
- 曾祖父汪炌（1756-1832），嘉慶、道光年間幕游皖、湘、贛、粵各省，先後做過湖南巡撫阿林保、湖南按察使傅鼐及兩淮鹽運使曾燠的幕僚，為山陰汪氏游幕廣東之始。
- 祖父汪雲（1786-1844）汪炌長子，道光二年（1822）鄉試舉人，1835年選授浙江遂昌縣訓導，並執教於妙高書院。
- 父親汪琡，（1824-1897）汪雲第四子，字玉叔,號省齋。先後在茂名、陸豐等地為幕僚。
生平[編輯]
幼年[編輯]
留學[編輯]
銜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
孤飛終不倦，羞逐海浪浮。
詫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
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
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汪兆銘，1910年於獄中
孤飛終不倦，羞逐海浪浮。
詫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
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
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汪兆銘，1910年於獄中
1905年7月，參加廣東人留學生組織「興中會」，加入參與同盟會，被選為評議部部長，成為孫文助手。曾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編輯，開始使用《山海經》中的「精衛」為筆名。1906年，以兩百多學生中第二名成績畢業。
歸國行刺[編輯]
1910年，為了回擊梁啟超等保皇改良派譏諷同盟會領袖是「遠距離革命家」，挽回民眾對革命黨的信心，汪精衛、喻培倫、黃復生等謀刺清攝政王載灃，行前《致南洋同志書》中說：「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3月31日，在北京後海北岸的一座橋（銀錠橋或者後來被拆的甘水橋，無定論）埋設炸彈欲謀刺清朝攝政王載灃時被人發現，事洩被捕，獄中賦詩，慷慨激昂，一時為人傳誦。由於肅親王善耆在審理中，對汪精衛之人品才學產生敬重，外加清廷擔心如殺汪，可能會導致革命黨更加暴力，經過善耆對攝政王的斡旋下，改判終身監禁。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之後，清廷大赦政治犯，汪、黃被釋放。
中華民國成立初期[編輯]
二次革命[編輯]
1913年「二次革命」開始後，被孫文急召回國。返國討袁並參與護法。革命失敗後，亡命法國，入法國里昂大學攻讀社會學，其間拒絕了袁世凱對他回國任高級顧問的邀請。另，節錄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八五〉…當民國元年，……，汪氏與吳氏都流亡在巴黎，……，曾經有一次，吳氏手裡捧著一頂軍帽，很嚴肅地獻給汪氏，他說：「你戴上吧！今後要革命，要救國，要實現主張，要貫徹主義，一定要依靠武力，我希望你成為一個軍事家，來領導同志。你如能挺身以當大任，我第一個就願意向你磕頭。」當時汪氏表示他對軍事沒有興趣，……
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後，回國參加「護法運動」。汪兆銘年少時期相貌英俊，被普遍公認為是美男子。1918年徐志摩在日記中寫道：「前天乘著湖專車到斜橋，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經農、莎菲的先生（老師）Ellery，叔永介紹了汪兆銘。1918年在南京船裡曾經見過他一面，他真是個美男子，可愛！適之（胡適）說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愛他，他是男子……他也愛他」[1]
1925年2月，孫文臨終前預立三份遺囑，分別是《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聯遺書》，前兩份由孫文口授，汪兆銘筆錄。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成立，汪兆銘在加拉罕、鮑羅廷的支持下，被選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繼續執行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11月23日中國國民黨右派戴季陶、林森等召開「西山會議」，反對汪兆銘左傾。
1926年1月4日至19日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議決繼續執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後，由於蔣介石成功迫使國際共產黨讓步替換了和汪精衛親密反對北伐的蘇聯駐廣州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Kissarka, ，1893年12月13日－1938年8月1日)、等人的職務，3月22日在汪公館開政治會議，汪精衛等面對的是蘇聯人已經決定讓步的現實。 決議「汪主席患病，應予暫時休假。」，汪兆銘以治療糖尿病，離開廣州，前往法國馬賽。[2]由蔣出任國民黨中央軍委主席和國民黨中央常委主席，並接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位，開始國民革命軍北伐。
因蔣逐漸與中國國民黨左派與中國共產黨分歧，力邀汪精衛歸國主持武漢國民政府，故1927年2月汪乘火車回國，途經蘇聯與史達林會面。3月10日，於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缺席，但仍獲選為國民政府主席。4月1日乘船抵達上海；4月5日和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4月6日返回武漢，就任武漢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反對蔣中正的清共建議，堅持容共。4月12日，南京的蔣中正與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國民黨元老，由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件」，下令清除共產黨。汪兆銘發表講話，痛斥蔣中正的武力清黨行為，也認為兩黨之間在長時間中，目標一致，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蔣中正在南京成立一個新的國民政府，是為寧漢分裂。
1927年6月5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派人送《五月緊急指示》給中共中央，要其「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由各界工農代表取而代之」，也給汪兆銘看過。本來想拉攏他，然則引起汪的嚴重不滿，逐開始提防中共。7月13日，中共公開發表宣言退出國民黨。7月15日，汪兆銘召開緊急會議，通過《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的共產黨員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停止職務。8月1日共產黨發動南昌起義。8月8日，汪兆銘的武漢政府開始逮捕處死共產黨人，實行武力分共。8月14日蔣中正下野，武漢政府於8月19日宣布遷都南京，汪兆銘亦於9月初親抵南京，發表了《中國國民黨特別委員會宣言》，宣告國民黨「統一」完成。寧漢正式復合，中國共產黨則將國民黨的團結稱為「寧漢合流」。
1927年9月爆發寧漢戰爭，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掌握寧方取勝，汪兆銘下野。10月，汪兆銘到廣東否定南京政府。11月，蔣中正回到上海，邀汪兆銘北上。11月17日，發生廣州張黃事變。11月，汪兆銘在廣東成立政府。[3]12月，國民政府發出討伐廣東令。[3]
1930年8月7日，中原大戰期間，在北京召開「中國國民黨黨部擴大會議」。
由於張學良東北軍挺蔣中正而造成反蔣陣營失敗，1931年1月1日，汪兆銘在天津宣佈下野。2月，蔣中正軟禁胡漢民。5月，國民會議在南京集會，通過訓政時期約法。[5]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5]5月27日，胡漢民派在粵成立「軍政府」。[5]又和汪精衛派、孫科派、西山會議派和兩廣軍人陳濟棠、李宗仁等在廣州成立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與南京國民政府對峙，形成寧粵分裂。粵、桂、胡、汪聯合反叛。[5]9月初，廣州政府開始北伐，然而幾天後九一八事變爆發，粵、寧合流，合組以孫科為首的政府，蔣中正下野，汪兆銘在野。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之際，孫科辭職，汪兆銘出任行政院長。汪在抗戰初期抗日態度堅決，遷都洛陽，積極備戰。然而由於指揮不動蔣中正人馬，遂委請蔣中正出山指揮軍隊，自己主政。7月17日，日軍進攻熱河，汪對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再命張學良出兵抵抗。8月6日，汪公開致電張，宣稱「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願辭去行政院長職務來勸告張同時下野。[6]:356汪、張互訐，結果汪宣佈辭職，10月前往歐洲。[7]:113
1933年，由於民眾的呼聲，蔣中正請汪回國主持抗日戰爭。汪要求張學良先辭職，蔣中正說服張學良去歐洲考察，3月汪回國復職。此後汪兆銘主張對日和平交涉，得到蔣中正的支持。5月31日，何應欽與日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天津塘沽舉行會談，共同簽訂了《塘沽協定》，引發當世對汪兆銘與何應欽等認為這是個賣國協定的譴責。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表示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汪兆銘認為有談判的空間。但由於國民黨主戰派的反對，汪兆銘於8月8日表示辭職，後在蔣中正的強力挽留下復職。11月1日國民黨的四屆六中全會上，汪精衛遇刺，被軍人、鐵血鋤奸團團員孫鳳鳴擊中三槍，造成重傷，被救後前往歐洲療養。後來執行對日妥協政策的外交部常務次長唐有壬又遭暗殺，國民黨內部的對日和解派開始凋零，對日強硬派成為主流。
抗戰時期[編輯]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汪兆銘任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地位僅次於蔣中正。
另，節錄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八五＞…有一天，汪氏在重慶上清寺的官邸宴客，…….吳稚暉，趨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無限悲戚，無限激動地對汪氏說：「救救中國吧！懸崖勒馬，能救中國的也只有你了，怎樣去結束這不利的戰事，你有你對黨國的責任，不應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這樣袖手旁觀下去！」汪氏為吳氏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弄得錯愕不知所措，於是也只好離座對跪，彼此握手欷歔。闔座看到這情形，沒有一個不為這悲涼的場面所感動，有人甚至於隨著泣下沾襟。……
此後的汪兆銘主張對日本親善，主張「和平運動」，主要的論點為：
- （一）中國不可能打贏這場戰爭，在徹底失敗之前以談判實現和平將更為有利；
- （二）他曾和蔣中正有過談判經驗，因此認為蔣是不可信任的人；
- （三）他關心日佔區人民的利益，認為日佔區需要照料；
- （四）根據汪兆銘的助手周佛海說，如果蔣贏得了這場戰爭，那麼汪和日本的協定自然被取消，如果蔣不能獲勝，那麼協定還可以限制日本的行為[8]。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宣佈了一項包含了六原則的所謂的「亞洲新秩序」聲明：
- （1）東亞的永久和平；
- （2）善鄰友好和國際正義；
- （3）聯合防共；
- （4）經濟合作；
- （5）創建新文化；
- （6）世界和平。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表示以下幾個條件的基礎上和一個新的中國政權調整中日關係：
12月29日汪兆銘發出《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和電報（29日電報代碼為「艷」字），是為「艷電」，電文稱：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尊重中國之主權」，能使中國「完成其獨立」，以「互相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三原則，「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這樣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然而由於近衛內閣數天後（1939年1月4日）突然辭職，以及雲南軍閥龍雲並未如約支持汪兆銘，和平運動失敗。
心宇將滅萬事休，天涯無處不怨尤。
縱有先輩嘗炎涼，諒無後人續春秋。
縱有先輩嘗炎涼，諒無後人續春秋。
——《自嘲》，汪兆銘
1944年於病榻
1944年於病榻
1939年1月1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臨時會議一致決議，開除汪兆銘的國民黨黨籍和一切公職。3月，汪兆銘和他身邊的重要幹部，在河內多次遭到刺殺，日本派人將汪營救，5月8日汪抵上海。
1940年3月30日在金陵組建日本[10]扶持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汪兆銘政權，取消華北的王克敏和長江下游的梁鴻志政權。3月26日，汪出任代理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中央政治委員會最高國防會議主席。蔣介石嚴正駁斥，明令通緝。
1943年汪兆銘曾經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名義，參與由日本主導的大東亞會議。年底，汪兆銘的健康惡化，1944年3月赴日治療。11月10日病逝於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今名古屋大學）醫院。11月23日遵其遺願，歸葬國民黨總理孫文之側，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身後[編輯]死因[編輯]
汪兆銘雖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說法：一說10年前汪兆銘被鐵血鋤奸團成員刺殺受傷，子彈深陷體內，無法取出，鉛毒逐漸擴散，終至藥石罔效；不過張學良之調查則指出，當時所使用之子彈為鋼彈而非鉛彈。日本作家上阪冬子訪問汪氏子女後寫的書支持病死之說。一說是其妻陳璧君誤信中醫才造成汪兆銘病死。另一說則是汪兆銘遭日本軍下毒謀殺，但被汪兆銘長女汪文惺、女婿何文傑斷然否認[11]；何文傑表示汪精衛患的是「多發性脊骨瘤腫」[12]。
遺書[編輯]
＜最後之心情＞兆銘
兆銘來日療醫，已逾八月。連日發熱甚劇，六二之齡，或有不測。念銘一生隨國父奔走革命，不遑寧處。晚年目睹巨變，自謂操危慮深。今國事演變不可知；東亞局勢亦難逆睹，口授此文，並由冰如（謹按：汪夫人陳璧君字）謄正，交××妥爲保存，於國事適當時間，或至銘歿後二十年發表。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日 兆銘
兆銘於民國二十七年離渝，迄今六載。當時國際情形，今已大變。我由孤立無援而與英美結爲同一陣線，中國前途，忽有一線曙光。此兆銘數年來所切望而慮其不能實現者。回憶民國二十七年時，歐戰局勢，一蹶千里，遠東成日本獨霸之局，各國袖手，以陳舊飛機助我者唯一蘇俄。推求其故，無非欲我苦撐糜爛到底，外以解其東方日本之威脅；陰以弱我國本。爲蘇計，實計之得！爲中國計，詎能供人犧牲至此，而不自圖保存保全之道？捨忍痛言和莫若！
然自西安事變以還，日本侵逼，有加無已，一般輿論，對日已成一片戰聲。渝府焦心積慮，亦惟以不變應萬變，以謀國府基礎之安全。兆銘之脫渝主和，與虎謀皮，必須截然與渝相反，始能獲得日人之稍加考慮。又必須本黨之中，各方面皆有一二代表人物，而後日人始信吾人有謀和可能，而爲淪陷區中人民獲得若干生存條件之保障。即將來戰事敉平，兆銘等負責將陷區交還政府，亦當勝於日人直接卵翼之組織或維持會之倫。兆銘行險僥倖，或不爲一時一地之國人所諒，然當時之念國際演變，已至千鈞一髮局面，此時不自謀，將來必有更艱險更不忍見內外夾攻之局勢發生，馴至雖欲自爲之謀而不可得。兆銘既負國事責任，不在妄冀其不可能而輕棄其或有可能之途徑。年來昭告國人者曰：「說老實話，負責任」。說老實話：則今日中國由於寇入愈深，經濟瀕破産，仍爲國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戰事蔓延，生民煎熬痛苦，亦瀕於無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強，徒可勵民氣於一時，不能救戰事擴大未來慘痛之遭遇。如儘早能作結束，我或能苟全於世界變局之外。多樹與國，暫謀小康，只要國人認識現狀，風氣改變，凡事實求是，切忌虛矯，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國，三五十年，吾國仍有翻身之一日也。負責任：則兆銘自民國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長，十餘年來，固未嘗不以跳火坑自矢。個人與同志屢遭誣衊，有壬（唐）、仲鳴（曾）、次高（沈）被戕者數數。今春東來就醫，即因民廿四之一彈，個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國之情形，固猶勝於戊戌瓜分之局，亦仍勝於袁氏二十一條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時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銘即死，亦何所憾！
國父於民國六年歐戰之際，著中國存亡問題，以爲中國未來，當於中日美三國之聯盟求出路。蓋以日人偏狹而重意氣，然國父革命，實有賴於當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國鈞者能有遠大眼光，知兩國輔車相依之利，對我國之建設加以諒解，東亞前途，尚有可爲。美國對中國夙無領土野心，七十年來，中國人民對之向無積憤，可引以爲經濟開發振興實業之大助。今日兆銘遙瞻局勢，東亞戰爭，日本必敗，其敗亦即敗於美之海空兩權。日本如能早日覺悟及此，以中國爲日美謀和之橋樑，歸還中國東北四省之領土主權，則中國當能爲之勉籌化干戈爲玉帛之良圖，國父之遠大主張，便能一旦實現。
今兆銘六年以來，僅能與日人談國父之大亞洲主義，尚不能談民初國父之主張，即因日本軍人氣焰高張，而不知亡國斷種之可於俄頃者也。
兆銘竊有慮者，中國目前因中美之聯合，固可站穩，然戰至最後，日軍人橫決之思想，必使我國土糜爛，廬舍盡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戰爭之局面，絲毫無補實際。日本則敗降之辱，勢不能忍，則其極右勢力與極左勢力勢必相激盪而傾於反美之一念，則三十年後遠東局勢，仍大有可慮者也。
兆銘於民主政治夙具熱忱，民十九擴大會議之後，曾通過憲法，當時張季鸞先生曾草文論之，言政局失敗而憲法成功。余曾告冰如，此爲雪中送炭。又憶南華日報在香港創立時，欲對民權主義多作鼓吹，而苦無註冊之保證金，賴當時英國閣揆麥唐弩氏遠電當局云：「汪先生夙倡民主，可免其報繳費」，心常感之。四年前國府(按指汪政權，以下同)還都，不過苦撐局面，爲對日交涉計萬不得已而爲之，故仍遙戴林主席。銘屍其位而遍邀南北一時地望與民國以來時局之推移有關係者參與其事，民主之基，庶幾有豸。然年來以對日主張，不無遭英美不明實情者之猜忌。東亞戰爭爆發後兩年，日本已遭不利，陷區更痛苦彌深，而國府突對外宣戰，豈不貽笑外邦？不知強弱懸殊之國，萬無同盟可能；有之，則強以我爲餌。而悍然行者，實政府在淪陷區內，假以與日本爭主權爭物資之一種權宜手段，對英美實無一兵一矢之加。惟對解除不平等條約與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勢利導者，率得行之，此實銘引爲快慰之事。上海租界自太平軍與曾李相持時，已爲藏垢納污之區，八十年來，以條約束縛，政府苦難措手，今日不惟日本，即英法亦宣言交還，大戰之後，租界終入國府範圍，固不當因日本之成敗而變易也。
對日交涉，銘嘗稱之爲與虎謀皮，然仍以爲不能不忍痛交涉者，厥有兩方面可得而述：其一、國府目前所在之地區爲淪陷區，其所代表者爲淪陷區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對象爲淪陷區中鐵蹄蹂躪之敵人。銘交涉有得，無傷於渝方之規復；交涉無成，仍可延緩敵人之進攻。故三十年有句云：「不望爲釜望爲薪」者，實爲此意，所以不惜艱危，欲乘其一罅者。其二，民國二十一年淞滬協定時，銘始與對日之役，其後兩任行政院，深知日方對華並無整個政策，而我之對日，仍有全國立場。日本自維新以後，號稱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軍人有帷幄上奏之權。自清末兩次得利，固已睥睨於一時。民初對我大肆橫迫，至華府會議，始解其厄，固已礙於英美之集體壓迫，早欲乘釁而動矣。
九一八初起當時，粵方派陳友仁渡日與幣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寧方同志，寄望於國聯，斥爲賣國。及淞滬長城諸役衄敗後，累次交涉，見日本政出多門，而軍人勢力膨脹，海陸之傾軋，議會制度之破産，軍閥野心之無已境，其前途如失韁野馬，彼國之有識者早引爲隱憂。兆銘離渝與之言和，因已知其交涉之對象，爲日本政府無力控制之軍人；爲淪陷區當地之駐軍；爲仰軍人鼻息之外交使節；爲跋扈日張之校、佐、特務，而非其國內一二明大體識大勢之重臣。然以銘在國府之關係，與乙巳以來追隨國父四十年之地位，對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用以爲謀我滅我之資，亦不得不以之爲交涉對象，而尊重其地位，其情形或差勝於南北舊官僚(按指維新、臨時兩政權)，兆銘即可於此時覘其國而窺其向。況彼政出多門，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對彼元老重臣，銘固未嘗不以東亞大局危機爲憂，以國父「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之言爲戒。即彼跋扈自大，無可理喻者，亦必就我各級機關於盡情交涉中，使得稍戢其兇焰，以待其敝。
又日軍閥氣焰雖盛，進退時見逡巡，海陸軍之交誹，時或露真相於我。然其表現上之尊重天皇與服從命令，仍數十年來並無二致。是目無東京而仍有東京；目無中國而仍不能將中國人之地位完全抹煞。彼樞府既以和平及新政策標榜，駐屯軍亦不能故違，只能拖延圖利。是以國府交涉之對象，非其謀國之臣，而爲重利之酋，銘仍不至於一著全輸而無以自立。即我或無法延拖改變其初衷，在淪陷範圍，彼既承認我政府爲盟邦，爲復興東亞之夥伴，即不能全不顧我民生需要與政府體制，仍可爲民生留一線之機，此實國難嚴重非常時期不得已之手段，此兆銘爲國之切謀一己犧牲之拙策，屢爲二三同志言之者。
蓋中國爲弱國，無蹙地千里而可以日形強大之理。蔣爲軍人，守土有責，無高唱議和之理，其他利抗戰之局而坐大觀成敗者，亦必於蔣言和之後，造爲謠諑，以促使國府之解組混亂，國將不國。非銘脫離渝方，不能無礙於渝局；非深入淪陷區，無以保存其因戰爭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區，則必外與日人交涉，而內與舊軍閥政客及敵人卵翼下之各政權交涉。即國府過去打倒者如吳××(按指吳佩孚)，所斥如安福餘孽×××輩，以及日人特殊之鷹犬，東北亡國十餘年之叛將，銘亦必儘量假以詞色，以期對日交涉之無梗。銘蓋自毀其人格，置四十年來爲國事奮鬥之曆史於不顧，亦以此爲曆史所未有之非常時期，計非出此險局危策，不足以延國脈於一線。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國土重光，輯撫流亡，艱難餘生，有識者亦必以兆銘之腐心爲可哀，尚暇責銘自謀之不當乎？
是以銘之主張，其基本之見解：爲日本必不能亡中國。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棄對國府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機。而中國局面之收拾，則誠爲不易，戰後大難，更有甚於戰爭之破壞，必有待於日軍之和平撤退而後，政府陸續規復，始得保存元氣。民國二十六年廬山會議時，銘已懷此隱憂，時至今日，而此種跡象，蓋益顯著。苟國人能稍抑其虛憍自滿之心，實事求是，日本能憬然於侵略之無所得，戰局之逆轉，化戾氣爲祥和，亦爲一念，端在局勢之最後如何發展耳。
民國三十一年，日本改造社長山本秀實入京，事後語人雲：「汪先生無情報」，蓋其時日方之敗局未顯，而戰事已見膠著。山本嘗周行南洋緬甸各佔領區，故作此危語也。然山本此語，余實得聞之。銘離渝六載，在東亞戰事爆發以前，期直接交涉之順利，除公開電報外，未嘗與渝方通訊。於日本以外其他國家，雖有互派使節者，未嘗以之爲交涉對象。蓋以日本軍人氣量狹隘，又多疑忌，國府所居地位爲變局，其目的爲專辦對日本一國之交涉，乃至日駐軍之下一地方之交涉，實不必多事捭闔，啓彼機心。然銘等之真心主張，及交涉之曲折，殊未隱瞞，各國使領亦有進言於我者。銘雖赤手空拳，在此東南諸省範圍內，凡能爲國家自主留一線氣脈者，亦無不毅然不顧一切之阻礙主張之，竟行之！蓋以此爲我內政範圍，外人不應干涉。
今於此亦可爲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爲恢復黨之組織與國父遺教之公開講授；一爲中央軍校之校訓，以及銘屢次在軍校及中央幹部學校之演講；一爲教科書決不奴化，課內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誦讀。凡銘之講詞以及口號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復興中華，保衛東亞」，乃清末同盟會「驅除韃虜，復興中華」之餘音。「同生共死」，爲事變前某文中之成句。至於條約交涉各端，更可謂殫心竭慮，實已盡其檢討對策之能事。且戰爭結束，日軍議和撤退，此項條約，終成廢紙，固無礙於國家之復興。
目前所疚心者，東北與內蒙問題，迄未得合理之解決方策耳。然關於東北內蒙，本月與小磯言，同意有改變之餘地。如銘不幸病歿抱憾以終者，未能生見九一八事件之起因東北之收復耳。然在九一八以前，東北地方政府與日本懸案，積有百餘件，懸而未決，地方中央，互相諉責，大禍終啓。今銘在寧六年，明知日方將敗，而仍繼續以之爲對象磋商者，則以國事雖有轉機，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時，爲事變十三年來惟一有憬悟與誠意收拾時局之一時期。中國如謀振奮自強而又一切求之主動者，理當爭取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俾其從容退兵，收其實利，一隙之乘，肇端於此。回憶三年前山本之言，蓋亦謂燭見機先，不可以爲敵方之新聞界人士而忽視其意也。
華北五省局面，殊形複雜，一年來稍有變動，尚未受中央(按指汪政權)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鬆，我當緊力準備，俾將來國土完整，無意外變化發生。銘於十三年前奉國父命先入北京，其後擴大會議偕公博入晉，前年赴東北，頗知北方形勢，應得已於政府及黨關係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應推公博以代主席名義常駐華北，而以京滬地區交佛海負責。在一年內實現重點駐軍計畫，俾渝方將來得作接防準備，此意當由冰如商公博以銘名義向中政會提出。
中國自乙未革命失敗，迄今五十年，抗戰軍興，亦已七載，不論國家前途演變如何，我同志當知黨必統一國不可分之主張，不可逞私煽動分裂。其在軍人天職，抗戰爲生存，求和尤應有國家觀念，不得擁兵自重，騎牆觀變。對於日本，將來亦當使其明瞭中國抵抗，出於被侵略自衛，並無征服者之心。對於渝方，當使其瞭解和運發生、演化至今，亦不失其自信及自重。將來戰後兩國能否有自動提攜，互利互賴，仍有賴於日本民族之澈底覺悟，及我政府對日之寬大政策。兆銘最後之主張及最後之心情，期與吾黨各同志及全國同胞爲共同之認識與共勉者也。
墓地[編輯]
日本投降後，1946年1月21日國民革命軍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奉命將汪墳炸毀；打開棺木時，見汪兆銘的屍體上覆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禮服，頭戴禮帽。由於使用過防腐劑，屍體尚未腐爛。汪屍被送往清涼山火葬場火化。1994年，原汪墓所在的梅花山頂放置一座汪兆銘跪像[13]，因被遊客吐痰便溺污穢不堪，於1997年被移走。另外2004年11月8日上午在紹興市市區挖出一個汪兆銘跪像[14]，上刻有「汪逆精衛」四字。
節錄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八六＞…褚民誼在蘇獄中說過幾句話：「早有人處心積慮，想把一隻臭馬桶套在汪先生頭上。這次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既經動了手，就決不會輕易放過了。」…
身後評價[編輯]
汪兆銘一生前段部分，年少時滿腔熱血，以排滿主義為己志[15]。在革命屢敗、同志人心動搖之際，一直擔任參謀工作的汪兆銘卻自告奮勇投入第一線，自殺式的行刺攝政王載灃，失敗後一度問死。身為革命元勛卻又在革命成功後，主動遠離權力核心攜陳璧君赴法讀書。後因革命需要數度回國主持大局，最終在政治鬥爭中失敗，被官方定位為漢奸。
孫文逝世後，西山會議派試圖在國民黨內除去共產黨的勢力，後來蔣中正動用武力清黨，欲徹底剷除中共黨人，汪兆銘卻堅持孫中山聯俄容共和平路線，造成寧漢分裂。《五月指示》後，共產黨宣布退出國民政府；兩天後，主張以和平方式遣散共產黨人；又一天後，將國民黨內共產黨黨員停職，矛盾升溫。八月南昌起義後，汪兆銘完全轉變態度，決定清共。
中日戰爭期間，汪兆銘接受日本扶植成立「汪兆銘政權」。中國勝利後，國民政府與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不遺餘力地在政治、教育各方面加以批判，被中國人普遍視為漢奸。時至今日，汪兆銘就等於漢奸的印象尚深植人心。另一方面，在汪兆銘投奔日本的事實背後，其動機與實際努力是否和賣國求榮的漢奸一致，仍待後世檢討。
正面評價[編輯]
汪兆銘在辛亥革命之初，作為革命元勛，能夠比較堅定奉行孫文意旨，堅持推翻滿清政府。並且能以文學輔佐孫文，此為諸家所公認者。
另外，頗具爭議、身在日本的網路寫手林思雲在《真實的汪精衛》[16]一文中，就替汪兆銘鳴冤。首先，文中高度讚揚汪的人格，認為他有嚴肅的生活作風，在國民黨任高層時「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官中，都是鮮有人能夠做到的」。其次，汪的行動都比較能貫徹孫中山的思想。例如，汪在1927年提議中央軍事委員會不設主席，由7人集體領導；同年在未得悉五月密令之前，依然力排眾議貫徹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再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汪屬於第一批抗日主戰派，欲邊作戰邊爭取與日本談判籌碼，惜苦無軍權；後以雜牌軍力戰不果，於1933年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簽訂塘沽協定。這種屈服原因，並不如蔣介石在抗戰前，一般為了確保既得利益；事實上，汪的權力只有聲望而沒有軍事基礎，他背上污名對他的政治仕途非常不利。後來，汪在被行刺、受重傷後，仍然繼續宣傳和平救國理念，期間也與日本主和派接觸並談判講和條件。在一片對日抗爭聲中，林認為「這條主和的路比主張抗戰的路，艱難得多。」此點在汪兆銘離開重慶時給蔣留書中，「今後兄為其易，而弟為其難。」一語可見端倪。
再者，林的另一篇文章《怎樣看待汪精衛政府》中亦認為，汪兆銘在1940年同意出掌日本成立的汪兆銘政權一事，乃為了取得保障中國人民力量的必要措施，是謂「曲線救國」。汪政權成立後，日本人承認這個政權，也給予相對權利。事實上，江澤民少年時期，就是在汪政權下，入讀免費的汪政權的中央大學。另外，汪精衛在二戰期間，站在日本一方，而蔣中正則站在美國一方，那麼戰後無論同盟國還是軸心國勝利，中國其實都是戰勝國，亦即免除了戰敗國割地賠款損失。只是這項觀點是否汪的原意，需要汪的中期文件，方可印證。
汪兆銘政權承認了滿洲國，但也以和平交涉方式，逐一取消各國在中國的租界，例如1943年3月與日本簽約收回蘇州、杭州、天津等八市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國租界，8月收回上海英租界，十月宣布廢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條約》等。
在文學方面，汪精衛頗能文墨，是南社成員，在晚清至民國的中國傳統詩歌創作中，有重要影響，作品在南京政權時代結集為《雙照樓詩詞稿》出版。其作品也會於中國大陸大學文學史教材中出現。[17]
美國史丹福大學歷史教授、中日戰爭史專家約翰·亨特博伊爾在《中日戰爭時期通敵內幕》一書中稱：汪政府和法國維希政府相似，「當他們認為軸心國會取得勝利時，他們設法為自己的國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較為有利的地位。當戰爭勝利誰屬已經沒有把握的時候，他採取哄騙、拖延的辦法來避開日本的勒索，並且多少為自己的管轄區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樣。」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走投無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對汪政權的勢力重視起來，「汪就越來越有可能為同胞爭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敵軍進攻。在享有中國物產和資源方面同日本人競爭。在汪看來，簽訂一些協定和條約，都是一種競爭的方法。一旦戰爭結束，假如同盟國獲勝，反正這些條約也不過是一堆廢紙而已。」「汪出走時留函給蔣說：從此以後他要挑起較重的擔子，讓蔣挑較輕的。究竟這封信有沒有感動過蔣則很難說，但是汪在此後六年的餘生裏，的確是挑起了很重的擔子，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18]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說一句公道話，汪兆銘當了漢奸，卻沒有做積極破壞抗戰的勾當。他投敵後，向與其淵源最深的將領，也未嘗作片紙隻字招降，如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和第五戰區內第十一集團軍司令黃琪翔。大義所在，汪氏也知道自我抑制。[19]
中國文學網刊登稱頌汪精衛的《女娃賦》（炎帝么女名為女娃，精衛為女娃化身）：「南粵有佳人，緲緲宛東家之子，飄飄盈凌雲之氣。獨筆擎天，負子長之不羈； 微木滄海，破元干之萬里。國難赴吳宮燕市；功成泛西湖輕舟。心臨彭澤，不逐野馬之塵；義系文正，難棄天下之憂。自古文人俠客，至重後名；聶荌捨命，骨肉留聲。所謂易為者正，難為者銘；姬鞅五車，袁煥沽清。卿本通史，寧授子孺之謬；國安何求，萬民非我誰救？可憐薪釜兼為，身名俱滅；猶問青山綠水，能經幾度春秋？」[20]
負面評價[編輯]
汪兆銘及其南京國民政府積極配合日本在華侵略活動。對此，著名作家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斥其為「汪逆」，並在第56章時，評論道：「他的投降，即使無礙於抗戰，也足以教全世界懷疑中國人，輕看中國人。……（他）比敵人還更可恨」。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後曾於1946年炸毀位於南京梅花山的汪墓，取出汪精衛遺體重新火化並使用鼓風機吹散其骨灰，戰後政府及民眾對其憎惡可見一斑[24]。
汪兆銘多次遊說日本政府，但是汪兆銘政府沒有得到多大自主權。汪政府也毫無權力影響日軍在華軍事行動，如此一來汪兆銘提倡的政治結構毫無號召力。即便在汪政府主持下的東南半壁，亦有日軍於1942年之浙贛戰役中發動細菌戰，散播霍亂、傷寒、腺鼠疫及痢疾病原體，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其和平建國運動終未實現。
妻子辯護[編輯]
在汪兆銘死後，其妻陳璧君在法庭上為汪的責任與行為辯護：
「日寇侵略，中央政府領導無力護民，國土淪喪，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於鐵蹄下，這是蔣中正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有那一吋國土是汪先生賣去日寇的？
反而重慶統治下的地區，汪先生從未向一將一兵招降。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佔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險，忍辱負重，在敵前為國民生存謀福祉，每天生活在敵人槍口下，這有什麼國可賣？
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與日本人往還。收回淪陷區，如今完璧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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